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二十世纪初，饱经千年沧桑的云冈已满目荒凉、破败，延绵一公里的窟群被前代的军堡残垣分隔东西，东部洞窟坍塌、颓废，西部洞窟则为民居、马厩占用，中部孑然独存的石佛古寺，香客寥寥，不再是众善趋鹜的清修胜地。直到1902年，一位名叫伊东忠太的日本工学博士意外地踏足，云冈才在近代意义上被重新发现。

　　此前一年，伊东忠太带领日本考察团，对北京紫禁城进行过为期两个月的考察和测绘。这次重回中国，游历至大同时，他从当地知县口中得知城外向西三十余里的郊外有一处石窟寺，于是立即借阅县志，查找相关记事。翌日天不亮，他便出发前往云冈，当恢弘的遗迹展现在眼前时，登时“欢喜雀跃，手舞足蹈，不知所措”。回到北京，他将这趟旅程写作《云冈旅行记》，几年后又发表了《北清建筑调査报告》《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将云冈故迹推向了海外学术界的视野中。

　　伊东忠太之后，大村西崖、松本文三郎、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常盘大定、关野贞等一批又一批日本学者直奔云冈而来。法国汉学家沙畹、瑞典学者喜龙仁也到过云冈，为石窟留下了最早的考察和摄影资料。云冈石窟由此声名鹊起，成为建筑学界和美术学界的一大巡礼地。

　　1938年至1944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的学者长广敏雄、水野清一等人对云冈石窟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记录及实测工作，并发掘了窟前和周边的部分建筑遗址。七年时间里，他们获取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包括照片、拓片和手绘的实测图。1945年后，长野等人对云冈石窟的调查终止，开始着手整理资料和编写报告。1951年到1956年，他们陆续刊布了16卷32册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成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云冈石窟最为全面系统的调查报告。

　　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冈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外。

　　所以，当宿白在1978年以一篇《云冈石窟分期试论》推翻了日本学者的分期和方法论，重新划定了云冈石窟的三个时期与相应的形制与造像特征，从根本上改写了云冈研究的基础时，日本学界自然无法按捺。1980年和1981年，长广敏雄先后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和《云冈石窟之谜》两篇文章，对宿白的研究进行了激烈反驳，甚至质疑其所采用文献的真实性。

　　于是，宿白在1982年特意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一文，答复长广的质疑，并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真实性做出阐释。在严谨的论证面前，长广敏雄最终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

　　至此，以宿白为代表的中国石窟寺考古成为了世界云冈研究领域不可忽视、无从绕过的一支重要力量。考古学家徐苹芳有一句话评价宿白的开创意义：“落花流水春去也，长广教授所代表的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

　　探寻、抢救与预防性保护

　　经过多年积累，中国如今已成为云冈学研究的重镇。2019年，二十卷本的《云冈石窟全集》出版，成为迄今为止最完整、最权威的云冈石窟影像谱系资料。

　　在这套全集中，除了全景式展现了所有石窟群的雕刻内容，价值尤其突出的还在于对历次考古成果的披露与梳理。而这些成果，很多都来自短短五十年之内的发掘与研究。云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主任王雁卿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长广敏雄、水野清一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做的考古调查，围绕云冈石窟所做的较大规模发掘总共还有四次。

　　1972年到1973年，配合石窟的加固维修，第9、10窟前庭和前室上方平台进行了一次清理。

　　1987年，在维修加固工程中对第5窟山顶东侧小山谷西的一些附属小窟前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一处辽代厅堂遗址，内有地灶、火炕的僧房遗迹和水池遗迹。

　　1992年至1993年，配合“八五”工程，窟前地面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其中作为云冈规模最大的洞窟、也是中途停工的大型洞窟之一的第3窟，发现了北魏以降开凿石窟遗留下的未完工的岩基地面、唐代整理的窟前地面及修筑的台基、金代修建的殿堂建筑遗迹的夯土柱基等遗迹，被评为“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8年，与防渗水工程同步进行的首次窟顶发掘。2010年第二次发掘。2011年，第5-6窟顶发现又一处北魏辽金塔院式寺院遗址，以及包括铸造井台和熔铁炉遗迹的辽金铸造工场。这是国内目前保存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铸造工场，对研究《天工开物》和冶金铸造史以及宋辽金“失蜡铸造法”都有重要价值，因此获评“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而从这些历程中不难看出，每一次考古都是伴随石窟的保护工作展开的。这是石窟考古的一大特点，因为发掘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历经千年的洞窟已十分脆弱，只能跟随保护进行一些工作。

　　这种情况在未来也许会发生些许变化。一方面考古和保护的技术会不断得到更新，更重要的是对待石窟遗产的意识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2021年2月，专门负责云冈石窟保护、研究与管理工作的“云冈研究院”挂牌成立，院长杭侃称：“过去以保护作为最主要的职能，所以很多地方都叫文管所、文保所。研究院成立的一个很大变化是，保护和研究并重，甚至研究要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

　　区别于墓葬等地下遗址，石窟考古需要兼顾田野考古和洞窟考古两个部分，所有考古发现都与洞窟本身相联系。因此，杭侃同时强调：“过去我们基本上关注的就是洞窟本身，现在我们要结合发掘，去考虑云冈石窟不同时期的景观。”

