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世民

　　根据发掘，外围是一条直径294米的圆形雍水沟，水沟的两岸由凿磨规整的砂岩石块（长65～95厘米，宽35～55厘米，厚20～25厘米），错缝垒砌整齐，沟宽18～23米，深1.4米，底部由大小不等砂岩碎石片和粘土铺平，以防渗漏。在圆形雍水沟内侧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有四个呈“凸”字形的夯土地基，伸向雍水，这是明堂辟雍的四座门。在雍水内圆岛的中心位置，有一个正方形的夯土台基，边长43米，这是明堂核心建筑物的平台。

　　按《水经注·水》记载：“其水自北苑南出，历京城内。河干两湄，太和十年，垒石结岸，夹塘之上杂树交荫，郭南结两石桥，横水为梁。又南迳籍田及药圃西、明堂东。

　　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堂、九室，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碧，仰象天状，画北道之宿焉，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此之异古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

　　《水经注》的第一段话，可以看出明堂辟雍里的水是活水，不是环形的死水池。水的来源是如浑西水，即从辟雍的西北部引入，再从其东部偏南一些的部位流出。这符合大同古代的地形，即使现在也是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

　　第二段话，是说明堂这些建筑物的结构与布局，应处在三个平台之上，每个平台相差的高度应是三至九个台阶。第一个平台：即考古发掘出的正方形夯土层，边长为43米。这一平台上的东、西、南、北四面，各建有三座各自独立的堂，共12座堂，代表着12个月。古代帝王有个“听朔布政”的制度。即农历每月的初一为朔。这一天，帝王必须在按月排列的十二个堂中的某一堂坐朝，听大臣们汇报或建议，研究如何解决问题、治理国家等。这就是所谓的“听朔布政”。这起到一种像征性的作用：表示帝王们月月时时在勤勤恳恳地治理着国家，关心着老百姓的事务，而且都是亲力亲为。这就是古人说的帝王们“听朔布政于一堂之上”。

　　第二个平台上，建有八室。与第三平台上的太室合称九室，代表九州。九室各自独立，每室的四面各开一门，代表四序。门的两侧各有两扇窗子，每室共有八扇窗子，代表八节。四序和八节的示意，据《周髀·算经》载：四序：即春、夏、秋、冬。八节：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上述这些门窗的示意是像征性的，它反映出了中国古代的自然崇拜，尤其在唯一的农耕经济中，对天象、气候变化的极度敏感、敬畏、重视。并与古代哲学思想融合在了一起，因利势导，搞好国家的农业生产，稳定人民生活。这些具有极强像征意义的建筑形式，都是按照古代对天文学的研究，以及各朝代约定俗成的含义，而沿续了下来。

　　第三个平台，是九室的中心建筑——太室。顶部为圆形，代表天。下部为方形，代表地。用上述《水经注》的话说是：仰望太室的天花板，画着淡青色天空，布满了星斗。有一个特殊装置的“机轮”，在室外“绮井之下”，由人工操纵着北斗星的斗柄，随着每个月在转动。按《淮南子·天文训》的说法：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子位（北方）时，为冬至；指向卯位（东方），为春分；指向午位（南方），为夏至；指向酉位（西方），为秋分。这样在太室里每年转一周，就显示出了二十四个节气的变化。这样的太室，除了祭祀功能外，也具备了查看天象的功能。这就是所谓的“盖天说”。正如《水经注》说的“此之异古也”。

　　九室的排列是按“九宫格”的排列方法，只是中间的太室其形制特殊高大一些。九室的名称是：中央一室为太室（太室，在古代也叫大室，说大的到了“形容未尽”时为太，此室是祭天的，圆顶代表天，天是“形容未尽”的大，故叫太室）。其他方位的室都以太室为中心而命名：东方代表春，故太室正东的一室叫青阳（春为青阳）；南方代表夏，太室正南的一室叫明堂（夏为朱明）；西方代表秋，太室正西的一室叫总章（取西方能“成全万物”，并能彰显这“成全”过程中的政绩）；北方代表冬，太室正北的一室叫玄室（北方，为阴，仙人之所）。在这“九宫格”中四角的四个室没有固定的名字，而是以太室为中心点，跟随着青阳、明堂、总章、玄室四室来称呼其名称。例如东北角的一室，既称玄室右个，也称青阳左个，东南角的一室，既称青阳右个，也称明堂左个。其它两个角室的叫法，以此类推。

