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恒，文博研究馆员，1999年以来，发表《从犍陀罗到云冈》、《<魏书·释老志>与云冈石窟》、《云冈学：从自发到自觉》《对云冈石窟调查研究的思考》等70余篇论文，出版《云冈石窟佛教造像》、《云冈佛经故事》、《云冈石窟佛像》、《云冈石窟菩萨像》等十四部著作。其中，2006年三晋文化研究会为王恒出版的专辑共10本，也为他后来出版《云冈石窟辞典》奠定了坚实基础。该辞典收录2300多个词条、500余帧图片、共计80余万字的，成为了解和研究云冈石窟及佛教知识的一部系统全面的工具书。

　　“四方三圣”表达的弥陀信仰，以及云冈弥勒弥陀信仰图像的兼容及其流变方面的内容，前代学人虽有涉猎，但未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王恒则对此颇有建树。

　　他在云冈石窟《弥勒世界》一文中提出：“第17窟南壁窟门东、西两侧，各雕刻大型坐佛像圆拱龛，是为有计划雕凿的龛像。主像为结跏趺坐佛，腰身直挺、气宇轩昂。其背后光芒设计严谨、雕刻细腻：由内到外由莲瓣纹、坐佛像、火焰纹等图案组成圆形头光和舟形背光，上方还雕刻了素面光云。这是云冈最早出现的佛像光云。龛外两侧各雕胁侍菩萨，头戴化佛或宝瓶宝冠，面相饱满、五官端庄，面部表情温和静谧，一手举于胸前，一手垂于体侧握法衣，身形姿态轻松自然。由冠中化佛、宝瓶特征可知二胁侍分别为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并与主像坐佛构成佛教西方净土中的“西方三圣”（弥陀三尊）图像，亦表达佛教弥陀信仰。”

　　王恒告诉记者，在佛教弥勒信仰占据重要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北魏云冈石窟出现了大量弥勒造像的同时，也在第17窟和第7、8窟将阿弥陀佛及其胁侍观音和大势至菩萨的图像塑造出来，以表达佛教弥陀信仰。

　　他说，弥勒与弥陀信仰是整个中国佛教信仰体系中最为庞大的两个派别，二者均产生于大乘佛教兴起时代的公元前1世纪的古印度及其周边地区。然而，佛陀造像兴起之时，弥勒造像亦随之产生，并流行于西北印度、东北波斯、中亚及西域地区。在考古资料的展示中，犍陀罗艺术在塑造过去六佛与现在佛的同时，也将弥勒形象同时塑造出来。在犍陀罗艺术直接影响下开凿的云冈石窟，时值两晋之际形成的佛教弥勒信仰在北魏平城的流行，将兜率天宫中的弥勒塑造出来，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将其作为主像置于大型洞窟的中心位置，进一步说明北魏佛教弥勒信仰已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王恒认为，云冈艺术中弥勒造像无论是作为主像，还是雕刻数量上的优势，都大大超越了弥陀造像。这一情形反映了以犍陀罗艺术为主的西方佛教艺术形式对云冈的直接影响。同时也看到了虽然数量很少、却是精心制作的“西方三圣”图像也出现在了云冈。自此，阿弥陀佛及其两大胁侍——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之“西方三圣”图像，虽然没有出现在佛教艺术发祥地的西方诸地（包括西北印度、东北波斯、中亚及西域等地区），却在中国土地上兴盛起来了。甚而在唐代掀起过绘画西方净土变的热潮，莫高窟唐代至五代、宋，乃至西夏壁画中大量出现的“西方净土变相图”就是证明；与云冈同为石雕造像的龙门唐代洞窟潜溪寺之主像，是为阿弥陀佛及其两大胁侍菩萨；而云冈第3窟后室，也出现了被认为是初唐时代所造的“西方三圣”之大型石雕造像。

　　随着两晋之际大量弥勒经典的译出，弥勒信仰成为佛教信仰的重要特征之一。作为弥勒信仰的代表人物，道安成为实践弥勒信仰的榜样。弥勒信仰延续至北魏平城，云冈出现了大量的弥勒造像，在第1至第20窟20个主要洞窟中，以弥勒为主像者达到11个。与此同时，在各个洞窟中均出现了大量根据经典塑造的弥勒形象，甚至出现了表现民众弥勒信仰场面的画面。王恒在《兜率之约》一文中，对道安弥勒信仰到云冈弥勒塑造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

