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日报 -A3 文体大观-
A3文体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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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丑奇荒”激起民变

  

高平
  清光绪三年(1877)至光绪四年,山西省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其范围之广、人口之多,都是空前的,史称“丁丑奇荒”。雁同地区也未能幸免,同样笼罩在严重灾荒的恐怖中。
  据史载,这年:“大同大旱人相食。朔州大旱,饿死盈途。”(《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
  左云“秋大旱,人相食,道路饥殍盈途。”(《左云县志》)
  “灵丘旱。米价昂贵”。(《灵丘县补志》)
  浑源“夏旱秋欠收,粟腾贵。”(《浑源州续志》)
  “浑源夏秋水灾”。(《山西省近四百年自然灾害各县统计》)
  怀仁“夏旱秋霜,五谷不登,怀地山村较甚,斗粟市钱千余,人食草食树皮,死亡甚众。”(《怀仁县新志》)
  光绪三年山西春麦欠收。“自春徂秋未得透雨,禾苗枯槁,杂粮亦复黄萎。……怀仁、山阴、应州、朔州、右玉、平鲁等八十二厅州县乏食”。(光绪本《山西通志》卷82)
  山西各厅州县秋禾被旱、被雹、被霜成灾,各处收成欠薄……成灾九分之山阴县鸳鸯会等八村,怀仁县北家堡等三村;成灾八分之山阴县下兰家窑等十三村,朔州旦子山等二百七十二村,右玉县宋官屯等一百九十一村,平鲁县大野等九十七村;成灾七分之怀仁县乾庄等二十七村,应州大营等二十六村,山阴县贺窑等四村,右玉县八里庄等一百八十八村,平鲁县六百户等三十七村;成灾六分之怀仁县南家堡等五村,右玉县马营河等三十四村,朔州兴文等一百九十一村;成灾五分余并五分之山阴县西沙咀等五村。(光绪本《山西通志》卷82)
  山西持续大旱特旱,全省成灾者八十余厅州县。山西自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三年(1877)已连旱四年,实为历史上罕见的严重旱灾。(《山西自然灾害史年表》)
  这些历史记载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多么可怕的被灾景象。面对山西如此严重的灾荒,清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赈灾措施:
  光绪三年四月,清政府批准山西开仓放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即动用仓谷米、豆共计768393石。与此同时,清政府又从山西应解的京饷银内划留出20万两,用于采购粮食赈灾。
  六月二十二日,清政府批准山西在本省及邻近各省开设认捐输局,筹措赈灾粮款。
  八月,清政府从南北洋海防经费中划拨银38万两,赴奉天、归化、包头等地采购粮食,用以赈灾。
  九月,清政府从山东漕粮中划拨出8万石以赈山西。
  十月,对太原、平阳、怀仁、和林格尔等82厅州县,不论受灾程度,均赈与一个月的口粮。其后又对五成以上受灾的地方,分列情况,加赈1—3个月的口粮。
  十一月,清政府再次划拨江鄂新漕米6万石,借拨两江及安徽等9省税课厘金50万两,代拨山东银10万两,以解决赈灾漕粮的运费。
  八、九月间,清朝廷派出工部侍郎阎敬铭作为朝廷的钦差大臣前往山西督查赈灾事务。
  五月,山西巡抚曾国荃带领省城官员向龙王祈雨,并上奏朝廷;全省各地方官员纷纷仿效。
  光绪四年(1878)1月24日,为节省粮食,清政府下令山西禁止酿酒。
