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昙曜五窟是据《魏书·释老志》的记载而命名的，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此五所窟即云冈石窟现在的第16 ～ 20窟。五个窟内均以三尊大像作为造像中心，即北壁雕一尊大佛像，东西壁各雕一尊形体次于主尊的佛像，第19窟的过去佛和未来佛则另开耳窟。五个窟的佛像形体高大，气势宏伟，占据窟内面积的大部分，其他三壁刻满千佛龛，间雕佛龛、小立佛等，可以看出昙曜五窟是以开凿大像为主要目的。第20窟的主像雕凿三佛，北壁主尊佛像结跏趺坐，东西壁各雕一立佛。第20窟本不露天，后来南壁坍塌,佛容露天。露天大佛成为云冈石窟的代表。

　　现存的第20窟东西壁立佛之上有不等的二佛并坐佛龛，布局上稍不对称，从昙曜造大像窟的计划看，佛龛不可能是最初的设计，那它开凿于什么时候？与立佛的关系如何？文献资料中对昙曜五窟仅有几笔记载，更多则只能用考古方法来推论。杭侃先生曾撰文论及第20窟西壁立佛，认为两个释迦多宝并坐佛龛打破了西壁立佛头光无疑，并绘制了平面图。从图上看，杭侃先生的推测确有道理 。

　　笔者最近特意观察了第20窟的东西壁，发现了新的情况。我们先看一下西壁，如果西壁立佛之上的小佛龛打破立佛头光的话，那么，佛龛是在头光忍冬纹环带的壁面上进行雕凿,也就是说，佛龛的壁面应该低于，或至少与忍冬纹环带的壁面平行，主尊耳后追刻的小佛龛便嵌进岩壁里。而实际上,佛龛圆拱梁柱立面较忍冬纹环带要高一些,而且与圆拱相接部分的忍冬纹叶的雕刻并没有按图案排列顺序继续雕凿，而是变形的。只可惜，仅剩这么一点相连的关系，不能清楚地说明问题。

　　再看东壁。东壁从上至下到东立佛头光之上有四个佛龛,其中第三个佛龛龛底右下角“进入”东立佛头光之中。雕刻头光忍冬纹环带花纹的最大叶子向上延伸就应该雕下那个龛底右角才能形成完整的圆形头光。但那一个忍冬纹叶子并没有延伸上去，叶头未雕出来，而是保存了佛龛的完整。因为龛底右角和忍冬纹环带的叶子处在同一个壁平面，忍冬叶如果雕出叶头，就有可能破坏掉佛龛龛底。所以说并不是佛龛龛底一角打破了忍冬纹的叶头,而是已有佛龛在前。

　　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也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在《云冈石窟》第13 、14卷的图版说明中写到第20窟西壁立佛之上较大佛龛的“左侧有一个小的二佛坐龛。它明显侵入右胁侍佛的头光中央顶部,难以明白意味着什么，好像是右胁侍佛的附属部分，面向小龛有五体供养小像，其间刻题名”。又在另一个图版说明中写到：“注意到在这个唐草纹带的中央，残留着二佛并坐尖拱龛的一半。这明显从当初就雕进头光唐草纹带的顶点，不是后期追刻的。而且, 比东胁侍佛的头光早，或者是与此同时雕的小佛龛。如果那样，也许是偶然雕进这个位置，这个小龛的东侧有供养天人二体。”他们也看到了佛龛与立佛头光的关系。

　　关于佛龛的特点，笔者在做硕士论文《云冈石窟佛龛的类型与分期》时，曾比较仔细地考察了云冈石窟众多的佛龛，并把第20窟佛龛列为早期佛龛，它的特点是：佛龛龛楣空白素面且向里凹，龛楣尾的龙仅雕出龙头回顾，或是简单地雕出涡形圆角，拱柱头雕成束帛座，束帛座的形体较小，褶较密细，上部雕成两瓣同心圆状，柱身隐约雕出。有矩形铭刻雕刻于龛外上部。龛内坐佛多右手上举，左手握衣角或作禅定印。衣纹搭在右肩的袈裟面积特小，袈裟内的僧祇支用两条凸棱来表示，腿部衣纹从足踝处向两膝底部雕出一条宽裙缘，两腿衣纹竖向略带弧状，口朝足部，左臂及胸部衣纹阴刻密集，同主佛背光内的坐佛风格一致。背光内有的小坐佛就裸露着右肩。

