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尔山

　　二十大卷60万字9000个图版的《云冈石窟全集》出版面世了。她带着黄钟大吕般的乐章走出云冈，走出大同，走向全国及至世界的一个个文化殿堂……

　　《云冈石窟全集》的出版不啻为大同文化史上的大事件。若论及世界文化遗产，这部书的问世，在世界佛教艺术史上的影响也将是深沉的、隽永的。作为云冈文化的一位虔敬者、大同文化界的一个老人，此时此刻似乎不能只止于“感慨”而已！

　　话题应当从“云冈学”说起。若说云冈有“学”，坦率讲是生发于日本人的“见识”，先有伊东忠太，后有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在上世纪之初及三四十年代，他们发现并较全面地考察了云冈石窟，让世界通过日本人的眼球知道了这处与贫民居处和牲畜棚圈混杂在一起的东方佛教圣迹。其时我们的祖国正在日军的铁蹄下呻吟，神州荡板，学术凋零，于是落下个“云冈石窟在中国，云冈研究在日本”的历史话柄。虽说学术无国界，国人到底意难平。

　　中国学人最早注目云冈者，大约应是陈垣先生，1918年10月，陈垣与叶恭绰、郑洪年以及京绥铁路俞人凤、翟兆麟、邵善阊三位京绥工程师，一行六人同游云冈石窟，并作《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后又作《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作为历史学家、佛学家，陈垣的关注点是两个：一是中国历代史籍关于云冈石窟的记述，他作了梳理。二是北魏云冈译场对于佛经的翻译，厘清了石窟开凿者沙门昙曜在经学上的贡献。陈垣的拓荒是了不起的，可称“国学踏入云冈第一足”，但比之日本人对云冈的研究，严格意义上讲，究竟是在外围。

　　真正第一个进入云冈石窟核心研究领域的中国学者是北京大学的宿白先生。宿师仁勇睿智哲思，是本土云冈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1947年，他在整理北大图书馆善本书籍时，从缪荃孙抄《永乐大典》残本《顺天府志》中，发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这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尚不为人知的文献。他据此写作《<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一文，由此开启了他的石窟寺研究，这也是宿白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1978年，他正式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以考古学为立足点，综合分析平城时期北魏王朝复杂的政治格局、宗教取向、经济状况、汉化胡化等文化性状，包括民族战争与融合、上层封建性制度改革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较之日本学者分窟别的考古和研究更具有宏观性、综合性和引领性，因而成为现代云冈学的真正基石。《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后收入他的《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以此而确立了他“中国考古学一代宗师”的学术地位。

　　然而，在宿白分期之后，在新世纪到来之前，所谓云冈学基本上是“曲高和寡”的局面。宿白是全中国的宿白，而非云冈一窟之宿白，后学没有跟进，特别是大同地方云冈学术研究无人“帅”得起来，造成云冈学先是“有外无内”，后则“有基无建”。直到上世纪末，一位年富力强的历史学者张焯走进云冈——2002年为云冈石窟研究院副院长，2006年晋升为院长，成为云冈的掌门人。

　　张焯的学术之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6年前，他其实是沿着陈垣先生的方向，依托他的史学专长，在追寻云冈石窟的去脉来龙，前世今生。这是一个地道的孤奋之作：四年时间旰食宵衣，寒毡坐破，铁砚磨穿，完成了洋洋60万言的《云冈石窟编年史》。以考据和引证的方式标定了云冈石窟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确切坐标，以及其作为佛教的客观存在与社会方方面面所发生的各种联系和影响。这是一部由云冈学打通历史学的基础性著述，成为云冈研究的工具书。2006年后，张焯的学术活动更多的是以引领团队的方式表现出来，他既见贤思齐，又思贤若渴，内选外聘，较短时间便在云冈蔚起了“斯文”之风。特别是他以倾心的礼遇，请回了王恒，调入了王雁卿，擢拔了赵昆雨，重用了张海雁……形成了一个云冈研究的核心团队。这个有理想、有情怀、有学养的知性集体十年如一日地追随云冈之学，专司专属于云冈研究，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宿白先生40年前奠定的学术基础上建起了一座全新的云冈学之厦——张焯主编的《云冈石窟全集》诞生问世了。

