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梁有福

　　第二单元：北魏时期云冈石窟寺的建设

　　云冈窟顶发掘的两座北魏塔基，都距离石窟的崖面很近，想来北魏时期行走在石窟前，仰头便可望见山上的塔寺，依傍河水的石窟与窟顶的塔寺辉映，正是“山堂水殿，烟寺相望”。那么，北魏时期的塔与寺院是什么样呢？

　　自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佛寺、佛塔随之行于全国。北朝时，佛教发展繁盛，北魏平城“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庙塔，桀峙相望”，云冈石窟窟顶佛寺遗址的发掘，为北魏时期佛寺及佛塔建筑提供了新的例证。在云冈石窟窟顶遗址的历次发掘中，共发现了三座北魏塔基，平面皆为方形，这与此前经过考古发掘的北魏永宁寺塔基平面相同。而云冈石窟中也保存有很多佛塔形象，透过它们亦可以对曾经矗立于窟顶的佛塔风貌进行一番畅想。

　　根据发掘出土的廊房和塔基遗迹，可以判断这里曾是一座以佛塔为中心、四周僧房围绕的塔院式寺院。遗址中出土有数量较多的“传祚无穷”文字瓦当，以直白的文字表达了皇位永传、帝祚永延的祈愿，或许正标志着这座佛寺乃是一座皇家寺院。

　　在云冈窟顶发现的这些寺院，所处位置相对独立，其与山下道路有一定距离，不容易受到过往行人、车马的影响，环境清幽，适合僧人居住和修行。寺院遗址的出土遗物多见日用陶器而少见佛像，则更意味着此处不是礼佛之所，而是供僧侣生活或译经藏经的场所。昙曜在主持开窟时，便住在云冈的寺院中开展禅修、译经等活动，那么云冈窟顶的北魏佛寺应在石窟初建之时或更早就已具有一定规模。

　　而在云冈石窟，早期石窟所承载的居住、禅修等功能，均由位于山顶、远离大道的地面寺院取代，功能的分化，推动了山下石窟和山顶寺院的空间和布局分化，二者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宗教场所。这种选址及功能布局，开大型皇家石窟的先河，不但被北魏迁洛后开凿的龙门石窟继承，也对北魏之后的大型石窟开凿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单元：唐辽金对云冈的继续使用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平城仍为北魏王朝的北都，云冈石窟的营建直至正光年间因战火四起而终止，逐渐掩进了历史的迷雾。后世的学者们只能通过爬梳零散且有限的文献记载，拼凑此后千年间云冈石窟的面貌，在这个过程中最为重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莫过于《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再发现，而窟顶遗址的发掘更弥补了文献所未载。

　　据碑文，辽代在云冈多次兴工修建，工程规模巨大，十寺之说，可能便自辽代始，“十寺”以北魏时期所开凿的石窟为主体，在窟前加建木构建筑而成。同时，“复有上方一位石室数间”，可能即指窟顶之建筑。十寺在辽代末年因兵燹焚毁，金代又再度恢复，直至明代荒废。

　　据《金碑》记载，在北朝之后，云冈石窟在唐代、辽代、金代等时期都有过修治，特别是在辽、金时期，都进行过大规模的建设活动。1972年至1993年，通过在五华洞窟前建筑遗址、龙王庙沟西侧寺院遗址和第三窟窟前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多处辽金时期的窟前建筑遗迹，并一处辽代寺院基址。而2011年在云冈窟顶二区建筑遗址中所发现的塔基，其内部为方形的北魏塔基，外部则为后期加建的八角形塔基，八角形是辽塔中较为普遍的形制，此处的塔基，可能正是辽代在云冈浩大的重修工程的一部分。石窟、窟前建筑与窟顶寺院，共同构成了辽金时期云冈石窟的信仰空间与景观。

　　在云冈窟顶二区遗址的发掘中，还发现了一处辽金时期铸造工场，由地穴式铸造井台和三十个熔铁炉组成。其形制基本可与《天工开物》中的记载相对应，根据井台的深度推测，此处铸造的可能是高约2米的铁钟，应该与辽金寺院的建设有密切联系。

　　一千五百年前，当一位旅人途经武州塞，一定会为眼前壮丽的景象心魂震荡——武州川河水如带，夹岸林木葱郁，宏伟的佛像俯瞰着山前繁忙道路，而山顶却宁静旷远，隐约可见寺院与宝塔，并传来悠扬钟声，这正是郦道元笔下“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所眺”的风致。

　　随着2011年云冈石窟窟顶建筑遗址的考古工作，两处北魏至辽金时期的寺院遗址从历史尘灰中重现，这不仅是我国目前出土的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石窟寺遗址，遗址中的地穴式铸造井台、熔铁炉布局也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为了解北魏云冈寺院的结构、布局和规模提供了新材料，并进一步确认了以云冈山顶寺院与山下石窟组合构成宗教信仰空间的新模式，让今人穿过千载飞逝的时光，得以重返云冈的辉煌时代，感知“云冈模式”对中国石窟寺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