杨志文

　　中国哲学是内省的智慧，它最重视的不是确立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而是致力于成就一种与外部世界相统一的人格。这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重要区别。这一人格追求的核心是“道”与“德”。“道”是世界所从之而来和从之而去的普遍规律，“德”则是由此而产生的责任感和行动意志。“道德实同而名异”，二者是统一的。中国哲学的这一重要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

　　这种“作人”的实践首先是从“家”开始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很强的家族观念，家是“作人”的基础和根本，核心是“孝”。孔子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讲：“仁之实，事亲是也。”《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可见“孝”是一切德行的基础。

　　学与思是“作人”的重要途径。不仅要“学而时习之”， 更要思虑反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的“三省吾身”，孟子的“反求诸己”，荀子的“日参省乎己”，朱熹的“日省其身”，《大学》的“三纲八目”，不仅为德行养成和人格完善提供了目标与方向，更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路径。

　　“尚志”是“作人”的精神支柱，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巨大力量，需要精诚、坚忍、顽强一以贯之。孔子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尽心章句上》记载，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礼记》中说：“官先事，士先志。”王夫之说：“志于道而以道正其志，则志有所持也。”“志” 是一种情感与理性相统一的精神力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贯穿其中的核心就是“志”。吕坤《应务》中指出：“义所当为，力所能为，心欲有为，而亲友挽得回，妻孥劝得止，只是无志。”这个“志”就是力，即力量；就是骨，即傲骨。

　　“作人”之大者为国为民。“学而优则仕”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上为国桢干，下为民父母”，既是实现报国理想的门径，也是检验才华抱负和人格追求的实践，还是“孝”道内涵由家庭向社会国家的延伸。这就要求每一位为官者不仅要“孝”，树立良好家风，还必须要“忠”， 把家与国统一起来，为官清正，忠于职守，公正执法，廉洁奉公；同时，要以身作则，与时俱进，以自身高尚的道德风范教化社会，维护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在全社会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更重要的是要“亲民”，要深入到百姓中间，体察民情，关注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和柴米油盐。现实的人生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集中表现为现实的痛苦和对未来的忧虑，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责任与使命的思考，从而使中华民族拥有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智慧，这便是忧患意识。忧患意识的核心是居安思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物极必反，月满则亏，水盈则溢，这就使我们在顺境时能保持一份清醒和冷静，在艰难困苦或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态度，相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张瑞玑先生作为饱学之士，加之天资聪慧，中国传统文化已深深刻印其血脉之中，影响其一生。张瑞玑先生毕生坚守和践行自己“作人”的根本，在“作人”中做事，在做事中“作人”。少孝悌、勤学思、性耿介、有才华、重情义、有傲骨、怀家国、多忧患、重实学、兴实业、鉴西学、看世界、顺潮流、敢担当、守道义、知进退；为官有政声，做人守道德，做事称明决，为民多竭虑，人格之高尚，当为楷模！

　　张瑞玑先生在艺术上造诣很深，可从其艺术作品中印证其“作人”。艺术作为德性化人格的表现，是其人格特征在艺术作品中的投射。中国哲学认为，最广义的艺术就是最广义的哲学，这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特征。“画以立意”“乐以象德”“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这是中国哲学在中国艺术中的具体表现。艺术作为德性化的人格，首先要求的就是诚实。不诚实、不说真话，如何表现德性化的人格？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中国哲学要求的“修辞立其诚”，在艺术作品中的表现就是要讲真话。只有讲真话的作品才能表现出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和良好的社会效果；而说假话虽能行于一时，但从长远看则对国家和社会有害。同时，说真话可以看到你高尚的人格，反之亦可看到你低下的人品和虚伪。“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且“不可隐匿”。李贽《焚书》中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只能是那种有话要说，不得不说，“宁使见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之名山，投之水火”的人。张瑞玑先生的诗词文章不正是如此吗！ 洪平君的《张瑞玑传》不正是如此吗！

　　张瑞玑先生善画，尤喜画墨梅，而且是“愈怪愈媚妩”，这是其人格象征的又一表现。元朝画家王冕亦喜画墨梅，有诗曰：“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张瑞玑先生亦有“不是案头无胭脂，让与他人画牡丹”“一枝寒梅拟平生”。中国画虽然也有画牡丹和芍药者，但更普遍的题材是梅兰竹菊，已成为中国艺术的象征，更是中国人理想人格的象征。

　　三

　　张瑞玑先生所处的清末民初，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苦难深重的年代。中国该向何处去？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无数志士仁人苦苦求索。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各个党派、各种思想、各种势力、各类人士，演出了一幕幕生动的活剧。他们每个人既受制于传统，又改变传统并参与创造新的传统；既受制于时代，又改变时代并通过参与形成新的时代。也就是说，他们既是历史的编剧者，又是舞台的演员。

　　《张瑞玑传》拼接复原了张瑞玑先生如何从一个维护封建统治的传统知识分子，到以宰官加入同盟会，接受民主共和， 最后喊出“非大革命不可”的民主革命家的思想演进过程；同时也揭示了其在风云激荡的时代潮流中内心的徘徊和挣扎，展示了其在舞台上的剧作和扮演的角色，活灵活现，直观具体。

　　宋人吴缜指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为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这充分说明著史应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洪平君的《张瑞玑传》做到了。

　　叙述、理解和解释是历史学的三个重要元素。《张瑞玑传》的一大亮点，就是在理解和解释上采取了以诗证史、以诗明史的方法，从张瑞玑先生的大量诗文中窥探其心理轨迹和思想脉络，读之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张瑞玑传》并没有穷尽张瑞玑先生的所有史料，而且永远也不可能穷尽，这就是历史书写的无奈和遗憾。但是，现在这部厚重而真实的《张瑞玑传》，配得上洪平君三十多年所付出的艰辛！张瑞玑先生只活了短短五十六岁，他若地下有知，当为有洪平君这样一个后辈同乡知音而含笑九泉！

　　历史的脚步已经远去，但总有一些伟岸的身影永远不朽，张瑞玑先生便是如此！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