　　昙曜五窟中其他四窟尖拱佛龛的龛楣增加了小禅定坐佛，龛内坐佛右手上举,左手握衣角。衣纹僧祇支仍用凸棱来表示，但披在右肩的袈裟面积加大，左腿衣纹呈弧状且口朝膝部，弧度加大，衣纹不如第20窟佛龛内坐佛的密集。中期第7、8窟及第11、12、13窟诸窟佛龛变化更大，龛楣内容增加，龛楣尾的龙头变成站立的龙或凤身，束帛座的形体变大，龛内除坐佛外，还雕有飞天或胁侍菩萨等像，坐佛右手上举，左手手心向上握衣角或手背向外持帛坐须弥座或覆莲座。内着僧祇支，披在右肩的袈裟面积明显加大,腿部衣纹朝左膝，呈尖弧状，且两足间的衣纹雕成尖状。第9、10窟佛龛龛内坐佛像裙缘呈折带纹，腿部衣纹出现相背弧形，僧祇支呈半圆弧状提高进入腋下。

　　第20窟佛龛外侧胡跪的供养天人，头戴花冠，臂、腕戴钏，斜披络腋,帔帛顺臂进入肘间，飘于两侧，下束大裙,衣纹密集, 上身长于下身，身体浑圆，双手捧物，与主像背光内的胡跪供养菩萨如同一形。而此形头戴花冠供养天人不见于别窟他龛。其他窟的供养天人身后的帔帛呈横圆状 ，身体比例匀称，衣纹疏朗。

　　第20窟西壁立佛之上的佛龛龛外上侧有矩形铭刻区及供养人，线刻文字“ □□□及知识，造多宝佛二区”和“佛弟子 □□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 等二条，可能是云冈石窟早期的铭刻形式。因为其他窟内的佛龛的铭刻均置于龛下 ,两侧排列供养人。

　　综上所述，第20窟窟壁佛龛的佛像雕刻特征以及供养天人的特征等都与第20 窟主像背光内的佛像、供养天人的风格一致，佛龛明显具有早期特征。所以,推测第20窟窟壁佛龛的开凿时间至少与第20窟立佛像的开凿时间一致，或者还要早。此式佛龛可能是云冈石窟开凿最早的二佛并坐龛。第20窟西壁佛龛龛外左侧与其上部的一群供养菩萨、供养天人、弟子等像均背着主尊而面向佛龛，明显是供养佛龛的。而面向主像的三身胡跪供养天人,尤其最下一层的双手合十的供养天人与其右侧面向佛龛的捧物供养天人同处一个平面，风格一致，应该是经过设计而同时雕刻的。所以不论是面向佛龛的，还是面向主尊的这一群像与佛龛都是同时雕刻的。

　　从开凿石窟的过程来看，未完成的第3窟的发掘提供了开凿洞窟程序与方法的实物资料。第3窟前壁呈阶梯状, 系当年削山劈壁时自上而下层层开凿所致。之后的开窟也是自上而下、由外及里。石窟开凿之始，必有审慎的设计，有严密的施工图。在陡壁上放样之后先凿明窗,沿窗口引进水平线和窟内中心线,从明窗外看昙曜五窟,均可看到主尊头部。然后自上而下开凿，开凿到一定工作面时，窟顶造像工程已开始。而造像在开凿窟形时已预留坯体，依度量造像经在窟内开好的壁上布置已计划好的佛像组合之后再精雕细作。具体到佛像,我推测，至少雕出佛像头部的大致轮廓，或雕出佛头部才雕刻头光，这样第20 窟立佛始雕头光时，佛龛已存在，头光的花纹只好稍作一点改动。而西壁佛龛旁的供养人和铭刻又恰如其分地跪在立佛头光的外边缘上，这是否说明佛龛、立佛头光或立佛、供养人雕刻相隔时间不会太远 。

