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日报 -A4 云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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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云冈副刊
  • ·读云冈
  • ·五月的风
  • ·诗二首
  • ·大同土林
  • ·时光曾回头
  • ·校园,铃声再起
  • ·山涧溪流
  • ·五月的云冈
  • ·无标题
  • ·雨中随笔
  • ·小小榆钱滋味长

读云冈

  

冯桢
  从大兴安岭到盛乐到平城再到洛阳,拓跋鲜卑的三级跳,跳出了马背民族的高天阔境,由此,拓跋鲜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建立封建王朝的北方游牧民族。
  嘎仙洞、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北魏王朝的三部曲,奏响了历史的强音。雄浑激越的旋律,成为隋唐盛世的前奏曲。
  嘎仙洞位于辽阔壮美的大兴安岭腹部,为著名的“鲜卑石室”,即拓跋鲜卑的祖庙所在之地。洞壁201字隶书《祝文》,是这个马背民族第一部石刻原始档案。
  让人想不到的是,嘎仙洞内也有一座规模巨大的石窟寺遗址。石窟寺开凿工程可能因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运动而中断。
  从嘎仙洞走出来的拓跋鲜卑,礼于石祀于石居于石记于石葬于石,有着一种深深的“石室情结”,他们希求国祚长久、佛法长在、皇陵长存。
  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甚至方山永固陵都是这种“石室情结”的生动具体的表征。
  公元四世纪末拓跋珪建国并定都平城(今大同)后,北魏王朝出于精神寄托的需要,也出于政权巩固与发展的需要,便把西来的佛教与手中的统治政权紧紧结合在一起。中间虽然发生过太武帝灭佛事件,但是北魏历代皇帝都十分崇尚佛教,就连灭佛的太武帝前期也是十分崇佛。从第一代皇帝拓跋珪开始,就在京都平城大造佛寺、佛塔、禅堂等,并且广为罗致天下名僧。那时,平城塔寺相望,香火正旺。
  文成帝即位后便开始复法。一次在平城巡游,他的白马咬住了来自西域的法师昙曜的袈裟,文成帝认为这是“马识善人”,便以师待之。聪明的昙曜没有让聪明的文成帝失望,他在武周山开窟造像,主持开凿了五窟大像,这就是著名的“昙曜五窟”,即今云冈石窟十六至二十窟。
  “昙曜五窟”塑的是五方佛,也有人认为是三世佛。令人称奇的是,这五尊大佛也是北魏五个皇帝的形象。此前开寺造像,便有“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之说,昙曜开凿五窟大像,当然更要遵循“皇帝就是当今如来”的法则。
  “昙曜五窟”即为太祖以下五帝而设,分别为太祖道武帝、太宗明元帝、世祖太武帝、恭宗景穆帝、高宗文成帝。许多专家认为,二十窟雕刻的便是开国皇帝道武帝。十八窟塑有15.5米高大立佛,身着“千佛袈裟”,左手放于左胸之上,不正是让灭佛者忏悔?十六窟内,大佛脸上与脚底的黑痣竟与文成帝的相吻合,岂非是帝佛同身?
  都说北魏是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云冈石窟就是反映北魏王朝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艺术审美的一部鸿制大作。许多民族、王朝把历史写于青铜、竹简、纸卷之上,而拓跋鲜卑却执着地把一部历史刻在石头之上,云冈石窟就是一部厚重神奇的石头大书。
  “昙曜五窟”当然是这部石头大书的开篇之作,是石破天惊的第一笔。“昙曜五窟”镌建的五尊大佛,高度都在13米以上,最高的一尊达16.7米,这种顶天立地的体势,集中体现了佛法无边、皇权至上的宗旨。
  二十窟大佛是云冈石窟的代表作,是云冈长卷的封面人物。大佛丰颐方额,高鼻深目,嘴唇阔薄,肃穆慈祥中透着英俊潇洒,不免带有古印度王子的遗风,但更具年轻英武的鲜卑族帝王的气度。其雄伟刚健、高瞻远瞩之相,体现的是神武英聪的开国之志,抑或心图华夏的拓展之志。一尊大佛,活脱脱尽展北魏雄风。
  十一窟也是皇家工程,堪称中期代表性力作。此窟中部雕凿长约7米、宽约3米的屋形佛龛,龛内雕刻七尊立佛,现保存完好的有五尊,另外两尊已风化无存。五尊塑像褒衣博带,面相丰圆,线条流畅,雕刻精美,为太和改制后的典型佛装。七立佛与鲜卑皇族的七世父母观念相吻合,从被尊为始祖的拓跋力微算起,到道武帝拓跋珪恰好七世。包括后来孝文帝尊太庙供七祖,均依照汉族“天子七庙,三昭三穆”的礼制。