　　“我们正在努力还原出不同时代的人们在这里的所有活动轨迹，进一步探索云冈石窟的奥秘。” 但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王雁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云冈石窟自开凿之后始终处于频繁的活动之中，所以地层破坏严重，相比保存略好的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窟前遗址破坏严重，考古报告编写工作有很大困难。

　　尽管所有文物都是有生命周期的，但相比可以创造微环境加以保护的小型文物，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的石窟，所面临的威胁要更多也更难以抵抗。云冈研究院石质文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孙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人为的破坏，影响石窟的不稳定因素主要还涉及三类：“一个是物理性的，原本山体是一个整体，后来工匠把它掏空了，从结构上来说就失稳了；一个是化学性的，比如大气粉尘、降水；一个是生物性的，比如有些动物在洞窟里面筑巢，一些小动物在佛像上攀爬，还有一些树木的根劈作用。”

　　其中，水害是最为严峻的考验。大气降水会对石窟外立壁造成直接的冲刷，并透过山体累日渗透，同时可能导致地下水上升；窟内外温度变化导致的干湿交替会出现大量的凝结水；水中的盐碱等成分也会加速石窟的风化。而且水害的破坏力不只停留在佛像表面，而是会波及到整个岩体。

　　因此从1961年国务院公布云冈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始，相关维护和修缮工作始终得到高度重视。1960年代，针对洞窟普遍存在的裂缝、坍塌、石雕剥落等问题，率先在第1、2窟采用锚杆牵拉、环氧树脂灌浆粘接和传统加固技术进行试验；1973年，周恩来提出三年修好石窟的目标任务，随后大规模的抢救加固工程展开，基本解决了洞窟稳定性问题，最大限度保持了石窟原貌；1990年代，“八五”保护工程通过降低和硬化窟前地面、修建第7、8窟保护性窟檐及山顶防水排水设施等综合手段治理水害，取得初步效果，2002年防水工程启动，历时五年解决了西部窟群的严重渗水问题；2012年起，五华洞危岩加固、彩塑壁画修复、地面雕刻遗址展示、保护性窟檐建设等又陆续完成。

　　在此过程中，保护工作也得到了逐渐深化，从抢救性向预防性转变。1999年云冈石窟启动世界遗产的申报，次年便开始拆迁山门前建筑、建设广场等。而随着2001年申遗成功，周边环境综合治理更全面展开，不仅搬迁了附近的一镇六村，还新建了5万多平方米配套建筑和设置，打造了全新的封闭式景区。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109国道的改线。109国道曾是大同市区通往云冈的唯一公路，作为著名的“煤都”，运煤车辆也经此络绎不绝地驶向省外。而这条路距离石窟只有350米，大量扬起的煤灰粉尘附着于石窟之上，给佛像披上一件件“黑袈裟”，装满煤炭的载重货车带来的震动，也对岩体稳定造成了影响。1998年，109国道全长26公里的云冈段实行了改线，以2.3亿元的投入将问题根除。

　　石窟造像及周边装饰性雕刻上的小尺度病害，也是影响文物价值的关键，但由于体量较小，在大型工程中不易被人关注。2015年以来，云冈相继完成第5、7、8、11、12、13及昙曜五窟和西部洞窟外立壁的日常保养，遏制了小型病害的发展。

　　最近的二十年，保护与研究还搭乘上了科技快车。2003年起，云冈通过近景摄影测量、手持三维激光扫描、站式三维激光扫描相结合的采集方式，对石窟进行数字化采集建模，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数字化全部覆盖，目前已完成了一半。

　　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何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住建部的一些摄影测量实验就已经在云冈做出过尝试，只是受制于各方面原因，效果未能尽如人意。“真正开始（数字化采集）是从2003年，激光扫描技术正式引入文物行业。到2005年时候，就完成了中国石窟寺的第一幅立面图。2017年，我们完成了第3窟西后室的复制，这是全球首例不可移动大体量文物的复制成功；2018年，第12窟、第18窟完成了可移动拆装的复制。2020年，我们又建成了中国石窟寺领域第一个先进的计算中心。”

　　何勇说，下一步他们的目标是“打造数字云冈，为云冈的保护与治理、建设与发展提供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支持”，包括向考古人员共享文物、为文保人员提供监测数据。孙波也表示，对于云冈石窟这类大型遗产的保护工作而言，数字化有助于更立体地了解洞窟中的病害，为治理效果提供科学的评估依据：“理想的石窟保护是分为四个阶段的。第一阶段是抢救性的，第二阶段是科学性的，第三阶段是模拟性的，第四阶段是艺术性的。我们现在处在第二阶段，希望更多领域、更多学科、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文物保护仍是一道尚未寻找到最佳答案的难题。所有的尝试与努力，只是尽力延长文物的生命周期，却无法彻底终止其迈向消亡的脚步。对于已然脆弱并且仍将时刻面对风雨的石窟而言，更是如此。“但这就是保护的魅力。”孙波说：“很多情况下，我们把文物比作一个老者，它是有生命的，而把自己比作一个医生，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延长它的寿命。”

　　据《中国新闻周刊》

　　徐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