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 桢  梁有福   实习记者  赵小霞

　　编者按

　　2月19日，云冈研究院正式成立。记者日前就如何一体推进云冈石窟保护和云冈学研究以及发展云冈文化旅游产业等问题，专访了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从本期起，“走进云冈”专刊分两期刊发专访文章，敬请关注。

　　记者：请您谈谈云冈研究院的新局面如何？

　　张焯：近年来，从省委、省政府到市委、市政府，都在全力推动云冈的保护工作和云冈学的创建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与此同时，在省委、市委主抓下，召开了一系列专家座谈会，为云冈学发展把脉。同时也召开了一些学术讨论会，以及相关工作汇报会。

　　云冈研究院把云冈石窟保护、创建云冈学，也做了个大的预算，并向国家文物局做了汇报，国家文物局表示全力支持。同时，山西大学、大同大学分别建起了云冈学研究院，太原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等高等院校，都表示出对云冈学的关注。山西大学的云冈学博士、硕士点设置都已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大同大学的云冈学招生也已获得批准，而且专门在大同大学设了一个刊物——《云冈研究》。大同市政府也全力支持，划拨给云冈50套房子，以解决云冈引进人才的居住需求。大家都在积极工作，要把云冈学做大、平台做大，做成国际性的一流学术平台。

　　记者：如何给云冈文化定位？云冈研究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张焯：云冈和中国其他的文化遗产最大的区别，在于云冈是世界文化艺术主脉的分支。我们在云冈石窟里可以找到希腊、罗马的柱头、柱饰，可以找到两河流域的狮子形的柱头，还可以找到印度式的佛像佛柱的样式，甚至有些装饰图案是古埃及时代的。所以说云冈是世界文化走到公元五世纪时，在中国开放出的一朵绚丽多彩的艺术奇葩。这是世界文明发展的硕果，像这样的多元文明体现的文化遗产，在全国也不多。这实质上就是表明，在中国的历史上，存在着多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交往，这是历史的真实见证，说明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胸襟博大的民族，形成了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在世界上起着一定的引领作用。

　　云冈研究不光具有古老的历史意义，还有现实的时代意义，对当今中国的发展，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形，可以体会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云冈也可以让游客观览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作为云冈研究院，把云冈的工作做好是责无旁贷的，我们一定要全力推动云冈的保护和研究。

　　记者：与历史上相比，目前云冈石窟的保护维修工作处于什么水平和状态？

　　张焯：10年前，云冈大景区改造的时候，我们从日本把相关的资料复印回来，对大景区的改造起了一定的作用。10年前的这次改造，使得云冈景区形成历史上最好的外部环境，在北魏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好的环境，辽代的时候更没有。现在云冈景区可以说是全国一流的，去年6月全国5A级景区评定，云冈排名第三。

　　几十年来，云冈的洞窟维修，特别是从1974年到1976年大型洞窟的维修，奠定了云冈目前石窟保护的基础，当时彻底解决了石窟的稳定性问题。到上世纪90年代，云冈的保护逐渐转向了治理大气污染、转向了治理一些洞窟的漏水问题。新世纪以来，云冈的保护工作转到了预防性保护。现在我们已建立监测中心,数字化监测也做起来了，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决不给将来留后患。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思想，那就是有义务给全省、全国在文物保护方面做出贡献。传统的保护是石质文物保护，这几年我们又陆续建了山西彩塑壁画保护中心、数字化保护中心和馆藏文物保护中心，保护门类相当齐全，这在全国也不多见。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全方位培养出一支专业化的保护队伍，不光是维修云冈，还要为大同的、全省的、甚至全国的文物保护维修做贡献。我们数字化技术已经走了出去，北京故宫、十三陵的保护项目我们都参与了。而且数字化的3D扫描、档案处理、保存以及3D打印全面开花，洞窟复制实现了活起来、走出去的目标，去年在洛阳博物馆办了展览，在浙江大学办了展览。下一步，除了全国巡展，我们还要到日本、法国、德国，到一些对云冈有所研究、云冈对他们有吸引力的国家巡展。

　　记者：云冈学的历史、现状是什么样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

　　张焯：从上世纪初日本伊东忠太博士发现云冈以后，云冈名声雀起，逐渐在世界上受到重视，云冈学甚至成为一门显学。但是上世纪的云冈研究，前半世纪主要是日本人的研究。1938年到1944年，日本京都的一个考察队在云冈待了7年，出了一套16卷32本的大书。在学术界一时兴起一个说法：“云冈在中国，学术在日本”。这个问题一直是我们中国学者心头的一个痛点。

