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世民

　　明堂辟雍，是个一般人不常使用的名称词汇，更是个看不到，人们也很难想象出来的建筑物。这也难怪，因为在中国自北宋徽宗以后的近千年里，早已没有明堂辟雍了。据史书记载：中国自汉代及以后的文明史里，因始终伴随着儒臣们对明堂建筑规制的争论不休，即使权倾天下的皇帝能够统一众臣们的认识，或顶着争议硬行建成真正意义上的明堂，也只有五座，可谓是寥寥无几。北魏太和年间，在平城（大同）建成了明堂、辟雍、灵台三位一体的宏伟壮丽的建筑物，不能不说是北魏政权盛世巅峰的代表作，更是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杰出贡献。

　　明堂 远古时代，将日月运行的自然之体称为天，天以日月而称明。为祭天而建的大房子则称为明堂，是远古时代天子祭天与宣明政教的地方。天子建明堂只为祭祀上天大帝，并进行天人交通（即天子（皇帝）与上天大帝交流对话）。

　　汉代至北魏时，明堂的功能逐步增多：在祭祀时又把距本朝皇帝较近的列祖列宗，与天帝同时配飨祭祀。这些祭祀和天人交通，就是要表示自己这个皇帝与王朝是授命于天，是按上天的旨意行使皇权，为天行道，为皇子皇孙代代传承皇位提供法理依据。帝王们凡是举行祭祀、朝会、颁布政令、教化、朝见四方诸侯、选士尊贤等大典，都在此举行。明堂则成为古代最高统治者的大本营，是集政治、礼制、文化、教化于一体的皇权统治中心。

　　其后，每个朝代在政权稳定后，特别是国力强盛时，均视修建明堂为国家的大事。即使财力不十分充裕，一般也都要建一座横向宽大一些的殿宇，来代作明堂（实为祖庙）举行此典，进行人神配祭，天人交通，以示自己授命于天。所以《孟子·梁惠王下》中说：“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北朝古乐府民歌《木兰辞》：“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这说明明堂不仅是帝王的政治中心，也是隆重会见有功之臣的地方。唐代韩愈在他的《石鼓歌》中说：“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佩剑鸣相磨。”这是描绘各路诸侯朝贺天子时，他们随身佩带的宝剑互相摩擦碰撞，叮当作响的宏大而隆重的场面。

　　辟雍 古代辟通璧，即圆形玉璧。雍是和谐，还有圆满、美好、和睦、融洽、佑助之意。汉代班固在《白虎通?辟雍》中说：“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於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

　　辟雍原为周天子所设立的大学，校址选在一个其四周有环水围绕着的岛上，大门外建有便桥，可直通校内，使得闲杂人等不易接近，这就形成了一个雅静而庄重的学习场所。后来人们就把这环水称之为雍（意为圆满无缺）。也有的说这圆形水沟里的水，是引雍水而注之，故而称为雍。这样的环水——雍，与如“璧圆”的岛就合称为辟雍。

　　据《汉书·郊礼志上》记载：“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礼作乐，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礼记·王制》中也说：“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从周代开始只有天子所设立的大学叫辟雍，诸侯们设立的大学叫泮宫，也泛指学宫。后来，一般的文庙前均建泮池，池上修桥称为泮桥。

　　明堂，传说在远古时代始于黄帝，是专为祭祀上天而特地设立的。夏代叫“世室”，商代叫“重屋”，周代才有“明堂”之称。周明堂为周公所建，也有的说是周文王所建，用以祭天和朝诸侯、宣政教，其功能较黄帝时有显著的增多。以后，各个朝代因存在时间的长短、政权的稳定、国力的强盛，以及思想认识的统一与否等因素，都决定着明堂辟雍的能否建成。

　　秦代存在的时间短暂和战乱，而未建明堂。

　　汉代则一直到汉武帝时，国力空前强盛，在封禅泰山时，在山下修建了一个草顶是圆形的建筑物，代做祭天的明堂。后来，有人向汉武帝提议按黄帝时期的明堂进行正式仿建，但儒臣们把明堂阴阳五行化，出现了不同门派的激烈争议，特别是在明堂建五室，还是建九室的问题上争议不休，而未能在两者之间果断择一而动工修建。

