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云冈石窟研究院在景区功能完善、文物保护修复、学术研究、对外宣传以及美术创作基地建设等方面均取得长足进展，游客数量逐年增加的同时，国内不少高等院校还特邀院长张焯举办专题讲座。云冈大景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在我市旅游行业的龙头地位进一步彰显。11月28日下午，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主办的“美的沉思系列讲座”上，张焯以“东方佛教的第一圣地”为题，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多维度解读。学养深厚的讲解让现场师生赞叹不已，没来过云冈的，对古都大同充满向往，来过的则生出“何日更重游”的念头。

　　和林格尔古称盛乐，是呼和浩特市下辖的一个县，北以阴山为屏，东南距大同约200公里。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位于和林格尔盛乐经济园区，是内蒙古自治区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美术院系，设有中国画、油画、版画及美术理论等9个系及教研室，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藏有历代名家作品1000余件。今年4月27日，内蒙古师大美术学院与云冈石窟研究院签署了共建教学、写生基地合作协议。

　　“东方佛教的第一圣地”是该美院“美的沉思系列讲座”的第二十期。此前一周，校园里即张贴出讲座预告，很多师生希望借这次机会了解云冈万佛背后的故事。这次讲座由该美院院长乌力吉主持，他在开场介绍时说：“张焯，河北怀安县人。文博研究馆员，1985年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1988年天津师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同年获北京师范学院历史学硕士学位。大同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考古学中心客座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宗教艺术研究所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2006年10月，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20多年来，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独立完成学术专著3部、合作完成2部，主编图书5部，完成重大申报项目4个。其中，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云冈石窟编年史》一书，获2006年度山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百部（篇）工程”一等奖、大同市2008年度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云冈学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呼和浩特斯琴塔娜艺术博物馆馆长斯琴塔娜、美术学院副院长王耀中教授、雕塑艺术研究院李崇辉教授及美术学院各专业师生三百多人到场聆听。

　　张焯首先介绍了和林格尔与大同的殊胜因缘。他说，促成两地因缘的是来自大兴安岭的拓跋鲜卑部落。自始祖拓跋力微迁居盛乐后，统有四大部及许多小部落，总计108个。四大部是鲜卑拓跋部、鲜卑没鹿回部、鲜卑白部、乌丸部。拓跋力微为世袭大酋长，统领整个漠南。拓跋珪即位后，尊崇他为始祖。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八王之乱”愈演愈烈。一分三部的拓跋鲜卑，开疆兴邦，分别扩大了自己部落的势力范围，当时被称为桓穆时期。这个时期，匈奴后裔刘渊称王割据，建立了汉国，开始了五胡十六国时期。西晋为了抵抗汉国，和拓跋猗厓、拓跋猗卢结成军事同盟。后拓跋猗卢一统三部，西晋先后诏令晋封猗卢为大单于、代公、代王。猗卢雄居盛乐为北都，以旧平城为南都。《魏书·序纪·穆帝》记载：“六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和林格尔的土城子，即是盛乐城遗址。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今大同），建立北魏。

　　介绍完南北朝时期中国版的双城记，张焯讲述了佛法东传的波浪式轨迹——

　　释迦牟尼的生前死后，佛教主要传播于印度的恒河中游一带。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摩揭陀国孔雀王朝阿育王在统一印度的战争中，因杀戮过多，心生忏悔，皈依佛门。他巡礼佛迹，广建塔寺，开凿石窟，颁布敕令，并在华氏城（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举行了第三次佛典结集，印度佛教盛极一时。当时派遣出国传教僧侣的足迹，北达辛头河（今印度河）上游，南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海岛。

　　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的中亚山区，地扼东西交通要冲，既是印度河、阿姆河、锡尔河、塔里木河等大河的发源地，又是古代印度、波斯、中华、希腊、罗马等世界各大文明的交汇之所。在今天印度河上游的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山间谷地，曾经沐浴古印度文明的曙光，到在公元前四世纪末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文化又在这里生根发芽。阿育王所遣沙门宣讲的佛传故事，在感化北印度居民的同时，也激发了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罽宾（即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等地信众对佛陀神话与形象的新思维。

　　公元一世纪中叶，来自中国西北、君临大夏（希腊·巴克特里亚帝国，今阿姆河上游）二百年的大月氏民族进一步强盛，建立了贵霜帝国，并在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时达到鼎盛，向南迁都犍陀罗，疆域扩大至印度河与恒河流域。迦腻色迦是继阿育王之后，极力推广佛教的又一位国王。

