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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寡言冷漠背后的故事(上)

  

康小明
  父亲极度寡言,见人不会寒暄,显得很冷漠,和子女们交流就更少了。我真正完全读懂父亲是在父亲去世后,尤其是看了许多前辈写的怀念文章之后。这些前辈怀念父亲的文章,有的写到了父亲的一些笑话,写到了父亲寡言和冷漠背后的故事,看似平常,其实饱含着对他的一种敬爱。

父亲的寡言冷漠

  从怀念文章中挑拣出几则父亲的笑话: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父亲带领山西日报的几位同仁到湖南日报社考察,吃早餐时见桌上有一碟白色粉末状的东西,酷似绵白糖,父亲就往稀饭里放了满满一勺子,结果一尝是咸盐,父亲觉得倒掉太可惜,一声不吭,就把这碗咸得发苦的稀饭喝掉了。几位同仁见状,也各自照样往碗里放了一勺子,一喝不对劲,忙对父亲说:老康,你怎么不告诉我们是咸盐?父亲只说了几个字:“我早就知道了。”那几位不好倒掉稀饭,只好往碗里不住地添加稀饭,后来那家招待所的人说:山西的客人真能喝稀饭。文革期间,报人任谷威在中央办的山西干部学习班和父亲一个宿舍,曾向父亲求证,听了他的问话,父亲也只是淡淡一笑,说:“有那么回事,他们给添油加醋了!”
  山西日报社过去每月发工资是用一个纸信封,把每月工资装在里面。有一次,父亲的工资袋里多了一张扣款条,上面写着“牡丹烟一条”,父亲从不抽烟,他看了条子也不吭气。后来,经办人员发现是把条子插错信封了,找到父亲,向他检讨,父亲说,没什么,谁抽了也一样。
  父亲在中央党校的同学、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程万里到我父亲家里做客,二人在书房谈论工作的话题非常热烈,到了饭桌上,谈论生活上的事情,父亲却没有一句话了,只有简短的“嗯”“哦”二字作答。当程万里起身告辞时,父亲一句话也没有,出了门程万里说:“回去吧,别下楼送了”,父亲又是一个“哦”字,转身回去了。
  文革期间,父亲被下放到雁北地委工作。地委大院里有个新华书店,因为父亲是书店的常客,又是地委宣传部长,书店是宣传部系统文化局下属单位,所以被特许进入库房挑选书。一个星期天,父亲在库房里静静地看书,一声不吭,一点动静也没有。到了中午,书店工作人员忘了库房里的他,锁门下班,都回家吃饭去了。下午,书店开了门,才发现还在库房里读书的他。书店人员道歉,父亲虽然饿了一中午,却没一句埋怨,抱着选好的一摞书满意地走了。
  省政协原副主席吕日周在题为“哪里再能遇见您这样的人”的怀念文章中提到一个故事:“我大学刚毕业两年,二十七岁就承担了给地委主要领导起草讲话稿的任务。有一天,地委领导给我派了个任务,为地委起草一个有关学大寨情况的报告,并派了好几位处级干部协助我。到了晚上,地区放电影,其他同志跟我说:‘小吕,你写吧,我们给你买了烟、面包还有猪头肉,我们去看电影了。’这时候只留下一位长者,个子有些低,一看就知道是位慈眉善目的老实人。我当时认为他不一定有多大写作能力。我想,不知哪个单位派来应付领导顶差的。这位老同志问我,有什么任务?给我分配一点儿吧。我说:他们都去看电影了,您也去吧。他说不看,你就布置点任务吧。我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不吭声,只说是派来帮我工作的。我看这个人穿的衣服还是皱巴巴的,他十分固执地要求接受任务,坚持和我一起熬夜。我见他不是客气,而是十分认真,就说那您就帮我抄材料吧,我写快了就潦草,哪个字看不清就问我。我让他抽烟他不抽,肉也不吃,就这样整整抄了一夜,他也没说他是谁。
  到了第二天,我向别人打听,才知道他就是雁北报社总编辑老康。老康当时名声很大,1939年参加革命,下放前是省报领导,早年听过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同志们的谈话,资格很老。当我得知他就是老康后,很后悔让前辈抄搞子,感到心里不安,对不起老同志,但我也从此认识了老康的人品。”
  1980年雁北报社春节团拜会,父亲早已调离多年,社长贾春太让每个人都讲一个笑话,25名工作人员讲得最多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
  贾春太在怀念文章结尾写了一段话:“说来也怪,老康和人交往中,话很少,而且连起码的礼仪用语都不多使用,可大家都夸他是大好人。老康那么不理人,却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为什么?这倒值得琢磨琢磨。”