　　西汉长安明堂 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正是王莽执政时期，他在长安城南建成了我国能找到遗址实体存在的第一座明堂辟雍。

　　1956年国家考古部门对长安古城进行了全面勘查：在距南门三里多处，发现有一座由外环水道、围墙、大门、中心夯土台基等组成的巨形建筑物，确定为西汉明堂。环绕明堂的圆形水道直径360米，水道自身宽2米，深1.8米，用陶砖砌筑两岸。环水的东、西、南、北的四面各建一门，门外还各建有一个长80米，宽30米的长方形环形小水沟（这些小水沟的宽度与深度，同上述环形水道相同）。环形水道的中央建有正方形围墙，每边长235米。围墙的四角内侧都建有曲尺形状的建筑物一座。在方形围墙的中央还有一个直径62米圆形的夯土台基，高出地面0.3米。从考古发掘出的遗址看，这个中央台基上建有五室明堂，是按金、木、水、火、土五行排列，中间为太室，代表土，其他四室各代表木、火、金、水。

　　从西汉开始，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下，明堂则从周代的祭天、朝诸侯、宣政教的功能基础上，又增加了同时“配飨”祭祀自己就近的列祖列宗（一位天神配飨一位亲人）的功能。使明堂由过去的单纯的自然崇拜，又融进了祭祖活动。

　　东汉洛阳明堂 东汉光武帝即位后，经过30年的治理，休养生息，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兴盛的大好局面。即如《后汉书·礼乐志》中说的：“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光武帝招集儒臣们议建明堂、辟雍。又经过两年的筹划，便于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是岁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后汉书·光武帝下》）。

　　明堂的建筑方位与形制。据《汉官仪》记载：“明堂去平城门（东京洛阳南门）二里所，天子出，从平城门，先历明堂，乃至郊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又据东汉张衡在《东京赋》中说：明堂“左（东面）制辟雍，右（西面）立灵台”。这就说明了这三者的关系，即分别为三个独立的建筑物，以及它们之间的排列。

　　另据，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国家考古部门对洛阳古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查，发现了一条宽23米的南北向大道，直通东京洛阳的平城门。在距平城门南2里多处的大道东面为明堂、辟雍，大道西面为灵台，并且均沿东西方向一字排列。在勘查中，发现了明堂遗址外围有方形的围墙，每条边长400米，围墙中间有一个直径63米的圆形夯土台基，台基上建有九室，台基下建有12堂。九室是按九宫格排列，中间的太室最为高大。东汉学者蔡邕在《明堂月令论》中说：“九室法九州，……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

　　东汉学者桓谭解释说：“天称明，所以命名曰明堂。上园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节，四户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堂法十二月”。传说古代大禹将中国分为九州，从此九州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按《书·禹贡》的说法指：冀、兖、青、徐、杨、荆、豫、梁、雍为九州，冀州居中。此后，每个朝代都用九州来表示自己国家完整的领土，也以此进一步宣示自己这个王朝是九州（中国）的真正代表者。

　　三国和晋代，各国都没有建明堂。

　　北魏平城明堂 南北朝时，北朝的北魏在京都平城（大同）正式建造了规模宏大的明堂辟雍。其设计理念，建筑布局，与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修建的明堂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少“异古”的地方。（下面有专章论述）。

　　北齐、北周都未建明堂。

　　南朝各代出于表示自己是正统的统治者，都要建一座横面宽大一些的大殿，来代为明堂，其实质是一座太庙。

　　隋代曾多次提出建五室明堂，甚至还让建筑设计学家、工部尚书宇文恺做出了比例为百分之一的木构模型，其后终因五室与九室之争，以及对高丽的用兵而没有动工修建。

　　唐代，在贞观五年（631年）、十七年（643年）曾两次提出建明堂。特别是在贞观十七年六月，唐太宗还叫人做出了九室明堂的模型。其后也因五室与九室的争议，以及对外的战争而没有建。高宗即位后，想以高祖、太宗配飨天帝进行祭祀，又拟建明堂。他这次想避开五室与九室之争的问题，杂用古代各派的说法，令群臣讨论。其后，也因儒臣们各执已见，争议不休，只好作罢。

