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梁有福

　　前辈学者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众多成就，杭侃认为我们应该考虑从新角度来研究云冈石窟。云冈石窟开凿在砂岩上，保存下来的题记很少。但云冈石窟的三期洞窟中均存在着大量的补凿龛像、打破关系和未完成的窟龛，这些遗迹现象对于深入研究题记留存很少的云冈石窟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因此，他希望学界对云冈石窟的打破与补凿遗迹、未完成的龛像进行调查和记录（包括文字描述、摄影、部分实测等），并整理、编辑调查报告。他尝试对云冈石窟各洞窟的年代、洞窟原来的布局设计，和洞窟中后期的开凿工程进行考察，从而从一个以前没有加以系统注意的角度，推动云冈石窟的进一步研究。

　　比如关于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的讨论，杭侃认为，从遗迹现象的打破关系来看，昙曜五窟当初是计划把第19窟作为主窟，按照昭穆制在左右各开两个洞窟。不过，工程进行途中第20窟发生了崩塌，因此将本来应该修建在第20窟西侧的第16窟的位置移到了东侧，也就是说16窟原来计划开凿在21窟位置。中央第19窟是太祖道武帝，按昭穆顺序，左侧第18窟为第二代明元帝，其次右侧第20窟为第三代太武帝，下面本来作为左端的第17窟是太武帝之子景穆帝，最后本来作为右端的第16窟是景穆帝之子文成帝。

　　此外石窟内还有一些未完工的现象，部分洞窟的装饰以及造像的轮廓、服饰部分已经完成，但面部尚未雕刻，可能是最后才进行面部开光这一步骤。所以一个大型石窟工程的开窟时间和完工时间可能会间隔很久，甚至涉及到停工。为了研究石窟中一些现象形成的原因，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还于巩义进行了佛教实验考古，对巩义石窟的一个北魏龛像进行了开凿复原。通过本次实验，可以引发一些问题的思考，比如开凿工程量以及石料去向等问题。细化至具体问题，我们还可以思考第5、6窟是否是一组双窟。第二期石窟中，一般认为7、8窟最早，9、10窟次之，5、6窟已经快到迁洛时期。5窟主尊是云冈石窟里面最大的，肯定是皇家所开，第5窟和昙曜五窟的形制接近，同样是马蹄形窟，主尊占据了窟内的大部分面积，题材上以三世佛为主，背光火焰纹依旧属于第一期的样式。第5、6窟开凿的时间可能有间隔，第5窟的右壁和第6窟的左壁最薄的地方只有2厘米，现在有个地方都已经通透了，这种情况只有第5、6窟有，可能是开凿有先后，出现设计上的不周造成的。推测第5窟开凿的时间应该紧接昙曜五窟，装饰纹样等辅助性装饰是献文帝时期完成的，后因某种原因中断了工程，孝文帝亲政后完成了大像部分，所以这个石窟表现的不是一个时期的风格。另外岩体规划、云冈的洞窟排年、北魏时期云冈的面貌等很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杭侃简单介绍了对昙曜五窟开凿工程的重新思考，包括选址、斩山、设计、施工以及昙曜在具体设计的时候可能遇到的问题。首先在选址时利用河流阶地以减少工程量，并且选在最宽处，以使窟前面积最大化。另外，这条河流旁还有一条通往和林格尔的路，在交通方面也很便利。《魏书·释老志》中记载“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可见当时工匠对大型石质工程的石质还不够了解，斩山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可能有多次改造，这种现象在云冈中也常常见到，比如中区一线大窟与相邻的13窟以及16窟附近等，这些在考虑洞窟排年的时候都需要思考。昙曜在设计时，选用的题材为三世佛，以宣传佛法。使用的窟形为大像窟，模拟皇帝。

　　此处有一逻辑问题，即来自凉州的僧人昙曜为什么没有采用凉州和敦煌早期流行的中心塔柱窟呢？杭侃认为文化的传播不一定是线性的，中间还可能会有“插播”的现象，有待专文探讨。至于窟型是仿草庐还是毡帐，杭侃更倾向于是毡帐，是一种创新，突出帝王的地位。另外，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石窟开凿的很多，但是窟前并没有多少位置，那么平城时期的僧人居住的寺院在哪里？考古工作发现云冈石窟东西两侧以及顶部都有北魏时期的寺院分布，也有辽金时期的，所以说那个时期的僧人是住在山顶的，呈现《水经注》所记“山堂水殿，烟寺相望”之景。

　　三、云冈学建设的思考

　　谈到云冈学的建设，杭侃认为应该从云冈在历史中的地位出发，建设的内容可以借鉴敦煌学的内容，但云冈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各有其侧重点。具体而言：

　　1.敦煌学研究的内容是区域性的，云冈学的研究内容是全域性的。敦煌位于边关，而云冈是位于都城的。

　　2.敦煌学研究的内容侧重微观，云冈学的研究内容在做微观研究的同时，需要对北中国地区的早期石窟和宗教遗存做宏观的研究。

　　3.云冈学和敦煌学都研究石窟，云冈石窟尤其是其迁都洛阳前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洞窟，是皇家意志的艺术化表现，出资开凿者为皇室和上层统治者；敦煌石窟多中小型洞窟，其出资开凿多为地方官员和僧侣。

　　4.敦煌学研究的特色内容是其出土的文书，云冈学的研究内容除了正史，还有平城地区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及在云冈模式影响下在北中国地区出现佛教遗迹和碑刻题记。

　　新材料会带出新问题。云冈学的建设，在城市与聚落、民族融合、墓葬、手工业、宗教遗存、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都会不断提供新的材料。而云冈学的建设需要依靠山西省内尤其是大同本地的考古和文物资源，对平城时代的遗迹和遗物都要有充分的关注。

　　杭侃将云冈学建设的核心内容总结为三个层级，分别是云冈石窟的研究和保护、北魏平城时代考古资料的研究和保护、云冈模式的广泛影响。

　　讲座尾声，杭侃表达了对云冈学建设的愿景。首先是基础资料的呈现。基础资料的呈现面临许多困难。手工测绘效率低，但是我们也无法依赖先进的测绘手段，因为测绘的问题实质上是对对象加以认识的问题，人认识不到的问题，测绘机器不会帮助人去辨识。因此，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现在全国从事石窟寺考古的专业人才很少，需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总之，中国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任重而道远。另一个愿景是多学科交叉研究，包括考古学（中古时期考古、佛教考古）、历史学（民族融合、古代社会治理、历史地理）、哲学（宗教学、美学）、物理（岩体力学）、化学（文物保护）、地质、中文（民俗与方言）、美术（雕塑、从人文角度的美术史研究）、音乐（音乐史）、生物与医学（古DNA、同位素等）、旅游（文化遗产活化、文化创意产业）、计算机（大数据）等。进行云冈学研究要有大的知识体系，多参考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不能故步自封。

　　最后，杭侃表达了对云冈学未来建设的信心，并以宿白先生的话与大家共勉——“致学存乎心，补拙莫如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