　　他告诉记者，兜率是佛教天宫之一。意译为“上足”、“妙足”、“知足”、“喜足”等。谓于五欲境，知止满足，为欲界六天中之第四天名。分内外二院，内院为弥勒菩萨的净土，外院为天人享乐的地方。弥勒信仰是在两晋时期随着弥勒经典的译出而开始流行，自从西晋竺法护 译出《弥勒下生经》后，鸠摩罗什、沮渠京声 等相继译出多种弥勒经典，于是便逐渐出现弥勒的信仰者。根据目前的资料，汉地最早的弥勒信仰者应该是生活并活跃在公元4世纪佛教界的释道安了。梁慧皎《道安传》曰：“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竺僧辅传》曰：“后憩荆州上明寺，单蔬自节，礼忏翘勤，誓生兜率。”

　　经过缜密研究，王恒发现作为北魏皇家石窟寺院的云冈石窟，仅现存的倚坐佛像、交脚佛像和交脚菩萨、思惟菩萨等表示弥勒不同时空形象的造像即达到792尊之多。弥勒形象有六种形式表现：一是佛像形式。与其他佛像外貌一致，洞窟中主像为三世佛中的一尊为弥勒佛。二是交脚佛像形式。头顶肉髻、穿佛装或头顶肉髻、穿菩萨装。三是交脚菩萨像形式。头顶宝冠、穿菩萨装。四是倚坐佛像形式。五是舒相坐思惟菩萨形式。六是交脚欲起菩萨像形式。他还对云冈造像龛下排列整齐的立姿供养人、说法手印赋予弥勒、菩萨装交脚弥勒佛像进行分析解读。

　　就云冈弥勒造像之社会含义，王恒得出结论：从佛教弥勒经典传译中国开始出现的弥勒信仰，由于其内容深刻而描述浅显，并与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人生道路高度契合，从而引起汉地上至皇室政权，下到普通百姓的高度共鸣。而由东晋时北方高僧道安提倡并实践的弥勒信仰，更使这种信仰不断加深和传递扩展。直至北魏开凿云冈石窟，弥勒形象得以全方位表现，神采奕奕的弥勒形象使信仰方式从以文思信，达到文形皆备、信仰者入脑入心的程度，似乎就要看到弥勒下世送来和谐幸福了。而云冈

　　之后的佛教信仰，有圣凯法师《论弥勒礼忏仪的演变与发展》一文，不仅备述“南北朝时期有关弥勒礼忏仪的制作”，亦有“唐、五代时期弥勒礼忏仪的制作与流行”和“明代如惺《得遇龙华修证忏仪》无不延续着这种属于大众的宗教思潮”的论述。

　　王恒几年前就已退休，他是作为云冈学术研究中坚被邀请在云冈石窟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的。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有条件治心一处地投入学术研究并以此为乐。因此，面对融合佛教、艺术、历史、文化、人类学等多方面内容的云冈石窟，退而不休的他更为忙碌，拟议中的研究课题排满了工作日程。

　　目前，他正在做云冈图像学研究，已经绘制了数千幅云冈雕塑线描图。他还受命担任二十卷《云冈全集》的副主编工作，对其中全部文字进行进一步修改加工，为主编最后定稿提供基本材料。在比较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云冈石窟有许多独一无二之处。如果将它们整理出来公诸于世，无疑对提高云冈石窟的声望、让人们对云冈石窟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以及扩大的云冈石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等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为此，王恒开始了“云冈唯一现象”的调查研究。第一部分“洞窟龛形”中唯一无雕像的洞窟、唯一中国阁楼式中心塔柱等20个小标题已全部拟好；第二部分“造像”中，也已拟出唯一穿菩萨装的佛像、唯一五方佛造像等13个标题。

　　王恒告诉记者，在他心目中，他拟从云冈石窟大量的“唯一”中精选100个，而且多已成竹在胸。唯一遗憾的是手头研究项目太多，实在抽不出时间把它们整理出来。

　　在对云冈石窟进行深入具体研究的同时，多年担任领导工作的经历，又让王恒十分注重从宏观视角全面统筹和审视云冈研究的发展方向。他在《云冈学：从自发到自觉》一文中提出了云冈学从自发到自觉的理念。所谓自发式的研究，就是指研究尚处于个别的、零散的、片面的、盲目的无组织状态；自觉式的研究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有措施的状态。

　　他说：“实现这个跨越，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过去云冈学研究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是自发式的，现在我们要彻底改变这种落后状态，就必须采取自觉式的研究。只有大家都来关注云冈，欣赏云冈，思考云冈，才能让云冈学真正成为世界性的显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十余年来，云冈石窟研究院对学术界流传的“云冈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说法深以为耻，云冈学人心里都憋着一口气，都在为改变这种现象呕心沥血，奋力拼搏。近来来，这种努力已取得显著成效，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认可。这之中，就有王恒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