　　第20窟立佛与佛龛的关系，给我们提供以下信息：

　　一、众所周知，昙曜五窟是皇家工程，属神圣之地，怎容民间成份夹杂，这群雕像和佛龛所处的位置又不同于后期追刻在明窗、拱门的佛龛。长广敏雄在解释第5窟内第一次开凿未雕刻的壁面时认为：“云冈巨大的本尊像窟，其营建的目的本来就是极其单纯的。即北魏朝廷为亡故祖先祈求冥福的所谓追善供养，并通过此举，发扬他们的英雄主义，夸耀国力。因此，大佛必然日益巨大。大佛坐像第19窟超过16米，第5窟超过16米。许愿者北魏朝廷一定相信，建造巨大石佛，只要为大佛开眼,就达到目的。以后怎样都行。后事就可委托给在武州山石窟寺住持的众多僧侣们。既然开眼供佛已结束, 就是说, 已施行造佛造寺的功德，完成了礼仪。那么，朝廷便不再感到有参与石窟寺的必要。本尊像窟对于朝廷来说存在的理由仅此而已。”

　　那么第20窟的佛龛是否也是这种情况？从佛龛旁的造像记内容上看，是属于佛弟子等所造像。第18窟窟前地面不平整，而且立佛的莲花座还没有完整雕出，第17窟胁侍佛龛飞天披帛绕在身后成环状，是中期飞天的特征，第16窟主佛脸型与衣饰属中期的特征，第19窟西侧耳窟是中期完成的等等，说明昙曜五窟并没有按设计圆满完工便结束了昙曜五窟的皇家工程。我推测也许昙曜建议“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后,真的只建了佛像各一，例如第19窟连胁侍佛都未完成，便禀报朝廷，尊重北魏王朝“为石像，令如帝身”的造佛像以象征帝王的传统，完成皇家工程。之后再按预先设计及宗教界的思想造三世佛，来宣传佛法流通后世,永存无绝的思想。（第19窟的双耳窟是据五窟营造计划预先设计好的）。这时佛弟子和僧尼也开始造像。佛像是神圣的，后来的立佛头光也不能将佛像破坏，只好保存佛龛的完整。如果皇兴元年(467)献文帝行幸武州山石窟寺是为了五窟开凿成功，那么，第20窟东西两壁的佛龛的开凿时间在467年之后。

　　二、还有一种可能，即在雕造两侧主像的同时，供养佛龛的雕刻就开始了。就是说在开凿昙曜五窟时，因监督不力，参与开窟的或是参与开窟佛事活动的佛弟子就在窟壁开龛造像。时间是在460年至465年间。

　　三、二佛并坐龛与立佛相继雕成，造像记明确“造多宝佛二区”，在其他四窟窟壁上部也有许多早期风格的二佛并坐龛，第18窟窟壁上部的佛龛全是二佛并坐龛，第19窟南壁上部立佛旁的千佛龛里也有二佛并坐小龛，说明在云冈早期开凿昙曜五窟时就已流行《妙法莲华经》。《法华经 普贤菩萨劝发品》中说受持读诵书写“法华”， “是人命终，当生忉利天上 ……为千佛授手，令不恐怖，不坠恶趣”。《思惟略要法 法华三昧观法》曰：“正忆念法华经者，当念释迦牟尼佛于耆阇崛山与多宝佛在七宝塔共坐。”所以, 早期二佛并坐龛的开凿正反映了佛教僧俗对法华经的推崇与弘扬。后因冯太后长期擅政的政治原因，云冈石窟中期大量出现二佛并坐龛，不仅常作为主像置于正壁，而且装饰华丽，还建造了一系列双窟，是当时北魏王朝既有皇帝在位，又有太后临朝的反映。一方面佛教在北魏大行“法华”，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北魏佛教与世俗皇权相互利用的功利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