　　我评价《云冈石窟全集》是新的云冈学之厦，并非仅仅着眼于其在形式上的“大而全”，而更加看重的是《全集》内在肌理上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首先，这部巨著是在宿白等先贤云冈研究的基础上架构起来的。尤其是宿白先生的云冈分期论，这是一块科学而完整的理论基石，以这样的考古理论作为根基，《全集》的学术地位不仅可靠牢固，而且更具权威性。其次，这部《全集》是张焯前期大作《云冈石窟编年史》之后编辑面世的。因此，云冈石窟的开凿动因、工程经历、宗教作用、文化影响等等，其与社会背景所发生的万缕千丝的联系，会被揭示得更加真实、清晰和系统，这就从根本上提高了《全集》的实证性和可信度。其三，这部《全集》是在一系列新的考古发掘，获得新发现，取得新认知的情况下完成的。从1938年至2012年云冈石窟共进行过五次考古发掘，所有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都被收入《全集》之中，《全集》的内容更加丰富，所涉及的领域更加广博和全面。其四，这部《全集》是在数码时代全新技术条件下完成的。全面、准确地记录了云冈石窟群的整体布局、外部形态和尺寸数据。精确调查了云冈石窟编号洞窟现存佛教造像数量及体量。完整制作了云冈石窟现存59265尊佛造像和各类雕凿杂什的图像资料。形成了全新的精准的宏大数据系统，使《全集》真正具备了唯一性。其五，这部巨著成书于云冈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后。随着云冈研究国内国际交流逐步深入展开，“云冈价值”已获得了更高层次和更广泛领域的认知。诸如云冈石窟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在世界佛教艺术史及国际雕塑艺术上的地位，在中国民族融合史上的地位，在佛教传播及法系迁变史上的地位等重大课题上都已有了许多可喜的突破。这不仅给予了编撰者一种凤凰涅槃式的心态，也为《全集》注入了难得的前瞻性。

　　此外，还必须着重提及，这部巨著成就于云冈石窟开凿1600年后的一个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地方政府高度关注云冈石窟，实施重大的保护性建设共有三次：1973年周恩来总理参观云冈后实施三年保护工程，2001年云冈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前后的全面整治工程，2008年大同古城复兴战略中云冈景区三年大迁建。张焯所领导的云冈人，是云冈沧桑巨变的见证者，当本世纪二十年代云冈石窟进入全盛，誉满四方，八面来风之时，他们既有主人翁的自豪，又有劳动者的感慨。由他们来编辑出版《云冈石窟全集》，这是一种历史的期许。《云冈石窟全集》这种“原生性”的回归，标志着云冈学真正进入了成熟期。

　　在过往的年份中，云冈学界的人们会时不时地提起水野清一、长广敏雄

　　们的那部“全集”（考古调查报告）。可以预期，随着张焯主编的《云冈石窟全集》的出版，那本旧“全集”会被作为一个值得珍惜的历史过程渐渐收藏起来，束之高阁。因为云冈学有了新的里程碑！

　　最后补一笔，说说我与《全集》的那份缘。2009年，大同市人民政府委托冯骥才先生主编《中国大同雕塑全集》，为此成立了两个委员会。我作为贯通两委的办公室主任，成了编辑出版工作的“总提调”。其时张焯先生带领的团队负责其中《云冈卷》的编辑工作。我们曾在天津携手合作，共襄盛举。2012年大书由中华书局印出发行，引出了一位新朋友，那就是青岛出版集团的董事长孟鸣飞。孟鸣飞到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走访取经，我负责接待和介绍，因得悉青岛出版社是出版量和效益久居全国鳌头的企业，便想把他与云冈撮合在一起。于是恳请冯先生也约张焯先生一同来津相见。于是，强强联手自此而始，那年初冬，我陪张焯先生应邀赴青，达成出版《云冈石窟全集》的意向。

　　双方“七年联手铸一剑，终见倚天立青霄”，我非云冈人，但是云冈友，为能与全集有这份因缘而深感快慰。有道是：虽无西厢月下福，乐做红娘也由衷。

　　（本文配图均由李尔山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