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雁北设置大同军镇，因唐朝疆域的北扩和强势军事力量对北方民族的震慑，似乎再不需修筑什么长城。不过当时的雁北地域已经有了赵、汉、秦、魏、齐、北周和隋多个朝代灿烂丰富的长城遗存与遗迹。相应的大同军镇和雁北地域也就有了长城之魂、长城文化和长城意识，其伟大的影响难以消弥。到了明代，又更大规模地修筑了长城，使大同长城完成了历史布局，留下了巍峨军事工程、浩瀚的历史遗存。

　　大同长城因历史变迁，行政区域的变更，所辖长城范围亦不同，但按唐大同军镇的雁北区域和明大同都卫、山西行都司所辖区域，大同长城之广之多令人赞叹。大同长城之长，东达居庸关、西至黄河老牛湾；大同长城之多，除多个朝代的遗迹外，从北向南留有四道真正的明长城：即由内蒙古兴和县向西穿越凉城县再向西延伸而去的次边，亦称头道边；从八达岭经张家口、天镇、阳高、左云、右玉向西延伸至黄河老牛湾的外长城，亦称二道边；从大同新荣区宏赐堡延伸至左云黑土口的小边；从八达岭经河北涞源、山西灵丘、雁门关向西延伸至黄河老牛湾的内长城。

　　从战国到明朝，中国长城绵延跨越两千多年；但这个历史遗存，不仅仅是一种宏伟壮观、古老沧桑的浩大建筑工程，恰恰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挑起了草原和农耕两个文明，派生了以边塞文化为统领的许多精神层面和文化内涵的东西。如长城文化精神、长城军事文化与边贸文化、欧亚丝路文化、草原茶马文化、民俗风情与民族交融文化等，可谓民族多元，文化多元。

　　就丝路而言，与长城相行的欧亚草原丝路古道，积淀了一种融和共赢的丝路精神。

　　北魏都城平城（大同）是较早的古道丝路的起点。丝绸之路横穿内陆欧亚，是古代连接东西方的大动脉，使得古希腊和罗马、中国、印度、西亚几大古代文明直接联系起来，共同构筑了一条跨越2000多年的东西方之间的融和、交流和对话之路。延及唐代，虽然起点有所变更，但仍得以巩固发展，大同军镇所控的雁北地域丝路功能尚存，并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得融和共赢的丝路精神局面得以健康发展。可以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长城的稳定以及守卫长城的士兵为丝路人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丝路精神也一直感动和鼓舞着中国人。进入新世纪，丝路精神又得以发扬光大，并贯通一带一路。中国与丝路沿线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美好的愿景，实现中国梦，实现人类共同理想，实现真正的融和共赢，成为一种世界趋势和发展潮流；但这伟大的趋势与潮流，追根溯源，与长城文化，与长城意识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丝路的畅通往往伴随的是民族融和精神。历史上，长城稳定时期也正是民族融和的繁盛时期。作为大同所辖的雁北地域，从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扮演了这个民族融和的历史舞台。长城最终以民族融和的和平局面而结束其历史使命。

　　民族的融和，也需要催化发酵的作用，雁北社会人文习俗与环境条件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例如民族之间的联姻通婚、区域内宗教场所的建设与宗教信仰、国家财力物力的投入、中央民族政策的倾斜、宗族姓氏的变更、民族文化的相互接受与认同等等，均是催化的重要因素；但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社会文化形态，使得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逐步达到辉煌。

　　中华文明是由中国各地的地域文化构成的伟大而辉煌的历史。认识大同，认识雁北地域，认识地域文化生态，这需要深入地研究、考察与探讨，需要智慧、毅力与精神。孙瑜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大同历史填补了空白。《大同军与雁北社会》就是对这一空白进行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