　　大乘佛教在犍陀罗的流行，一改自阿育王以来，用世尊的说法宝座、脚印、圣树、佛塔、石柱、莲花、法轮、大象、雄狮、鹿等形象暗喻佛主的传统，首次允许将佛陀绘画、雕塑为人形，从而宣布了佛教像法时期的来临。这时，大量的佛陀、弥勒、本生故事都用当地一种青灰色片岩雕刻，也用灰泥、石膏制作雕塑像和浮雕。

　　新疆是佛教东传的第一站。印度僧侣越过葱岭，最初进入新疆，应在公元之前。迦腻色迦时代，佛陀在北印度发射出的万丈光芒，首先照亮了整个中亚山川，佛法东传势力转强。从东汉明帝洛阳白马寺僧摄摩腾、竺法兰翻译的《四十二章》小乘教义，到安世高小乘禅学、支谶与竺佛朔大乘禅观的输入，一、二世纪中华佛教秉承西学的史迹确凿；从朱士行西天取经，到鸠摩罗什、法显传记所展现的西域诸国，三、四世纪新疆佛教如日中天。

　　中华佛教始传于东汉，酝酿于魏晋，勃兴于十六国，鼎盛于南北朝，成熟于隋唐，复兴于宋辽金元，衰落于明清。其十六国南北朝是关键。像教西来的途径有二：西南海路与西北陆路。然以丝绸之路为主线。如果说公元前后大月氏、贵霜和尚东游弘法，走的是一条回乡之路的话，那么四世纪以后佛教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实得益于五胡十六国民族大迁徙的历史机缘。

　　东汉时期，佛教虽传入中土，但朝廷以其为西戎之神，唯听西域人立寺都邑，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晋以后，法禁渐弛。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来自西、北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逐鹿中原。佛教作为胡教，不但被各胡族统治者立为国教，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而且成为颠沛流离、苦难深重的华夷百姓维生系命的精神依托。

　　关于云冈石窟的开凿，张焯依据《魏书·释老志》和周一良《云冈石佛小记》的记载，向师生们介绍说，昙曜五窟的开凿，掀起了武州山石窟寺建设的热潮。从文成帝开始，经献文帝、冯太后，到孝文帝迁都，皇家经营约四十年，完成了所有大窟大像的开凿。同时，云冈附近的鹿野苑石窟、青磁窑石窟、鲁班窑石窟、吴官屯石窟、焦山寺石窟等，也相继完成。迁都之后，武州山石窟建设仍延续了三十年，直到正光五年（524）六镇起义的战鼓响起。

　　张焯将云冈石窟的诞生归结为五种历史必然。

　　第一，礼帝为佛的新思维，是引领北魏佛教兴盛的法宝。道武帝建都平城前，西域胡僧入华，无须礼拜皇帝；而东晋十六国以后，出家汉人成为主流，原本是天子的臣民，现在变为释迦门徒，拜不拜皇帝成为佛教必须回答的问题。北方僧人法果将帝佛合一，提出皇帝就是当今如来（活佛）的新理论，巧妙地将释迦信徒转回到天子门下，迎合了最高统治者的心理需求，使宗教行为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奠定了北朝佛教鼎盛的基础。后来的北魏僧统师贤为文成帝立像“令如帝身”，昙曜在武州山为五位皇祖开窟造像，实属法果理论的付诸实施。武州山石窟寺因此列入皇家工程，成为几代皇帝自建家庙的自觉行动。

　　第二，平城佛教中心的形成，使大规模像教建设成为可能。从道武帝建国，到太武帝结束北方群雄割据的局面，北魏推行的掠夺与徙民政策，使平城这座昔日的边陲小县迅速跃升为北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随后对西域的征服，又将平城推向东方国际大都市的新高峰。在各国各地贵族官僚、儒道沙门、能工巧匠、租赋商贩、金银财富汇聚平城的同时，佛教信仰也日益升温。太武帝徙凉州吏民三万户（包括参与守城被俘的三千僧人）于京城，如同河西佛教整体搬迁，平城随即成为中华佛教的新中心。曾经目睹天竺、西域佛事，参与敦煌莫高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河陇石窟开凿、禅修的凉州僧匠，成为未来平城佛寺与石窟寺建设的主力。