　　武则天洛阳明堂 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称制，改国号为周。她为了表示自己这个女皇和大周是授命于天的，又出于想让武氏列祖配飨天帝祭祀的需要，便不再理睬儒臣们的争论，叫儒臣们闭嘴噤言。在武则天的亲自过问下，建成了古代体量最大，形式最奇特的一座楼阁式的明堂。其后群臣还称颂武则天决策英明：武则天也不管“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的这一套古制，下令拆毁东都洛阳皇宫隋代建的乾元殿（正殿），并在此地基上建明堂。垂拱三年（687年）二月开工，用工数万，四年（688年）正月建成。七年后（695年）被薛怀义放火烧毁（旧唐书）。当年又下令重建，第二年又照原样建成。其明堂为三层，高294尺，底层方300尺。明堂顶部为园形以法天，上层（第三层）法24节气，中层法12辰，下层法四时。在“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并为九州各铸一座铜鼎：其中神都鼎高1丈八尺，其他八州之鼎均高一丈四尺，“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武则天死后，直到唐玄宗执政，儒臣们才又跑出来指责武氏明堂的位置和规制都不合古制等等。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年（737年）拆去明堂第三层，又改回了乾元殿。武氏明堂只存在42年。以后唐代衰落，再无人议建明堂之事。

　　北宋开封明堂 宋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4）曾议建明堂而没建。直到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在总结古制后下诏说：“联益世室之度，兼四阿重屋之制，度以九尺之筵，上圆象天，下方法地，四户以合四序，八窗以应八节，五室以象五行，十二堂以听十二朔。九阶、四阿，每室四户，夹以八窗。”认为这个样子的明堂“于古皆合”。这一年就选址定在了宫城之内，寝宫东南，大庆殿东侧，拆除了秘书省至宣德门以东地段的建筑物，使明堂自成院落。院四周建有回廊，四边设门：北为平朔门、东为青阳门，南为应门，西为总章门。于政和七年（1117年）四月建成。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占开封后，明堂被毁。

　　元代没有明堂。

　　明、清两代，因生产力的进步，国家财富的增多，社会的发展，宫室和官署的设置日益完备细密，建明堂辟雍已无必要。而是把明堂辟雍的各种功能分解后，分门别类地建起了能体现明堂辟雍各种不同功能的单体建筑。如：会见群臣和各国使节，以及举行大典仪式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祭祀分别在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太庙，进行教学在国子监等等。

　　纵观从汉代到宋代的明堂建设史，也是一部明堂建制的争议史。始终是儒臣们各怀佐证，争论不休，有时甚至争到了水火不容的激烈程度。至于对明堂建制，或五室、或九室等的说法及其论据，哪种更符合古制？冷静的分析一下：甚至寻根求源，查至远古时期，也找不到真正的事实或规定，来证明哪些说法更正确。其实这些争议，都是不同门派的捕风捉影，故作标新立异，以标榜自己。事实上哪种说法都无确凿的根据。正如《旧唐书·卷26·礼仪》记载的唐初大学者颜师古在给唐太宗的奏章中说的：“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简牍，全文莫睹。始之黄帝……迄于周代，各立名号，别创规模。众说舛驳，互执所见，巨儒硕学，莫有详通。……苟立同异，竞为巧说。……进退无据，自为矛盾”。又进一步说：“惟在陛下圣情创造，即为大唐明堂，足以传于万代……若姿儒者互论一端，久无决断。”

　　北魏拓跋珪从盛乐迁都平城后，经过八九十年外扩和内治，特别是冯太后和孝文帝的“太和改制”，使国家政局更加稳定，生产力和科技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国力更加强盛。在此背景下，冯太后和孝文帝于太和十年九月（486年）“诏起明堂辟雍”。经过五年的准备，或开工又停工，其间冯太后于太和十四年去世。随后又于太和十五年四月（491年）开工建设，在当年十月明堂辟雍峻工。

　　明堂辟雍的建筑方位，按《通典》的说法是“国（都城）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此方位为“福德之地”。据1995年大同考古研究所、博物馆的剷探发掘，确定了平城明堂辟雍在大同古城东南方向五华里处，正符合这一古制。它是集明堂、辟雍、灵台三位于一体的宏大建筑。

　　（本文绘图除署名者外，其余为王恒、曹臣民、张香莲、于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