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寺

　　清人冯云骧有《题云冈寺》长诗。收在乾隆《大同府志》中。曹溶亦有《云冈寺燕集》一首，载于乾隆《大同府志》，亦见道光《大同县志》。至今，“云冈寺”一名仅见于诗人题咏，似为本文所谓之“称”，而非正式之“名”。此称由地理位置而得，因云冈石窟所在之武州山于明朝正德、嘉靖年间曾修设云冈堡之故也。此前只闻“石佛寺堡”，而未见有称“云冈堡”者，“云冈”一词亦不见于碑碣、文献。如成书于明正德十年前后的《大同府志》的“土堡”条下列有“石佛寺堡”，属大同前卫，（明·正德《大同府志·城池》）并不称“云冈堡”。今可见之最早出现“云冈”一名的，当推嘉靖四十三年（公元１５６４年）所撰之《重修云冈堡记》碑，其文曰：“古者，石佛寺通西四卫道也，于靖□□年七年，内为右卫饷道，改□云冈堡。”嘉靖在位四十五年，而明季碑文并无将“十七年”说成“一十七年”之例，故可断定碑中残缺字当为“二十”或“三十”。末一残泐字当为“称”或“设”字。又乾隆《大同府志》中，收录刘卓《九日登云冈》七律一首，此为诗作中最早见到“云冈”一名者。考刘卓为陕西乾州（今陕西省乾县、武功县、永寿县一带）人氏，明正德二年任大同府推官，此诗当作于任上。正德在位十六年，若假设刘卓上任时仅为二十岁，则至嘉靖二十七年已六十出头。故窃谓碑文中所记年代必为“二十七”无疑，如此方更合理。不得不提的是以乾隆《大清一统志》为代表的另一说法，该志曰：石窟寺在“大同县西武州山上……其山最高处曰云冈。”此说颇不可信。所谓武州山，虽名曰山，但实则不过一低矮丘冈而已，所以前人盛称其高，如“云中已是绝人攀，况复云冈山上山。”（明·刘卓《九日登云冈》）“ 岩暂憩啸临风，却爱空楼望不穷。”“ 千仞孤峰百尺楼，云天高并两悠悠。”（明·王仪《石佛寺》）“耸峰危阁与天齐，俯瞰尘寰处处低。”（清·王度《云冈佛阁》），一则是诗人夸诞之词，一则是由于从河床下仰望之故，若从其北端来看，则几乎无山可言，因而，不会有多事之人专为其“最高处”特撰一名，此其一也；清以前从不见有此说法，必系先有云冈堡之名，后人反认子为父，以为堡名来自地名，实乃修志者臆测之结果。何以见得，以大同明代边堡命名规律来看，大多系“寄意”式，且与边防政治有关，而非“因地而名”式，其附近堡名多如下：镇鲁堡、和胜堡、拒羌（今作“墙”）堡等，显然非地理式。所谓“云冈”者，乃夸张其地势高峻，耸入云端也。顺便一提有关云冈石窟名称的另一个错误，大同市地名志办公室编撰的《大同地名志》一书中，称：“云冈其名来源于云冈石窟寺”，亦为不妥。就是说，编撰者以为是先为“石窟寺”起名“云冈”，随后，所在地跟着以“云冈”为名，实则恰好相反，乃是寺名得自堡名。

　　大佛寺 石佛古寺

　　此二名称不多见于文献、碑碣或口传，然云冈石窟木构寺阁曾悬挂书录此二名之匾额，故亦备一则。日人岩崎继生记述：“在四层楼佛殿的山门扁额上，有‘石佛古寺’的名称。在中庭挂着的扁额上，写的是‘大佛寺’三字。”（日本·岩崎继生《大同风土记》）

　　大庙

　　云冈石窟左近居民，尤其是原云冈村今云冈镇人士口语中均称云冈石窟为“大庙”。按照语言学的一般规律，口语中保存的称谓往往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可以断言，此名必是在当地土民中历代相传而来。当然，此名系俗称，并无深意可寻，盖因其寺院占地广阔及佛像气势雄伟宏大而得。对于云冈石窟寺，历来人们都是喜欢加一大字的，如前述扁额文曰：“大佛寺”，而宿白先生发现之《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中称“大石窟寺”，所谓“大庙”之“大”字，亦与此不无关系。

　　云冈石窟

　　此名出现最晚，仅笔者手头资料所见，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尚无此名。1909年日本学者冢本靖称“云冈石窟寺”（冢本靖《续清国内地旅行谈》），1918年陈垣先生仍沿袭《魏书》的叫法，称“武州山石窟寺”（陈垣《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稍后用此名称者其含义并不确定，有时不包括石窟以外的其他部分，有的与今相同。今之云冈石窟的定名，当在解放以后云冈石窟文管部门正式定名以后，准确时间，尚有待于进一步查询核定。

　　其他

　　除以上所列举者之外，云冈石窟尚有其它名称多种，择其重要者公布于兹。明人任澄清称“云冈洞”，见任氏《云冈洞观石佛》诗；清人倪钺称“云冈大佛寺”，见倪氏《题云冈大佛寺》诗；日本人氏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称“大同石佛寺”，见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大同石佛寺》一书；日本人氏长谷兼太郎称“武州塞石窟”，见长谷兼太郎所著《武州塞石窟》一书；另一位前面提到过的日本人氏岩崎继生称“云冈石佛寺”，见《大同风土记》。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皆可望文生义，故不一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