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塔柱洞窟来自于印度、西域窣堵坡式“支提窟”。支提，集聚之意，以积聚土石而成之也。唐道世《诸经要集》卷3有记：“初起僧伽蓝时，先规度地。将作塔处，不得在南，不得在西，应在东，应在北，不侵佛地、僧地。应在西作南作僧房。佛塔，高显处作。……佛言：亦得作支提。有舍利者名塔，无舍利者名支提。如佛生处、得道处、转法轮处、佛泥洹处，得作菩萨像、辟支佛像。佛脚迹处。此诸支提，得安佛华盖供养。若供养中，上者供养佛塔，下者供养支提。”早在佛教之初的无佛陀形象时代，塔就是最重要的供养对象。印度著名的巴尔胡特塔、桑志大塔等早期窣堵坡塔，主要结构为塔基台、覆钵体和塔顶相轮等。阿旃陀石窟中的支提窟，大约是佛塔走进洞窟的初始。佛教北传之后，佛塔大概始如中亚民居建筑，出现了通体方形或多层样式。

　　东汉时期，佛教进入中华，《魏书》记佛塔形式云：“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汉晋以来的塔，就是在古印度的窣堵波之下、加重楼构建而成。梁思成在《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中记述：“云冈塔柱，或浮雕上的层塔，必定是本着当时的木塔而镌刻的，决非臆造的形式。因此云冈石刻塔，也就可以说是当时木塔的石仿模型了。……中国楼阁向上递减，顶上加一个窣堵坡，便是中国式的木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第39窟的这座阁楼式的中心塔柱了，它的下部完全就是一座阁楼，而将表述佛教意蕴的须弥山放置在顶部，显示出中国人对于佛塔的理解及佛教建筑逐渐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四、关于顶部平棊

　　由残存的图像可以看出，第39窟的窟顶平棊是围绕中心塔柱而设计的。首先在塔顶四角雕出斜枋（支条），采用单环格样式，在4个角的位置，形成了4对、8个三角形平棊格，格中雕刻了飞天。然后，在东南西北4面各设置了2个方形平棊格，其塔柱南北窟顶的4个格内雕刻了团莲；东西窟顶的2个平棊格内，分别雕刻了三头四臂的护法神和蛟龙的形象。由此可知，这种设计雕刻的模式是继第11窟四面单环单格和第6窟四面重环多格之后，中心塔柱洞窟的又一种新的平棊样式。

　　同时，出现在格内的多头多臂护法神，亦与前两者不同。这种将不同形式和内容融合于一体进而创造出新的图像形式，也是这座洞窟新出现的特点之一。它与窟内的中心塔柱及四壁造像，共同营造了佛国世界的庄严气氛。

　　五、关于洞窟主题

　　洞窟主题，就是通过洞窟内主像所表达出的主题思想。在云冈，凡是方形洞窟，其主像大多出现在窟内与窟门相对的正壁（大多是北壁），但在第39窟，窟内正壁与东西两壁均布满千佛，因此也被称为千佛洞。但是，在云冈不少壁面雕满千佛而被称为千佛洞的石窟中，其正壁往往都在千佛像映衬下，开凿了象征主题思想的龛像。以3个龛像各异的千佛洞为例：第3窟平台上的矩形洞窟内，在各壁面千佛像的映衬下，正壁是交脚菩萨及其两侧供养弟子像，主题当然是表现了当时极为流行的弥勒信仰思想；第15窟内四壁布满千佛，而正壁在千佛像映衬下，上为交脚菩萨龛（表示未来佛），下为二佛并坐龛（表示过去多宝佛与现在释迦佛），还是表现了以弥勒信仰为主题的三世佛；第36-2窟是一个南壁全部坍塌的敞口洞窟，而窟内其他壁面都布满千佛，其北壁在千佛像映衬下，上为交脚倚坐龛（表示未来佛），下为七佛立像（表示过去六佛和现在佛），表现的依然是以弥勒信仰为主题的三世佛。

　　反观第39窟，虽然属于千佛洞之列，但其正壁并未出现千佛像映衬下的其他雕刻。如此可知，其主题思想的表达不在北壁。仔细对比不难发现，这是一个云冈仅有的中心塔柱式千佛洞，笔者推测，其主题思想的表达，不在壁面而在塔柱。如唐道世《诸经要集》卷3所记：“有舍利者名塔，无舍利者名支提。如佛生处、得道处、转法轮处、佛泥洹处，得作菩萨像、辟支佛像。佛脚迹处。”由此可知，此座洞窟应是一座以佛教涅槃思想为主题的洞窟。

　　通过对39窟的观察，可发现其窟门、洞窟形制、窟顶平棊都与其他中心塔柱窟有所区别，其造像内容雕刻、造型样式以及表现手法与同期的中心塔柱窟亦不同，它在云冈石窟是独具一格的。它用新的造像理念为人们诠释了中心塔柱窟变化，这种变化是时代的需要，同时也是佛教发展的需要，它所形成的造像样式成为云冈晚期中心洞窟的特色之一。窟内的中心塔柱开创了佛塔与塔庙窟的并行演化，与云冈石窟洞窟中的雕刻内容中国化同步而行的时代风貌，展现出云冈石窟艺术的兼容并蓄。顶部造型富有创新意义的是画格形式，梯形与三角形相结合，阿修罗、飞天、莲花的共生；千佛壁的雕刻布局、平棊明窗的设计，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是云冈西部晚期窟区中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