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鲜卑建立北魏后，与中原地区的汉族和其他邻近的民族接触增多，其单一的游牧经济模式发生变化，畜牧业、农业进入繁荣期。北魏迁都平城后，迁徙到平城的人口中有大量“百工技巧”，这些来自农耕文明的手工业者是北魏经济转型的直接参与者，生产了大量的铁器、农产品、布帛、丝绸等。据《南齐书·魏虏传》载，平城“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5世纪前期，北魏已成为中国北方疆域最大、最富有的政权，“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难，收获珍宝，府藏盈积”。随着北魏中原地区的统治日益巩固，北魏太武帝认识到控制丝绸之路的重要性，积极经营同西域诸国的丝绸贸易，北魏与焉耆、车师、鄯善等国之间的使臣来往频繁。

　　太延五年（439年），北魏攻占北凉都城姑臧后，曾强制迁徙凉州民三万家于京师，被迁至平城的人群中就有大批僧侣和粟特商胡。据《魏书·西域传》载：“（粟特）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粟特商胡在凉州地区经商已久并形成自己的商业网络，太武帝此举主要是把粟特商胡在凉州所建立的贸易网络移至平城。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广大地区，西域各国“始遣使来就”。自此，北魏打通了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而且把丝绸之路贸易中心从凉州移至魏都平城，使平城成为当时丝路贸易东端起点。

　　北魏强行迁到平城的凉州民中还有数千僧侣，史称“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东移”。从凉州来平城的僧侣包括僧朗、玄高、慧崇、师贤、昙曜等高僧。当大批北凉僧侣迁到平城后，他们不仅精于禅业，还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很快与平城皇室建立亲密关系，成为佛教发展的主力，平城佛教得以迅速发展。

　　佛教在北魏平城时代完成了从被统治者开始接受到兴盛的发展阶段，并为洛阳时期的全面繁盛奠定了基础。虽然北魏开国皇帝在建国后才开始逐渐接触到佛教，但佛教在北魏时期得到迅猛发展。据《魏书·释老志》载：天兴元年（398），即定都平城的第一年，道武帝就下诏：“敕有司，于京师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之后，明元帝又在“京邑四方，建立图像”。虽然太武帝一度灭佛，但是文成帝即位后，佛教迅速恢复和发展，由凉州迁到平城的高僧师贤、昙曜先后担任北魏掌管佛教的最高官职“道人统”。昙曜亲自感受河西建石窟佛寺的影响，也有兴建佛寺开凿石窟的经验。文成帝时，由北魏皇室出资开凿了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具体主持开凿的就是昙曜，所用能工巧匠也多是凉州人士。献文帝、文明太后、孝文帝都崇信佛教，建塔立寺。至太和元年（477），平城内有新旧寺院百所，僧尼2000余人，四方有寺6478所，僧尼77258人。丝路东段的贸易路线也是佛教徒进入中原传法的路线，因此丝路的畅通也保障了佛教顺利东传。受此影响，平城及北方各地佛教都有很大发展。

　　北魏平城寺院林立、佛教兴盛，正是在丝路畅通、经贸活动频繁、人口和佛教传播的大背景下的产物，因有北魏丝绸之路畅通的保证，才促成平城经济的繁荣、佛教的兴盛，它是丝路贸易繁荣与佛教盛传的密切关系的真实反映。北魏迁都洛阳后，直接促成洛阳时代经济、佛教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