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内蒙古与山西是两种习俗两种风情，草原牧歌、赛马摔跤、篝火歌舞、马头琴漫瀚调、奶茶手把肉……每年的那达慕大会将蒙古风情加倍放大，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最近，市委统战部组织我市文史学者、长城专家赴内蒙古考察调研，当地一位统战部干部激动地说：老家人来了，感到分外亲切。他说，晋蒙山水相连，口音相似，习俗相近，人文相通，许多地方都一样样的。

　　一句话一下子把两地人的感情拉近了。

　　晋蒙之间，山水相连，交往不断，亲如一家。特别是长城沿线的村镇，从庙会到赶集，从过节到唱戏，都是热闹非凡。每逢堡内红火，口外的亲戚们都要赶来，一时间，亲朋满座，笑语喧哗，热闹非凡。

　　“鸡犬一声闻两省，晋蒙一家好乡邻。大大玛玛是父亲，墙里墙外满汉情。”这首七言顺口溜，是长期居住在长城内外晋蒙两省(区)、蒙汉、满汉人民乡里乡亲近无瑕的真实写照。

　　鄂尔多斯，听起来很“内蒙”，其实也是个民族大家庭。鄂尔多斯地区大多数召庙都供奉菩萨和龙王，充分证明了蒙汉文化的融合。吃食上汉族接受了酸奶、炒米、手扒肉，蒙古族喜欢起酸粥、油糕、豆面。汉族在腊月二十三祭灶，蒙古族把传统的祭火也改为祭灶，把时间也改为腊月二十三。

　　包头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占比极高的山西移民将晋文化带到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大大改变了此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晋文化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元移民文化。

　　走进包头市博物馆，感觉分外亲切，又分外惊奇，因为这里展示的年俗、节俗、婚俗、葬俗等等，都与晋北一样，几乎看不到草原民族的风俗风情。比如，婚俗与晋北的如出一辙，相亲、订婚、下茶、娶亲、拜天地、回门，样样不差。从墓葬形式、墓室壁画等方面看，葬俗也与汉族差不多。

　　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内蒙古许多地方的民间艺术、非遗文化，也与晋北特别是大同地区极其相像，吹糖人、拉洋片儿、社火表演、九曲黄河灯阵……连民间游戏也一样。原以为坐腔是大同特有的民间艺术，却看到包头地区也有。

　　晋剧是山西热土上产生的地方剧种，随着晋商的脚步进入草原，在内蒙古高原厚土的滋养下，表演形式逐渐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并广泛借鉴京剧、河北梆子等唱腔念白，结合现代场景，形成了如今高亢激昂、特色鲜明，深受老百姓喜爱的剧种。更有意思的是，当年还有一种不成文的民间规则，晋剧在内蒙古的舞台上唱响才算好戏；晋剧演员在内蒙古的舞台上唱红方称名角儿。

　　原以为，“漫瀚调”是内蒙古的特色艺术，懂音乐的朋友说，漫瀚调在本质上就是蒙汉调，以蒙古族民歌作母曲，融入晋陕民歌风味，二者合二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

　　“二人台”是民间艺人创造的一种传统剧种，在整个晋北及陕北、内蒙古中西部、河北张家口一带已经流传近200年。清末，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商人和百姓“走西口”到内蒙古西部地区，他们带来的家乡音乐文化与当地的蒙古族音乐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二人台牌子曲。晋北民歌也随着 “走西口”的人群进入到内蒙古腹地，逐渐由民歌向戏曲转化。“二人台”唱腔曲目《走西口》改编自山西同名民歌《走西口》，其中的山西民歌音乐元素还融入了蒙古族音乐元素。

　　《走西口》讲述的是过去年代生活在黄土高原贫瘠地区的人们离乡背井，走出西口（今杀虎口）到内蒙古谋生的故事。各地的《走西口》内容相近，曲调却有很大差异。山西小调的《走西口》，以如泣如诉的弦乐音色和细腻落错的复调声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对情人依依不舍的离愁别绪，这里有缠绵悱恻的喃喃私语，更有肝肠欲断的生离死别。