父亲的滔滔不绝

  父亲寡言,唯独说到工作就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正像贾春太怀念文章所讲:老康没用的话的确不多,有用的话却一句不少。
  吕日周在怀念文章中写道:“1987年,我还在原平当县委书记,当时对‘搭台唱戏’否定得很厉害,还逼着我在忻州地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检查,《山西日报》也不刊登有关原平的文章了。有一天,山西日报副总编辑老康带着刘燕如、高信生两位同志找到我。老康对我说,省委让他们来总结原平改革经验。老康一行的调查研究非常认真、详细,他们走村串乡,深入农户、乡镇企业,和个体户谈心,与政府官员座谈,最后整理出了三万字的三个部分的调查报告,写成以后送到地委。老康可能感到三万字还不够,又写了两份理论色彩较浓的报告。在报告中,老康高度赞扬了‘搭台唱戏’的积极意义,肯定了原平县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他在报告中热情洋溢地写道:原平经验的引人之处,不仅在于他们利用‘搭台唱戏’这样一个通俗的口号,动员全社会同农民结合起来兴办经济实体,发展商品生产,而且在于他们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赋予‘搭台唱戏’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内涵,这就是锐意改革。他大声称赞:在原平,‘搭台唱戏’是一种冲决和突破的力量,从农村集体合作组织‘搭台’到厂矿‘搭台’、商业‘搭台’、机关‘搭台’、全社会‘搭台’,许许多多旧的东西受到冲击,一系列新的改革从这里开始起步……”
  “在老康他们的文章刚写出初稿和地委主要领导交换意见时,地委领导找来几个文人,坚决驳斥老康的论点,老康实事求是、舌战群儒,坚持一个字不改。在场的人告诉我,老康口若悬河,有奇谈怪问必答,有奇谈怪论必驳,简直弄得那几个人下不了台。老康根本不管他们能不能下台,连一句客气话都没有,卷起文稿,连饭都没吃就扬长而去!这回我才知道,老康的口才和文才一样,好着呢!”
  1987年夏天,父亲到雁北下乡,利用这个机会重回雁北报为报社人员讲课。朔州日报总编辑齐凤翔在怀念文章中描写了这一场景:“看模样,他比人们描述的形象还要呆气。他与熟人打招呼,出语也特别简洁,甚而至于显得有点木讷。好像不会笑似的,总是躲开与别人的对视。配上那朴素的衣着,更显示出他的普通来。谁想,在这呆气的后面,却储存着一股咄咄逼人的追求真理的勇气,在普通的那一边,蕴藏着普通学者很难具备的政治与新闻有机糅合的非凡学识。特别是对一些大事的评价与判断,非常明确地提出自己的主张,毫不含糊,大有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的气度。他讲起话来,一字一板,一气贯通,几乎用不着借助语气词来缓冲,有时像背书一样流畅。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在讲到党性原则时,竟敢举出某家大报的错误倾向进行毫不客气的批评,而且使用了‘更为荒唐的是’这样的词语。时已过午,老康的讲话才结束。我虽肚子饿得慌,却美美地品尝了一道难得的业务大餐。于是,老康的形象在我心底顿时高大起来。”
  父亲一辈子钟情报纸,热爱报纸,离不开报纸,1988年底离休后,不仅担任了报社的特派记者,到处采访,写了许多重头报道,而且被省新闻出版局聘为报纸审读员,审读包括《山西日报》在内的八份报纸,他的工作更忙了。他眼里容不得沙子,老报人戏称他是一辈子和《山西日报》“较劲”。他看报看得特别细,审读报告写得最多,十年共写两百多篇,总计30多万字。他每星期还要参加山西日报编辑部的碰头会,评述一周的报道,发表对报纸的意见,他不看别人的脸色,别人爱听的他讲,不爱听的他也讲。父亲评报往往不就事论事,而是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问题。
  主持会议的省报常务副总编范漂在怀念文章中写道:“‘碰头会’上,有时难免发生一些争论,而他在原则问题上是决不让步的。别看他平时为人低调,少言寡语,这时却滔滔不绝地阐述他的观点。他经常引用马克思、毛泽东以及党的文件上的话,对存在着缺点或错误的稿件作进一步的剖析,直到大家无言了,这才算罢休。如果老康偶尔因事未能参加,这个‘碰头会’就会显得索然无味了。”
  老报人冯勤学在怀念文章中写道:“老康的评报意见总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有好多次,我见他指出一些文章或版面的错误时,说着说着激动起来,脸涨得发红,保德话像连珠炮似的。他评报时总是围绕党的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察微见著,探渊索珠。对于老康的评报意见,当然也有见仁见智者,但老康引经据典、铁面无私的评报言行,对办好报纸的警示作用、把关作用,绝对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