　　新中国成立后，北大的宿白先生发现了《金碑》，围绕《金碑》对云冈进行分期，进行各个时代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云冈的历史经宿先生梳理，逐渐清晰起来。这些年，我们按照宿先生对我们的要求，咬紧牙关要为国争气，先后出版了《云冈编年史》《云冈词典》等一系列书籍，特别是用了7年时间出版了《云冈全集》，这套全集的系统性、科学性、学术性，全面超越了日本当年的那套书。

　　当然，超越不能仅仅是数量上的，关键是要在学术观点上超越。所以在全集里有大量新颖的观点。比如过去人们对昙曜五窟形成的认识很简单，就是三世佛，现在我们不是那么简单地理解了，而是说它既是三世佛，也是皇帝的形象，同时它还包括着十方一切诸佛，是大乘佛学的宇宙空间。再比如说，中期的洞窟怎么从早期的穹庐大佛像变成了宫殿式的、琳琅满目的、华丽无比的洞窟呢？我发现，北魏时代弥勒信仰盛行，弥勒所生活的兜率宫在佛教典籍的描述中是一个平等的、欢乐的、美好的极乐世界。北魏的统治者经历了十六国的战乱，社会黑暗动荡，老百姓祈求和平、祈求幸福生活。所以北魏统治者就提出他们正在走向一个弥勒降生的美好时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相信呢？于是他们把天上的兜率宫搬下来，在云冈洞窟中个体展现。所以云冈中期洞窟是北魏走向安定美好的一个象征。同时，罗马式建筑特征、美术元素，都进了云冈。这些洞窟采取罗马式建筑风格，中轴线两侧对称、重复但决不雷同。所以我们逐渐形成的观点是，云冈石窟是西式的设计、中国式的工艺，工匠是中国的，设计师是西来的。

　　北魏是一个极其开放的时代，鲜卑民族从大兴安岭走出来，虽然是一个游牧民族，但思想决不保守。从北魏到隋唐，就是这批鲜卑人在主导中国历史的进程，大唐成为中国历史的高峰，中国文化艺术的高峰，其中就有鲜卑人的文化传统。杨坚家族、李世民家族的一半血统都是鲜卑人。这个民族在中国历史上起的作用十分巨大，历史上有多少个民族像走马灯一样走过，没有留下多少痕迹，而北魏鲜卑民族里的拓跋部落，在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民族，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这次我们把鲜卑研究、民族融合也作为云冈学重要的一个研究课题。

　　同时，我们的研究要全面化、多样化，不光是让云冈作为大同的一个地理坐标。研究大同、研究晋北、研究长城，都是必要的，但是我最近形成的一个观点是再往大放，就是把云冈放在中西文化交流层面上，放在云冈是世界文化主脉分支的这个高度去认识。在研究云冈的同时，我们应该研究中亚文明、印度文明，研究两河流域、希腊、罗马，埃及的文明。过去欧洲人研究世界文化，既研究印度，又研究中国，还研究玛雅文化等。所以未来的云冈研究我们要着眼全球，着眼整个世界文化发展，这也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是一个新的课题。只有这样，才能找准云冈的位置，才能为云冈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和研究弘扬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也是我们研究云冈的意义所在。

　　记者：云冈研究院在景区建设方面有什么构想？

　　张焯：10年前的云冈，游客来了只有石窟可看。现在，你可以到博物馆去，出土的各种文物讲述云冈背后的故事，讲述鲜卑民族的故事；你可以到院史馆去，那里讲述的是一百年来，云冈从破旧到辉煌的整个历史过程；你还可以到美术馆去，景区里有云冈美术馆、石兵美术馆、陈云岗美术馆；你还可以到云冈看演出，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孝义皮影演出、云冈的西天梵音表演，后者是把云冈洞窟里的音乐形象拿出来，呈现给世人。还有云冈图书馆、放映室，在云冈的东山还有一个菩提艺术区。

　　下一步我们还要做丝绸之路古乐器博物馆。去年我在北京遇见一位研究了一辈子音乐的社科院老师，他收集了大量的古乐器，中国北方的、中亚的、两河流域的都有。他想让大半生的收藏有个好的落脚的地方，最终选中了云冈。

　　同时我们和省考古院形成口头协议，他们每年出土发现大量的墓葬壁画，其中一部分将整体搬迁到云冈，把墓葬壁画博物馆建起来。寺观壁画固然很精彩、很重要，但它描述的是天国的形象，而历代墓葬壁画描写的是真真实实的现实生活，价值更大。

