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莉英

　　6月下旬，市委统战部组织我市文史学者、长城专家赴内蒙古考察，在追溯河套地区民族融合历史时，我市长城专家刘志尧认为，河套的现代化崛起与大同盆地的经济贸易、文化传输，与长城所承担的历史功能和作用密不可分。其中，和亲和修长城贯穿河套地区始终。

　　河套，历史上称“河南地”，属黄河中上游隆起的一块高原，历史上，曾崛起过匈奴、鲜卑、蒙古等北方草原民族。

　　和亲联姻作为一项民族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民族关系的表现形态，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对历史发展有着或隐或显的影响。长城阻止、缓解战争，和亲能让战争远离长城；长城欲阻隔南北人员往来，和亲联姻则可跨越长城，在化解民族矛盾、实现民族融合中起着杠杆和示范作用，所产生的效应是举足轻重的。这是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所结下的丰硕成果。

　　刘志尧说，和亲联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合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如汉朝时王昭君远嫁匈奴，跨越北部长城，筑起了象征中原到大漠地区的和平桥梁。和亲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一直到清代，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有次数不等、缘由各异的和亲。

　　据统计，二十五史记载的和亲联姻篇目有216篇，和亲出嫁的公主200余人。这些和亲公主有一部分嫁到河套或途经河套深入草原腹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十一月，被誉为“草原巾帼”的19岁四公主下嫁草原的敦多布多尔济,当四公主越过边墙走到河套延伸地清水河县时，考虑到父皇西征噶尔丹所带来的安全问题，便暂住汤沐地。山西遭了旱的灾民，纷纷走出西口到四公主汤沐地免税耕作，这些移民，当他们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便向河套草原腹地迁徙，民族融合出现空前高涨现象。

　　刘志尧认为，北方长城不光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界线，也是长城两边民族贸易与交流的场所，在民族融合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长城是民族和谐的保障，大同盆地与河套之间的长城是各民族追求融合的见证，长城真正的作用不在于守和攻，而在于调整。界于河套与大同盆地的长城，以丫角山为中缝，就像随时开启关闭的两扇大门，开开门就有了和平景象，长城内外的人民在长城沿线开展贸易。关住门就封锁了经济贸易，断绝了两边人们的交流。长城贸易促使一些关隘和城堡逐渐形成了固定贸易的场所，据不完全统计，长城沿线2200多个关堡中，有超过半数发展成为当地聚落，这应该是长城经济贸易带来的附属效应。长城外，由过去草原飘忽不定的部落，形成城镇与乡村聚落，几乎延伸至漠南草原腹地。

　　明末“隆庆和议”后，沿边共设置开启了11个马市，而这些个经济贸易场所也称“官市”，大同镇与山西镇沿边就设置8个马市，其马市贸易的重点区域就在河套与大同盆地的长城沿线。马市的开通给人民带来安居乐业，农牧民便深入河套与大同乃至山西腹地进行大胆交易，出现了民族融合的边际效应。长城文化是一种胡化了的汉文化，也是汉化了的胡文化，而且由长城融合了的汉文化与胡文化，又派生出了诸多文化板块。大同盆地与河套盆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兄弟情结，毫无疑问，长城是这种情结的桥梁和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