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西部窟区的第39窟，是云冈现存8座中心塔柱洞窟（第11窟、第1窟、第2窟、第6窟、第5-28窟、第13窟、第4窟和第39窟）中开凿较晚的一座洞窟。窟门外两侧隐约可见各一立姿护法形象，拱形窟门门楣上雕刻单列忍冬纹，向上翻卷的形状大有升腾向上之感，如若火焰。窟门上方左右各有一方形明窗，构成一门二明窗布局。窟内平面方形、平顶。东西宽约6.3米，进深6.25米，窟高6.03米。窟内中央置中心塔柱，平面方形，与窟顶相连。高方形塔基，塔身五层，层间雕瓦垄、出檐，铺作层置一斗三升棋和人字形叉手。檐下雕凿列龛造像，内置坐佛、二佛并坐、交脚佛（菩萨）、倚坐佛等。塔顶雕须弥山及蕉叶出山峦。窟内东、西、北三壁整齐排布千佛列龛（下部有补刻小龛），南壁下层中间开券形窟门、上部东、西两侧各开明窗，壁面无计划布局雕刻了大量龛像。

　　第39窟，无论是洞窟形制、还是佛龛布局，均在云冈石窟雕刻中是独有的，遗憾的是局部未按原设计完成，故南壁及洞窟其它壁面下层较为零乱。本文通过对第39窟的观察，就造像、明窗、塔柱、平基和洞窟主题提出一些看法，就教方家。

　　一、关于窟门外造像

　　第39窟窟门外两侧雕力士像与门楣装饰是云冈晚期新出现的一种窟门形式。据调查，晚期石窟中至少有14座较小型洞窟的窟门具有这一特点。

　　在窟门两侧雕刻立姿护法神像，最早出现在第7、8窟，根据洞窟壁面整体设计的要求及表达护法的用意，多选择在窟间内壁两侧，造像多为护法金刚形象，之后开凿的第9、10窟、第12窟、第1、2窟和第5、6窟，都在窟门两侧雕刻出护法金刚像，而在第16窟相同的位置则雕刻了立式佛像。说明这一造像布局在云冈中期石窟已形成定式，并广受欢迎。云冈晚期，由于洞窟规模缩小、窟门壁面相对减薄，虽然这一造像样式依然受到广大开凿者的喜爱，但已无中期样的位置可放，于是将其移出窟门，放置在窟门外两侧，且造像样式亦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时在拱形券面上搭配了象征火焰的图案，成为晚期洞窟窟门设计的创新样式。这种造型简单、形象美观、寓意完整的窟门装饰，既体现出众生护法的宗教意义，又强调了佛教的旺盛生命力，因而成为云冈晚期洞窟的特色标志之一，并影响到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羊头山石窟等北朝开凿洞窟的窟门外观。可见云冈石窟造像所形成的“云冈模式”对后世石窟开凿的影响巨大。

　　二、关于一门二窗

　　在云冈，凡是洞窟中央雕刻塔柱者，其形制均为平面方形、平顶窟，门窗设置则多采用上开明窗、下辟窟门的一门一窗形式。其中第39窟、第4窟则出现了下开窟门、上方左右两侧各开方形明窗的“一门二窗”的新样式。这种一门二窗形制的设置，即门与明窗呈倒“品”字形的结构，均出现在云冈晚期的中心塔柱窟中，尤以第39窟出现得最早。这一方法的绝妙之处在于，使更多的自然光线通过两个窗口进入窟内，并通过中心塔柱的东西两侧通道照亮正壁及其他壁面。这种做法看似简单，而实际上是古代工匠多年经验总结的结果。因为这两座石窟所在的崖壁，均已不适合做以前那样的大明窗，于是工匠们因地制宜，采用双明窗的做法，既合理解决了因塔柱遮挡而不能清楚地看清正壁龛像的问题，又符合实际需要。这样的变化符合开窟造像的需要，同时又有所创新，使洞窟形制有所变化。

　　三、关于中心塔柱

　　位于第39窟中央的中心塔柱高6米，宽2.77米。方形素面塔基，塔身分5层，逐层向上收拢。柱为小八棱形，向上收分，柱顶置泸斗，上置额枋。柱斗铺作为一斗三升棋、补间铺作为人字形叉手，之上雕撩檐枋。上雕瓦垄、塔顶平缓。每层每面开出5座龛像，在圆拱龛、盘形龛内分别雕有坐佛、二佛并坐、交脚菩萨、思惟菩萨和倚坐佛等云冈常见造像，塔顶雕须弥山与窟顶相连。此塔在20世纪70年代曾进行过艺术修复，是云冈石窟中规模最大、保存完整的一座中国传统阁楼式塔，是人们认知北魏木结构佛塔样式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资料。

　　云冈洞窟中的中心塔柱，多为平面方形，亦有长方形，多数塔柱底大顶小，塔身呈向上逐渐“收分”（亦称“收溜”，指建筑体设计制作的下大上小、次第递减现象。云冈石窟的洞窟、壁面、塔柱等石雕形式，多采用收分做法，既稳定又美观）的样式。即便是顶部硕大的方塔，塔身也存在收分的做法。且形制不同，形式各异，多姿多彩，表现出逐步中国化的进程。第11窟是云冈最早出现的中心塔柱窟，中心塔柱为两层通体的西方式结构；第6窟的中心塔柱同样是两层，但出现了中国建筑元素，是瓦垄屋顶出檐与方形宝盖顶相结合的样式，并在第二层四角置4座方塔支撑连接窟顶，出现“塔中塔”的结构；第1窟同样是两层，依然是瓦垄屋顶出檐与方形宝盖顶相结合的结构样式，但在檐下出现一斗三升拱这种最具中国建筑特色的构造；第2窟的中心塔柱雕三层，同样是瓦垄屋顶出檐式，檐下置一斗三升棋、人字形叉手及周匝回廊的结构；第4窟是平面长方形的单层式结构（因未完工，下部结构不明）。只有第39窟，是完全的中国阁楼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