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

2020年1月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观看之外：十三场博物馆展览的反思与对话》

　　源流运动，一个致力于“考古·艺术·设计”，把考古积累的丰富物质文化资源应用于当代，将文化遗产之美融入日常生活的新媒体品牌。

　　近日，由源流运动出品的第二本展览评论专集：《观看之外：博物馆展览中的历史与人》正式出版并开售。书中文章，在源流运动“观展”栏目部分展览评论的基础上重新加以修改，并延续了对策展人或相关学者的一手访谈，力求在策展人和观者之间建立一个更积极的交流平台。

　　本文是该书主编之一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为全书所写的序，其中对以下命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历史是什么？历史由谁来叙述？博物馆又在历史叙述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源流运动”的“观展”栏目要出第二本展览评论了，这次的主题是“博物馆展览中的历史与人”。2016年1月，“源流运动”设置了“观展”栏目，初心是想能够通过展览评论，推动展览水平的提高。经过三年的努力，2020年“源流运动”推出了第一本合集《观看之外：十三场博物馆展览的反思与对话》。结集出版的时候，“观展”栏目已经发表了38篇文章，《观看之外：十三场博物馆展览的反思与对话》收录了其中13场国内外博物馆展览的评论性文章，并增加了策展人的访谈。

　　现在，通过“源流运动”的持续努力，截至我完稿的时候，“观展”栏目已经积累了78篇文章，可以进行一些专题性的探索，故有了这本《观看之外：博物馆展览中的历史与人》。

　　目前，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根据《2021年中国博物馆行业发展现状分析》提供的数据：截至2020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5788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达1224家，“十三五”以来我国平均每2天新增1家博物馆。这些博物馆中数量最多的还是历史类博物馆，因此，探讨如何在博物馆中阐述历史与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这个书名中有几个主题词：历史、人、博物馆展览。这几个主题词涉及历史是什么？历史由谁来叙述？博物馆在历史叙述中的角色。历史是什么呢？历史是对过去的讲述和诠释。过去是已经发生的、客观的、唯一而确定无疑的存在，但历史不是。复杂的过去有无数的方向与无数的线索，就如同眼下被新冠肺炎疫情困扰的我们，有着无数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但是将来化为后人讲述的历史的时候，这些现在的真实终究会被简化成历史的有限方向和有限线索，虽然我们在讲述历史的时候，理应遵循真实的过去，但是讲述出来的历史终究与过去不再相同。所以，在英国学者阿诺德（John H. Arnold）眼中，历史是一个过程，一种论辩。历史一词在古希腊的原义是“探究”，历史学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究、辨析、沉淀。

　　历史是由人叙述的，但是，博物馆展览中的历史叙述，又和一般的历史叙述有所不同。2010年，国家文物局和意大利文化遗产与艺术活动部共同主办了“秦汉—罗马文明展”。在讨论展览大纲的时候，有一位老专家问我：“谁教你的汉代就有丝绸之路？”我对这位老先生说，您不主张汉代有丝绸之路的文章我看了，但是，我在大纲里采用的是中学历史教科书里的说法。历史学家是历史叙述的主要群体，我们需要尊重历史学家个人的观点，但博物馆具有公共性。那么，博物馆对历史叙述的公共性由谁来决定呢？我在上海工作期间，有一个展览大纲送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查，行政部门的主管要求展览的观点都遵循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展览的主题思想我们可以按照《中国通史》中的论述去表现，但是，展览是由展品组成的，《中国通史》不可能对展览中的展品都有所阐述。同样是展现秦汉与罗马的历史，我们有不同的视角可以展开，“秦汉—罗马文明展”最终是选择了文明对比的角度去叙事，比如汉代的纸张和软笔，对比的是罗马硬笔书写系统的文物；我们有精美的玉器和漆器，罗马有华丽的金银器和玻璃器；同时，我们也选择了铁器和陶器进行对比，阐释文明的不同特性。

　　历史叙述离不开对人的叙述，而历史叙述中的人，往往是具有代表性的人。不论是本书中“千古风流人物”展现的苏轼，借以讨论历史中的个体与个体背后的历史，还是“栋梁”希望通过有关梁思成先生的细节而展现大师的日常，都是对典型人物的叙述。正如王铭铭先生所言，博物馆是一类有纪念碑性的建筑，博物馆的收藏挑选的是有代表性的物。同时，我们的视角也越来越多地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不论是“目光向下”的史家胡同人家的寻常，还是“永远有多远”试图揭示的物背后的观念，关注的都是群体中的人。

　　博物馆的叙事离不开物，但是如何透物见人一直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百年来的考古工作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田野发掘和调查材料，构成了中华文化巨大的物质文明基因库，也成为许多博物馆中的基本收藏。但是，考古工作者试图通过手铲（考古工作者使用的最常见的一种发掘工具）解读的埋藏在广阔大地上的“地书”，却又变成了考古报告所呈现的“天书”。2004年，李零先生在《读书》杂志上重提“考古围城”时说：“如果没有出来进去行内行外的沟通，还谈什么‘传播’。你只要把该挖的挖出来，记下来，存档查档，也就够了。公众不读考古报告，也读不懂考古报告，这没错，但沟通并非不可能。我说，考古需要知识的普及化和通俗化，这不等于说，考古报告也可以通俗化。相反，我强调说，这需要转换，而且是很复杂的转换。”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普通的物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也意识到这些物在历史叙事中的作用。贾雷德·戴蒙德通过枪炮、病菌与钢铁讨论“最近 13000 年来所有人的简短历史”，徐天进先生希望通过“吃喝拉撒”以及一些具体的物，去加强对个体生命的认知，种种观念层面的变化，都正在逐步改变着博物馆的叙述内容与叙事方式。

　　在讨论博物馆展览中的历史与人的时候，我觉得人的方面，还需要注意观众的变化。我们的展览不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最终都是在展现给观众看。国际博物馆协会自成立以来，对博物馆的定义进行了多次修正，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博物馆作为一个公共文化机构所服务的对象。看看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变化，就知道我们身边的物在发生着变化，我们身边的人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人类发明了手机且不断改进着手机，手机也在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参观行为。

　　所以，博物馆展览中的历史与人，有许许多多有趣的话题。最近，我正在策划云冈博物馆举办一个以鲁迅藏石窟拓片为主题的展览，看了许多鲁迅的资料，鲁迅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我也希望“源流运动”是常为新的，能够不断给博物馆界带来更多的思考。

　　我思，故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