　　云冈的优势在于景区大，可以做若干个博物馆，现在已经有七八个博物馆性质的场馆了，但这还不够，要继续扩大，把云冈文化往大做。我们更大的想法是，云冈所处的这条云冈峪，是一条历史古道，从赵武灵王开疆拓土、修筑长城开始，它就是出塞入塞的一条重要道路。我们做过一个调查，从小站到高山，不到25公里范围内，找到了35个文化遗址，有石窟、古堡、烽燧、窑址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条路上有大量的古村落和煤矿，这都是未来云冈文化需要包含的内容。

　　从云冈、左云、右玉到和林格尔、呼和浩特，左拐从君子津过黄河，直接上丝绸之路。这条道路在历史上极其重要，大量保存着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遗迹，是长达200多公里的文化长廊，这在中国北方也是独一无二的。

　　另外，我们在佛教文化与煤炭文化结合方面，也形成了一些思路并做了一些尝试。像东山菩提艺术区，就是要把这种格格不入的文化协调起来，成为统一的整体，把大同一百年的工业煤炭文明记录下来。我们将来要立足于云冈，连接西口文化，连接昭君文化，形成一个更大的北方文化概念，全面推动云冈文化、云冈旅游的发展。

　　记者：云冈考古研究方面有哪些主要成果，最新进展情况如何？

　　张焯：云冈研究院主抓云冈的基础性研究，把云冈实实在在的基础材料搞出来，然后交给大专院校进行深化扩大。比如说云冈考古，我们得自己把考古报告弄出来，让大家了解云冈都挖出了什么，是什么时代的文物，这些文物印证了云冈在不同时代是什么历史情况、历史场景。1992年、1993年云冈的窟前考古工作进行了两年，挖出来的文物都进库了，考古报告基本上有个初稿了，但还有些关键的问题没有说清楚，还在推敲。

　　山顶考古2008年到2012年进行，是我们和山西省考古所一块儿做的。所长张庆捷先生退休后，我们请他住在云冈，做山顶考古报告。这次挖掘出两个北魏的寺院。我们以前不知道北魏时候云冈的寺院是什么样的，光是《水经注》里记载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山顶考古挖掘出来的两个寺院遗址，证明了《水经注》的记载是正确的。在云冈的周围，北魏时期有十个寺院，这些寺院建筑构架、分布是怎么设置的，现在我们初步有底了。

　　最早的石窟寺从新疆、从中亚进来，首先在云冈落脚，和我们现在看到的石窟寺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一个山壁掏出石窟，石窟外边加上阁楼，形成一个佛殿，前边是四合院，这是中国式的石窟寺。云冈最早的石窟寺是石窟在下，寺院在山顶上。这种模式是中亚的样式。云冈山顶的这次挖掘，是中国首次找到的西式的、最初的石窟寺样式。所以2011年入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必须公布于众。庆捷老师下了很大功夫，形成两本几十万字的著作，已经送到文物出版社，想在5月11日之前出版。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基础工作。

　　此外，我们正在做云冈的分类全集，前几年做的是雕刻全集。这次分类全集是按照造型分类进行系统研究，这标志着云冈学的研究深化。在深化的过程中我们会自然看到这些形象来自何方，和西方的文化艺术衔接起来了。此外我们还在做云冈的装饰图案全集。云冈的装饰图案从学术上讲是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梁思成先生1933年来云冈，提出一个观点，我们中国从上古一直到先秦，装饰图案主要是动物形象，花草图案一直不发达。花草图案发达的是西方。到了大唐以后，中国的花草图案增加了，丰富了，它们来自西方，落脚地就是云冈。云冈开凿的时代，大量西方的装饰样式同时随着西方的洞窟设计来到云冈。我们做这一套书，一方面是研究，另一方面对下一步云冈旅游产业的发展会有影响和推动。

　　最近我们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那就是云冈的色彩问题。云冈的色彩一直是一个谜，云冈的许多洞窟用肉眼已经看不到色彩了，能看到的五华洞的色彩是清代的。北魏时期，云冈的所有洞窟造像全部是有色彩的，而且因为云冈是皇家工程，是北魏王朝色谱色系的正宗所在，代表的是北魏的国家色彩。北魏的国家色彩是什么样的，只能通过对云冈的研究来寻找。我们有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叫高平传，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用显微镜式的照相机把洞窟里角角落落的北魏色彩找了一遍，基本上可以澄清北魏色彩的形式、种类，哪种色彩在什么位置、是什么画法等，都理出了头绪。我们还派他到龙门、新疆、甘肃去全面了解中国石窟寺保存的色彩，目前形成的基本认识是，从新疆以东到内地，色彩谱系一脉相承。这个学术成果要是出来，会轰动全国美术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