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佛并没有终结北魏存在的各种冲突，一种能兼容并包的文化呼之欲出。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被诛，随即太子拓跋晃与太武帝先后去世，兴安元年（452年）拓跋晃十三岁的儿子拓跋濬在一片风雨飘摇中登基，即文成帝，两个月后发布了复兴佛教的诏书。在6年又7个月的灭佛之后，仿佛噩梦醒来，平城佛教迎来了意想不到的兴盛期，也给了昙曜一个新的开始。

　　早在道武帝时僧人法果曾言皇帝“即是当今如来”，佛教作为协调统治集团矛盾、融合各民族关系的一种方法被提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曲折被重新确立起来，而文成帝时期开始的大像、大寺建造工程，正是为了稳固这一方略，使北魏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呈现一统。

　　和平初年（460年）昙曜出任沙门统，担当起了这一时代责任，不久他奏请文成帝于京城之西武州塞开凿五座石窟，每窟雕凿一尊60至70尺的巨大佛像，这是在众多历史因素的基础上，前所未有的石窟开凿工程。

　　云冈石质属侏罗纪砂岩，较为松软，同时在昙曜五窟开凿区域内可见易受风化的泥岩带，严重影响了雕刻。昙曜带领工匠们研究了一整套开窟和补救的方法，最终五窟建成。金代曹衍所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中称：“虑不远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以传永世，且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蟠厚地，与天地而同久。”

　　典范：昙曜五窟

　　《魏书》载献文帝皇兴元年（467年）行幸武州山石窟寺，这是正史中对北魏皇帝游幸云冈的首次记录，或可以视作昙曜五窟基本建成的标志。道武帝以来便有“皇帝即如来”思想，文成帝曾在平城五级大寺中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因此昙曜五窟也被认为象征五位北魏帝王，承载着北魏王朝从离散部落、统一北方到民族融合的历史。

　　与龟兹十几米高的泥塑造像不同，昙曜五窟是世界上最早以岩石雕刻出的大型造像群，而其最终成型是在一路传来过程中多元文化的选择、融合。石窟在龟兹、北凉发展出塔庙窟、大像窟，昙曜五窟则因地制宜，形成了平面呈马蹄形的大像窟。造像主题继承了河西的三世佛、交脚弥勒、千佛等，飞天形态改良，供养人形象极大丰富。在风格上犍陀罗、笈多风格交融，开凿较晚的16窟已露出太和以后的褒衣博带风貌。

　　在开窟造像之外，昙曜组织过两次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希望佛法“流通后世意存无绝”。他的卒年不可考，但从仅有的文献看，太和十年后便再没有关于他的记载了，昙曜也自此消失于历史中。但对历史、对信仰、对形形色色众生都有很好理解的昙曜，把他的信念、慈悲、理解、愿望永远镌刻在了这里——佛法沐浴之下，众生平和喜悦，彼此理解和欣赏，交融共处，美满祥和。在这其中是否有昙曜的形象呢？

　　十六国北朝时代战祸连绵，民生多艰，人间的苦难和生死一幕幕上演，个人就像被狂风裹挟行舟于历史的洪流中，难以掌握自身的命运。因而生命的意义、解脱痛苦的方法成为了这个时代中人们共同探求的主题。

　　在这迷航中，昙曜以始终如一的信念驾驭着小舟，在波谲云诡的人生际遇中，完成了自己的求索。多年后，胡太后在洛阳建造了九级永宁寺木塔，工程仅用了三年时间，是当时最高大壮丽的木构建筑，但十八年后便在北魏末年的风雨飘摇中焚毁了。而昙曜主持开凿的佛像却俯瞰着历史烟云、芸芸众生直到如今。历朝历代每一个经过石窟的人，都会被它的宏伟、坚定、悲悯、永恒所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