　　灵台 是建在辟雍内离水沟不远处的一座单体建筑物。按现存河南登封元代的观星台相比较，应在二三十米以上的高度。其上置铁浑仪等天文仪器，以观测天体星辰的运行与方位等。灵台的具体所处位置，应建在明堂辟雍北门内的中轴线上，即明堂九室十二堂的北部。其推测理由：

　　一、如果将高大的灵台建在明堂的南部(即前面)，这对明堂的主要建筑物起到了遮挡效果，不符合古代礼制。

　　二、如果把灵台建在明堂的中心位置，即建在太室之上，这更不可能：因太室的外形是“上圆下方”，圆形的顶部就代表了天。同时，太室内部的天花板上“饰缥碧，仰象天状，画北道之宿焉，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这天花板本身就成了“天”。古人最敬畏的就是天，绝不可能在“天之上再搞什么建筑物，去把“天”压在底下。

　　三、《水经注》中这段话叙述的逻辑很清楚：即先从明堂的中心点——太室说起，再逐步向周边的建筑物展开，最后才点到明堂外围的重要建筑物——灵台。说“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应理解为加灵台在辟雍之上，才会出现进一步的描述：“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如果是把灵台建在了太室之上，则灵台与太室就成了合为一体的建筑物。那么，郦道元会按古代先上后下的说法叙述：则应先说最上面的灵台，再说下面的太室。这岂不成了加灵台于太室之上，下则建有太室与九室十二堂，何来“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之说。

　　在辟雍之上还建有皇室和管理人员的其他殿堂和教学用的房屋与廊庑。如《魏书·尉元传》中提到的“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国老庶老于阶下"。在雍水岸内侧的平地上，还要种树和花草。所有这些设施建筑物和灵台，至少还应建在两个层面的平台上。

　　如此说来，整个明堂辟雍的建筑物，应有五层平台。

　　另外，在雍水外侧还建有一圈围墙。这就形成了一个占地一二百多亩的大院，使明堂显得更加神秘肃穆，气势恢宏非凡。

四、平城明堂辟雍的使用

　　平城明堂辟雍在太和十五年十月（491年）建成，到太和十八年北魏迁都洛阳，使用了仅三年时间。在这短短的三年中，明堂辟雍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仅把《魏书》中记载下来的几项活动，录述如下：

　　进行祭祀活动时，《魏书·高祖纪下》记载：“太和十有六年春正月……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九月甲寅朔，大序昭穆于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于玄室。”

　　在明堂“听朔布政”与利用灵台时，《魏书·高祖纪下》记载：“十六年春正月……遂升灵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为常。”这说明孝文帝每月的朔日，都要在明堂里“听朔布政”处理国家大事。

　　《魏书》也记载了一次孝文帝在明堂会见来使，如在《成淹传》里就记述了南朝齐武帝派遣散骑常侍庾荜、散骑侍郎何宪，主书邢宗庆到平城通好，孝文帝在明堂会见了这些来使，像是故意在明堂搞了个“朝诸侯”。

　　孝文帝于太和十六年在明堂辟雍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尊老敬贤礼仪。这在《魏书?尉元传》、《游明根传》都有记载：孝文帝尊尉元为三老，尊游明根为五更。这是对德高望重老者的尊称；“三老”是知三德：正直、刚、柔。“五更”是知五事：貌、言、视、听、思。

　　另外，北朝乐府诗歌《木兰辞》：“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应当是北魏时期在平城的明堂里合见的。这要推断说明：北朝只有北魏、北齐和北周三朝。史书只记载了北魏孝文帝在太和年间，于京都平城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明堂辟雍。孝文帝在建成三年后迁都洛阳，就废置不用了。南迁后，他和后世子孙们，再也没建造明堂。北齐和北周均未修建过明堂。这就能做出判断：“见天子”和“座明堂”的这一会见，就发生在北魏，而且只能是孝文帝，在京都平城（大同）的明堂里会见的。这就是说：北朝乐府诗歌中描绘的花木兰替父从军，在战争中建立了卓著功勋，孝文帝在京都平城的明堂里隆重会见了这位巾帼英雄。（此诗歌所写的为民间记述，不能当作正史。但作为有具体时间、有具体人物，特别是有准确地点的记述，是非常珍贵的。而且此人此事影响巨大，更是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千百年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被津津有味地传颂着。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正史的一种有意义的补充，故在本文中记存。）

　　太和十八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明堂辟雍在使用了短短三年后，即不再使用。

　　总之，这三年里孝文帝等人频繁地往来于明堂辟雍，说明这一重要设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正光五年（524年），原本是拱卫京都平城的北方六镇（沃野、怀朔、抚冥、武川、柔玄、怀荒），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兵变和起义，随之洗劫了平城，烧毁了明堂辟雍和宫殿等建筑。至此，平城明堂辟雍仅存在了三十三年，就从现实中消失了。也难怪史学界和建筑史学界的一些人把它“淡忘”了。