　　第三，太武帝灭佛，从反方向刺激了北魏佛教的迅猛发展。凉州僧团的东迁，在促成平城佛教骤盛的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道之争。受嵩山道士寇谦之、司徒崔浩的影响，太武帝于真君七年（446）诏令灭法。一时间，北魏民间“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然而，毁之愈烈，求之弥切。兴安元年（452），文成帝拓跋濬即位甫尔，在群臣的请求下，宣令复法。“方诏遣立像，其徒惟恐再毁，谓木有时朽，土有时崩，金有时烁，至覆石以室，可永无泐。又虑像小可凿而去，径尺不已，至数尺；数尺不已，必穷其力至数十尺。累数百千，而佛乃久存不坏，使见者因像生感。”（朱彝尊《云冈石佛记》）。于是乎，昙曜五佛应运而出。

　　第四，追仿释迦鹿苑旧事，再造东方佛教圣地。北魏鹿苑在平城皇宫北，苑之西山，道武帝时，封山禁樵；明元帝拓跋嗣时，奉武州山为神山，筑坛祭祀；太武帝平定凉州以后，逐渐成为西来沙门采石雕佛、开窟修禅之所。于是平城鹿苑与印度鹿苑，在凉州僧众的心目中自然成双，产生共鸣。特别是昙曜五佛的横空出世，极大地鼓舞了年轻的献文帝拓跋弘，坚定了他追仿西天胜迹，建立东方鹿野苑的信心。

　　第五，西风东渐，共铸辉煌。北魏对西域的征服，直接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大都会，平城迅速成为胡商梵僧云集之地。武州山石窟的创作，最初是凉州僧匠带来了西域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然后是古印度、狮子国、西域诸国的胡沙门带着佛经、佛像和画本，随商队、使团而至，再后是昙曜建议征集全国各地的宝像于京师，最后是徐州僧匠北上主持云冈佛事。一代代、一批批高僧大德、能工巧匠，共同设计、共同制作，创造出云冈石窟这一旷世无双的佛国天堂。

　　在谈及平城时代云冈石窟对中国佛教的重要贡献时，张焯说：“作为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武州山石窟寺的壮丽与辉煌，在震惊当世的同时，成为引领和推动北朝石窟佛寺建设高潮的样板。向东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向南洛阳龙门石窟、鞏县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邯郸响堂山石窟等，向西甘肃泾川南石窟寺、庆阳北石窟寺、天水麦积山石窟寺、永靖炳灵寺、敦煌莫高窟等等，无不受其影响。从北魏昙曜开窟至初唐道宣遥礼，近二百年间，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代京灵岩始终是中华僧徒心中的圣地。对华夏石窟寺的推广、雕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还结合PPT影像，对云冈石窟的艺术特色进行具体分析，并从历史、佛教、美术层面剖析了云冈石窟成为东方佛教第一圣地的原因。他说：“三大石窟中，云冈是皇家工程，敦煌是民间工程，龙门是半皇家工程。而且云冈石窟建成时，敦煌和龙门石窟都还没有完工，彼时的中华大地上只

　　有云冈一个大型石窟。云冈的历史

　　地位、艺术成就、巨大影响，使其当之无

　　愧地成为东方佛教第一圣地。”

　　张焯的精彩演讲赢得师生们的热烈掌声。在互动环节，美术学院师生纷纷提问，不少问题专业而深刻，张焯一一予以解答。

　　讲座结束后，张焯代表云冈石窟研究院向美术学院赠送了十几种云冈石窟图书，并由乌力吉等院系领导、教授陪同，参观了正在该美院举办的“心路传拓”——全国博士书法邀请展巡展，以及院藏书画珍品。

　　随行的云冈石窟研究院办公室副主任宣林告诉记者，今年9月9日、11月7日，张焯院长应邀在上海震旦博物馆、北京建筑大学2017年全国博士后交流会暨建筑遗产保护与协同创新学术论坛作专题演讲；7月9日，应邀在云冈石窟研究院为郑州大学建筑学院的师生讲解云冈石窟的前世今生。6月24日和7月15日，凤凰卫视咨讯台“投资收藏”栏目播出了对张焯的专访《云冈石窟壁画保护专辑》（上下）。这些讲座和专访推送、播出后反响强烈。新浪微博、搜狐、腾讯视频、百度贴吧，大同传媒以及众多网友纷纷转发，为家乡自豪。

　　据悉，本月15日，张焯将赴中国美院进行专题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