　　西口路上，不仅有哀婉的哭述，也有铿锵的足音，一代代晋商栉风沐雨、餐风露宿，历尽千难万险，吃尽千辛万苦，走出辉煌的人生大道，也为当地带来巨变。“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包头城就是在乔贵发等众多山西商人手中建起并兴盛的。“一个大盛魁，半个归化城”。大盛魁是当时归化城（呼和浩特）最大的商号。它初设在走西口的重要关口杀虎口，由太谷县武家堡的王相卿和祁县城内人张杰、祁城村的史大学合伙创办，后移驻归化城。“呼和浩特是一座由多民族组成的融合之城。当年大部分市民都是清代、民国时期走西口来到呼和浩特，从事手工、餐饮、皮毛牲畜、粮药行业的移民，留下‘召城、驼城、买卖城’一说。可以说，晋文化是呼和浩特的根，大南街、大北街是呼和浩特的魂。”一位对呼和浩特老城颇有研究的当地民俗专家如是说。

　　秦晋之好讲的是春秋时期，晋国和秦国通过政治婚姻的形式结盟，相比之下，晋蒙之谊成为一种更广泛、更深厚、更牢固的民族关系。经过长期的杂居、通婚与社会交往，蒙汉民族显现出文化的双向吸收特征，在语言、饮食、衣着、建筑、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不断相互重塑，民族情感与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

　　走西口走出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之路，一茬茬、一代代晋商也走出了纵横欧亚大陆的“中蒙俄万里茶道”。呼和浩特、包头、大同等都是“中蒙俄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点与货运枢纽，是旅蒙商外出贸易的必经之地，三座城市以及“万里茶道”沿线至今仍保留了大量历史名城、名镇、名村，展现经贸、民俗和不同民族迁徙交流活动的古商道线路主体以及相关设施（会馆、桥梁、商号、宗教及民用建筑等）。“南来烟酒糖布茶，北往牛羊骆驼马”。万里茶道以运送茶叶为主，同时兼营皮毛、缎布、盐铁、瓷器等各项日用杂货，中原地区大量的手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内蒙古地区。服饰装饰、音乐器具、竞技产品、玉器漆器、医药卫生等商品精彩纷呈，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通畅。这条国际古通道纵贯中蒙俄三国，横跨亚欧大陆，繁荣了两个半世纪，在人类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民族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而战争是民族交往的一种极端方式，也是民族融合的催化剂。晋蒙同处长城沿线，是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的结合部。历史上，北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该区域内繁衍生息、交往融合，留下了大量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城遗址、古墓葬、古建筑、金银器、青铜器、碑刻、岩画、雕塑、陶瓷等遗存和遗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多个领域。当然，民族之间也是碰撞不断，大大小小的战争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民族关系。明蒙关系以隆庆和议为转折点，此前，两家关系比较紧张，摩擦、冲突不断。此后，化干戈为玉帛，得胜堡等11处马市率先开市，最终形成了“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的局面，以“通贡”和“互市”的方式使蒙汉民族关系在民族贸易中走向深化。

　　战争是把双刃剑，对双方的伤害都是很大的。为了规避这种伤害，和亲文化应运而生。和亲政策还是汉高祖时期，一位名叫娄敬的大臣提出来的。汉元帝时，王昭君作为和平使者，远嫁漠北草原，留下昭君出塞的历史佳话。昭君出塞，汉朝与匈奴政权维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局面，迎来“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的太平盛世。董必武曾题诗《谒昭君墓》：“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从历史的高度，赞美了王昭君为民族团结作出的重要贡献。如今，青冢之前，屹立着董必武所题诗碑。在人们心中，昭君出塞已经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昭君墓也成为民族团结的纪念塔。

　　阴山作屏，长城如带，草原文明与黄河文明在这里交相辉映，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这里融汇贯通。胡服骑射开启民族互鉴的先河，昭君出塞奏响民族和好的序曲。敦睦相亲的咏唱，从古而今，延绵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