　　同时，在历史上汉族大一统的思想，也使一些人故意贬低平城明堂辟雍。如隋代学者宇文恺则说它的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间通巷，违舛处多。”其实什么是“古制”，古代是如何规定的，谁也说不清。还有一些人甚至不愿提及它在建筑史上的作用。像史书《南齐书》在没办法忽视曾经统治北半个中国二三百年的鲜卑政权，并正式改国号“魏”，建都平城就有近百年，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在不得不为其立传时，还故意加一个“虏”字，成为《魏虏传》。可见，对影响巨大的北半个中国的政权都尚且如此，而对它的一个单体建筑，自然就更不肖一顾了。

五、明堂辟雍珍稀的建筑

　　平城明堂辟雍，是北魏王朝兴盛之时的巅峰建筑杰作。它的建成，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更是难得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稀缺的建筑 在中国5000多年悠久的文明史里，曾经在内地和周边地区建立的王朝或政权，据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统计就有277个之多。这些王朝和政权都要选定一处吉祥之地建都或定都，这些政权的都城共有217处（在一个地方重复建都的只算一处，如西安一地就有17个政权建都或定都）。其中建立在内地的都城164处，建立在周边各地的都城53处。在这些都城里大多都建有所谓的皇宫，供这些政权的主人们居住生活或办公。虽然有些朝代或政权出于表示自己也是正统的天授君权的需要，即使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也要建一座横面宽大一些的大殿，进行人神合祭，来代为明堂，其实质依然是一座太庙。但是，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明堂辟雍者则少之又少，充其量也只有西汉长安、东汉洛阳、北魏平城、武则天洛阳、北宋开封等寥寥五处。

　　难产的建筑 明堂辟雍是历代帝王们渲染自己进行天人交通，天授皇权的一种理想建筑模式。但在把这种理想的建筑模式，变成现实中具体的建筑实体，就会矛盾重重，难以兴建。尽管修建明堂是一个朝代的大事：是君权神授、人神配祭、天之子与天对话的地方，更是强大国家的象征。但也并不完全是国家强大了，或帝王们有意愿想建就能建成的。历史上很多有雄才大略的帝王，都因各种因素没建成明堂，也有不少是想建却建不成。像被毛泽东主席所看重的几位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就是如此：秦始皇征战一生，统一六国，而未建明堂。据前文提到的原因，汉武帝、唐太宗都是很想建而没有建成明堂辟雍。宋太祖则因大宋初建，国内不稳定，又有北方强大辽国的威胁而顾不上建。可见明堂辟雍的修建，即使国力强大，又有强烈的建造意愿，也并不是所有权倾天下的帝王们想建就能建成的。

　　独特的建筑 平城明堂辟雍独特的设计和奇妙的建筑造型，在众多皇家建筑中独树一帜。可以说是最奇特、最雄伟的：直径约294米圆形环水内，宏伟壮丽的明堂，高大雄浑的灵台，傲视着平城。特别是明堂、辟雍、灵台三者同在一个平台上的建筑形式，在中国已知有记载有遗址可考的五座明堂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平城明堂的综合性的用途和礼制内容，则更是其他皇家建筑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把它用作处理政务的场所——“听朔布政”、接见外国使团、隆重会见重要人物等的特殊用途，自然又成了北魏国家的中枢机构、决策指挥中心、国家的象征，更是集中展现皇权的地方。

　　平城明堂辟雍不仅仅是王朝皇权的象征，更是北魏国都的标志和佐证。因为在没有发现该遗址前，有人曾认为魏都平城在桑干河旁，认为现在的大同古城可能仅是辽金五京之一的西京，以及其后的元明清古城等等。遗址发现后，这一怀疑戛然而止。因为《通典》早就说过：明堂在“国（都城）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在一旦发现明堂辟雍遗址后，就反证了魏都平城在明堂的北部五里处，正符合《通典》记述的古代礼制。这也印证了考古的发现：大同现存的古城就是北魏、隋、唐、辽、金、元、明、清几代的古城的延续，基本上都是在北魏古城基础上或增减或叠加而成。

　　明堂辟雍，由于其功能与含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得历代帝王们都想修建，但真正动工建造时则是难之又难，所以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能建成者则少之又少，这就更突显出了它的珍贵的价值。

　　（本文绘图除署名者外，其余为王恒、曹臣民、张香莲、于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