  云冈石窟有几组双窟,如一窟和二窟、五窟和六窟、七窟和八窟、九窟和十窟四组双窟。所谓双窟,即两座规模相当的石窟共用一个前庭。这种洞窟形制在别的石窟非常少见,而在云冈的代表性洞窟中却几成惯例。双窟的呈现,可能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有着很大的关系。当年魏孝文帝幼年执政,其祖母冯太后临朝听政,被称为“二皇”或“二圣”。云冈石窟是北魏皇家主持修建的石窟,双窟的形制岂不是当时皇权形势的象征?
  石窟中“二佛并坐”塑像也是“二皇”或“二圣”的表现。如第五窟拱门内两侧,各雕刻一棵枝繁叶茂的菩提树,树下二佛侧身对坐,神情安详。这是北魏石窟中比较常见的形象。
  石窟中雕刻着诸多供养人形象,这是云冈中期上层士大夫贵族阶层及诸多善男信女参与石窟营建的一个真实写照。
  十二窟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佛籁洞”,是著名的音乐窟。窟中现存乐器雕刻49件,既有汉魏旧乐琴筝之类,也有龟兹五弦、波斯竖箜篌、天竺梵贝,还有反映鲜卑人豪迈情怀的吹指之类,胡汉交糅,兼杂并蓄。窟内前室北壁上层横设规模宏大的天宫伎乐列龛,身穿盛装的天人或持奏琵琶、横笛,或吹吟排箫、筚篥,或鸣鼓击钹,正在演奏一场盛大的交响乐。可以说,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宫廷交响乐团,在中国音乐舞蹈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六窟中心塔柱四周,是造型生动的供养天和护法神,仔细看,会发现其中有高鼻深目、须发卷曲的异族人,也有道地的中原人形象。这是当时平城多民族聚居和对外交往的真实反映。六窟的大佛端庄肃穆俯视尘寰,但他不再是细目薄唇鼻额一线形象,大佛的服饰也不再是右袒通肩袈裟丝衬裹身,而代之以汉族士大夫的褒衣博带了。
  云冈石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汉传佛教早期最宏大最重要的场所,也是犍陀罗佛教艺术东传中国后最优秀最典型的巅峰之作。从雕刻风格上讲,早期为劲健、浑厚、质朴的造像风格。其雕刻技艺继承并发展了汉代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的精华,创造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中期,掀起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过程,产生了富丽堂皇的“太和风格”。晚期,出现了清新典雅“秀骨清像”的艺术形象,成为北魏后期佛教造像的显著特点。这一特征和风格在龙门石窟亦有表现,对中国石窟寺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说,从早期文成帝时“昙曜五窟”的开凿,到中期献文帝、冯太后、孝文帝时皇家营造的大窟大像,再到晚期迁洛后民间补刻的窟龛,64年的开凿,是云冈石窟西来像法逐步中国化、世俗化的演进过程,堪称中华佛教艺术发展的里程碑。
  云冈石窟是历史、宗教、文化、艺术、建筑等之集大成者,是中外文化、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佛教艺术与石刻艺术相融合的一座世界文化艺术宝库。
  也正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交往碰撞融合过程中,西来的佛教会同一股来自旷野的蛮力,为中华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最终形成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使中华文化像骑上了草原骏马,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为隋唐盛世的到来作了完美奠基。而被著名学者余秋雨称之为旷野的蛮力,正是来自于拓跋鲜卑。
  这个以宽广博大的胸怀和兼容并蓄的气度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民族,这个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把神奇与尊贵写在了历史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