  这些措施,应该说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摆在世人面前的仍然是一幅“草皮树根掘剥殆尽,道殣相望,饿殍遍野,赤地千里,山枯川竭”(《德宗实录》卷56)的悲惨景象。山西籍御史温忠翰在一道奏折中称:“而山西一省荒歉更甚于去年(光绪二年),人情汹汹,朝难谋夕,子女则鬻于路人,攘夺或施于里党。啼饥者远离数郡,求食者动聚千人,户少炊烟,农失恒业……四野鸿嗷,万夫庚癸。”这年山西受灾极重的84个州县,灾民超过600万,饿死者过半。至于曾国荃的祈雨,更是可笑之举,老天爷并没有眷顾他的“虔诚”,赐与他的仍然是连续两年的旱灾,致使“过去纯粹靠天吃饭的山西百姓粮源枯竭,积蓄告罄,蒺藜、树皮、桔杆一类凡是可以入口之物,都被用来充饥。全省人口由灾前的1643.3万,骤减至灾后的1065.8万。”(《山西通史》卷6)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灾害特别严重,百年不遇;政府赈灾数量不足,杯水车薪等许多客观因素外,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那些丧尽天良的贪官污吏乘机敲骨吸髓,侵吞赈灾钱款,发灾荒财。光绪三年七月初五日(1877.8.13)御史胡聘之奏称:“现闻该省(山西)州县,因钱粮可冀减免,上紧催征,为揑报民欠侵吞入己地步,至散给粮米时,书役藉端勒索,约令加倍倘还,致灾民惧不敢领,甚有愿输钱文,求免赈者。”(《德宗实录》卷53)
  10月6日,清政府因各级官吏在赈灾中乘机舞弊,如揑报虚户,冒领赈银赈粮,逃亡迁徙户册重复等,责令各被灾地方督抚明定办赈章程。
  光 绪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1878.11.22)御史梁俊奏称:“风闻晋豫被灾州县各官,每籍善后为名,筹办社仓、义仓各事,并立急公社名目,预征来年钱粮,凡漕粮之浮收,车马之滥派,官价之抑勒,词讼之规费,弊端不一,请饬查禁。”
  光 绪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1878.12.11),给事中王昕上奏朝廷说:“山西地方官办理赈务,不免欺饰,……至放赈之弊,官吏侵吞克扣,实惠不能遍及”。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作为钦差大臣督查山西赈灾事务的工部侍郎阎敬铭,在山西赈灾的两年多时间里,与委员、书吏等官员竟然用去办公杂支银10万余两,占库拨赈银总数的4.3%。阎敬铭还多方包庇不法官员吉州知州段鼎耀等。(《山西通史》卷6)
  而作为山西最高军政长官的封疆大吏曾国荃也并未将赈灾款银全数用作赈救灾民。他把清政府先后拨给的部库银20万两,拨给山东地丁银3万两,安徽、江西二省厘金各3万两,湖北厘金、盐金各2万两,湖南厘金银2万两,四川盐厘津贴3万两等,共计银50万两用于买谷填仓,因为受灾时,曾以本地仓谷接济赈需。(《山西通史大事编年》)
  由于清政府的政治腐败,吏治昏愦,嗷嗷待哺的受灾饥民,只能揭竿而起,挺而走险,以求一条生路。“丁丑奇荒”终于激起了民变,雁同人民奋起反抗,扮演了这场民变的重要角色。
  早在光绪三年的三月间,大青山后一带地方的人民就掀起了反抗斗争:“躔金一带,突有马步贼匪到处抢掠,经提督张树屏派队追捕,毙贼多名,该匪分路逃逸,其后山地方,复有贼匪出窜”。四月初八日,绥远城将军庆春等奏:“躔金一带马贼攻扰”,正“督军布置筹防。”
  十月二十四日,山西巡抚曾国荃上奏朝廷:“晋豫交界之葡萄峪地,突有匪徒朱登鳌等,聚众焚掠,勾合各处匪党,至七百余人,抗拒官军,堵塞大路。……该匪在河南修武一带,窥伺道口清化要路,恐各处饥民再为勾结,势等燎原……”,“请河南派拨劲勇会剿”。
  光绪四年春,在雁同地区的北部口外大青山后,王活厮、董老玉等聚集饥民、游勇五六百人,“在东公旗地等,肆意抢掠,拒毙官兵。”(《德宗实录》卷68)山西巡抚曾国荃委派大同总兵马升统军前往镇压。王活厮等率众与官军英勇奋战,打死清兵多人,终因众寡悬殊,王活厮最终被清军捉拿,壮烈牺牲。暴动失败。
  最值一书的是发生于宁武、朔州交界处之白庙村的熊六起义。
  光绪四年正月,熊六“号召无赖游手及饥民约二千余人,焚劫乡村,官兵在盘道地方抵御,亦有伤亡。”“总兵葛清泰等带兵往捕,该匪负隅抗拒,官军奋力攻击,当将匪首熊六、殷兴等擒获,阵毙贼匪数百人”,“千总卢占元、外委杜存亮、李威杀贼捐驱。”“该省被灾严重,饥民嗷嗷待哺,颠沛流离,遂有为匪徒所诱”。(《德宗实录》卷68.69)
  熊六,大名熊振德,道光十九年(1839)出生于今朔州市朔城区大涂皋村,少时为生活所迫给地主当长工放羊,喜好武术,乐于助人。去世时年仅39岁。
  熊六的这次起义虽然规模并不算很大,活动范围也不过百里,但在当时影响还是不小的,可以说是震动朝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