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军

　　近几年，“一带一路”成为新时代中国的鲜明特征，1600年前作为北魏都城的平城，也是南北朝丝绸之路的起点。丝绸之路既是发端于汉代的贸易之路，更是一条信仰之路及多民族融合之路。佛教随丝绸之路逐渐渗透融合，从新疆克孜尔石窟到甘肃敦煌莫高窟，从天水麦积山石窟到云冈石窟乃至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是镶嵌在璀璨丝绸之路“项链”上的一颗耀眼“珍珠”，它开佛教艺术中国化之先河，同时，也是佛教东传以来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剥开历史重重迷雾，公元386年，发源于大兴安岭的鲜卑拓跋部，威服塞北各族，在内蒙古盛乐（今和林格尔）建立了北魏政权。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今大同市），在此定都长达97年。随后的半个世纪中，拓跋铁骑雄据塞表，英风渐盛，横扫五胡十六国残局，进而征服西域地区，从此掀开了鲜卑族与汉族相融合、西方多元文化大量进入中原的历史序幕，遂有“诸胡咸服，西域复平，贡使往来不绝，商贾经年盈路”的记载。

　　平城成为了公元五世纪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是享誉世界的大都市，是北中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胡商云集、人文荟萃，北魏王朝也成为西方最早、最全面认识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平城的物品源源不断运往西域，西域的银碗、银盘、高脚杯等珍奇货物也不绝如缕地运入平城，北魏皇家建筑工程云冈石窟，就是平城与西域交往的产物。北魏第四代皇帝文成帝复法，平城积聚了大量西方各国的沙门和工匠。那是和平初年的一个春天，古老沉寂的武周山南麓石破天惊，侏罗纪岩石烟花般绽放飞溅，从庄严冷峻的武周山，从金属与石头的对话中走出佛尊的氏族、比丘的部落、天神的阵营、飞天的群体，他们忽视时空，行走在宗教信仰与帝王象征的缝隙间，讲述一部关于“礼佛即礼天子”的佛学新章。据《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以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帝为楷模，雕刻五尊大像。

　　云冈石窟被誉为“刻在石头上的王朝”，不只记录着北魏佛教发展盛况，也记录着北魏平城丝路起点与中西亚等国的交往盛况。作为西来像法在中华大地绽放出的第一朵奇葩，云冈石窟一改葱岭以东石窟寺泥塑、壁画、木雕等艺术模式，直接比照印度的大型石窟建筑，在东方首次营造出气势磅礴的全石雕性质的佛教石窟群，云冈模式成为引领和推动北朝石窟佛寺建设高潮的样板。公元5世纪，当所有的地方还沉浸在用文学、音乐、绘画去赞颂佛陀的成就时，云冈石窟开始用一座山去演绎佛陀富于传奇色彩的绚烂生命。

　　在雕凿技艺上，云冈石窟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秦汉时代雕刻艺术的优秀传统，又吸取和融合了印度犍陀罗艺术的有益成份，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品，在我国雕塑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石窟早期工程（昙曜五窟）具有明显的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风格，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犍陀罗和位于恒河支流叶木纳河西岸的秣菟罗，二者都为中亚古国，云冈开凿时两国僧侣和工匠技师来平城参与造像，师子国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还送来三尊玉佛为模本。作为云冈石窟标志的第20窟露天大佛，面容丰满端庄，双肩宽厚平直，衣纹成阶梯状排列，线条简洁，显示出一种粗重厚实的质感，反映了犍陀罗造像和中亚牧区服装的特点。第18窟主像身披千佛袈裟，身着轻薄贴体、衣纹紧密的服装，反映了印度恒河流域一带笈多造像的某些特征。第19窟窟内满雕千佛，西侧的罗喉罗实子因缘像，颇具西方造像风格。

　　云冈石窟的各种石雕乐器中，有不少由西方国家传来。被誉为“音乐库”的中期工程12窟有庆祝释迦牟尼成佛的歌舞场面，其实就是各民族载歌载舞、欢聚一堂的盛大音乐宴会，其中有于阗的五弦琵琶，印度的长笛、箜篌等乐器。

　　云冈石窟是了解和研究我国古代历史、雕刻、建筑、音乐以及宗教信仰等的重要形象资料，也是追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往来的实物佐证，为走向盛唐奠定了物质、文化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