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曜与大像窟开凿

　　今天我们通过文献资料与考古工作，能了解云冈石窟的“因岩结构”之精巧、“山堂水殿”之秀美。而它甫一开窟便呈现出“真容巨壮”的气象，这气象到底源自何处？就让我们回到1500年前的一个历史片段，从那里开始……

　　“真容巨壮，世法所希——昙曜与大像窟开凿”聚焦于云冈石窟最早洞窟“昙曜五窟”。这五座大像窟整体布局严整，风格和谐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的第一个巅峰，并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以岩石雕刻出的大型造像群，背后蕴含着北魏各民族对求同存异、多元共荣之路的探寻，意义深远，堪称典范。

　　展览围绕僧人昙曜的生平展开，分为“序：武州山月”“ 凉州：修行半生”“平城：汇聚与波澜”“灵岩：‘崭’新开始”和“结语：洪流行舟”五个部分。展览以历史文献串联昙曜的一生，勾勒出时代背景和开窟往事，展出昙曜五窟发掘文物，配合当代插画、雕塑装置等，拉近观众与昙曜的时空距离，感受昙曜的人格魅力和北魏民族交流融合的宏阔历史。

　　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的一个秋夜，月华升起映照在平城西郊的武州山 ，一位僧人正借着月色凝望五座宏伟庄严的大像窟。他正是云冈石窟的开创者，高僧昙曜。

　　从家乡远涉凉州弘法，又遭逢北凉灭亡被带到平城，历北魏太武、文成、献文、孝文四朝，正是时局最动荡、文化冲突融合最剧烈的年代，期间灭佛与兴佛更宛如大梦一场，还有眼前倾皇室之力开凿仍需面对重重困难的石窟……但这一切，最终没能阻止他完成心中的宏愿。

　　凉州：修行半生

　　自汉武帝开通西域，将凉州纳入版图，河西走廊一直是中原与西域陆路交通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中转站。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陷入长期战乱，地处西北隅的河西走廊反而成为一方净土，“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粟特商旅带来异域珍宝，西来的僧侣也在此驻锡传法。

　　历前凉张氏、后凉吕氏、北凉沮渠氏，百余年间河西地区佛学兴旺，塔寺林立，因不同语言汇集，这里也成为了传译佛经的盛地。公元384年吕光攻下龟兹，平定西域，印度佛教的石窟开凿也经由新疆地区传入河西走廊，今武威南部的天梯山石窟便是北凉国君沮渠蒙逊开凿。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僧人昙曜也来到了凉州，走入了历史记载。史书中并未记载昙曜是哪里人，但从他的社会关系和译经活动来看，他很可能来自罽宾，在北凉沮渠牧健统治时期（433-439年）抵达凉州。他虽未留下画像，但衣着应与当时的僧人无异，身着袒右或通肩袈裟，有一副和中原人不同的面孔。

　　他在凉州的事迹虽不可考，但《高僧传》记载他“以禅业见称”。自印度佛教初期，僧侣就通过禅定冥想，观想生老病死等场景来断绝心中的欲念，达到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后秦时期鸠摩罗什译出一批禅经，禅观实践蔚然成风，涌现了一批著名禅僧，而十六国重视禅修、崇敬禅僧的风气也对北朝影响深远。对人世苦难的观想、超越生死的了悟，大概正是昙曜在乱世中坚定信念前行的基础。

　　河西不失为一生传法译经的归宿，但历史却又将昙曜引上了更远的征途。随着北魏第三代皇帝太武帝拓展疆土，陆续对北方的柔然、北燕、西方的大夏、西秦、北凉、吐谷浑等征伐。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灭北凉，“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繁盛的北凉佛教也被带到了平城。玄高、师贤、昙曜等高僧，应都是在此时一同来到了平城。没有凉州佛教和石窟艺术，就不可能出现5世纪后半平城佛教的盛况。

　　从凉州历尽艰辛来到平城，历史在昙曜面前展开了更为丰富绚烂的画面，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王朝。宿白先生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写道，太武帝将南北战场俘获的人口、财物都集中到了平城附近，据保守估计，人口至少要在百万人以上。并且还特别注意对人才、伎巧的搜求。

　　传统儒学的礼乐制度、江南的衣冠风流、北族的风俗习惯、西域的珍奇与新法式，一时齐聚平城，比河西的民族汇聚、文化繁荣更甚，正在形成“杂相揉乱”的北方新文化形态。

　　到底哪一条路能“求同存异”，熔炼出一个共同体的新文化面貌？在连续的文化碰撞中，昙曜所坚持的信仰道路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崔浩力主恢复五等爵制维护世族地位，与寇谦之联合，推崇太武帝为“北方太平真君”，使对佛教表示理解的太武帝迅速向道教倾倒，大规模镇压佛教，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首次灭佛事件。

　　禅学宗师玄高、慧崇于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罹难，和他们一同来平城的昙曜处境自然也十分危险，但他却不顾太子拓跋晃的劝阻，密持法服器物，“誓欲守死”，可以看到他内心的坚定。随着灭法事态的蔓延，北魏各地寺毁经焚、僧侣还俗，此时的昙曜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他将主持开凿中国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皇家石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