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伊东忠太最早拜访了云冈石窟寺，并在日本的学界发表了新报告，之后，学者们陆续到访这个古迹，如今终于引起了世间的注意。

　　拜访云冈也是我早年的夙愿。终于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成行，今天聊聊当时在石窟寺的所见所闻。

　　当今大同已通了铁路，从北京去的道路也极为便利。从大同仅用三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云冈，参观石窟寺的时间也很宽裕，即便是一日游，当日还可以返回大同。然而，我去的时候是先从北京出发，因无火车之便，从北京到张家口用了5天，之后到大同大约又花费了4天。从大同到云冈的道路没有什么大坡道，还算比较平坦，坐中国马车或骑在驴背上乐颠颠地走在高粱连绵的道路上。

　　云冈地处大同府西约三十里地的小山丘，叫武州山或武周山。二条并行的山丘之间有一块低洼地，其间武周川从西北向东南流过。河川北岸的山丘之下有一个叫云冈的小寒村，此处有著名的石窟寺。

　　北岸的丘冈，并不是连绵山脉的端头，登上山丘，顶上平坦一望无际，远远地望去山峦连绵，脚下全是田地。

　　丘冈全部由砂岩构成，在山崖的中腹开凿着大小无数的石窟，窟内雕刻着各种佛像。最大的比奈良大佛还要高，可能要高一寸。据《大同府志》记，石窟十寺，壁立千仞，石壁千孔，佛像万尊。确实如此，历经年久，破损极甚，但还是可以想象往时的盛观。

　　洞窟沿着山丘横亘于相当广阔的区域，今天在其中央区的边缘划分了一个区域作为寺院，石佛寺又称大佛寺。在洞窟之前，靠着崖壁修建了四栋进深较浅的四层高楼，前面还配置了客室、天王殿、钟楼、山门等，庙宇形态备全。现存的建筑物据考证应是清朝顺治八年（1651，日本庆字四年）营造而成，早年就在洞窟前设计了这样的建筑。在其他地方则没有这样的建筑，从远方就可以望见洞窟的门口，也能看得见窟内巨像。

　　关于建筑记载如下：

　　凿山开石，因崖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水经注》）。

　　清朝顺治八年总督修（佟）养量重修，其山最高处曰云冈，冈上建飞阁三重，阁前有世祖章皇帝御书“西来第一山”五字，康熙三十五年世祖章皇帝西征，幸寺，赐御书“庄严法相”匾额（《大清统一志》）。

　　关于云冈石窟寺的创建年代，当然应该起工于北魏建都大同时期。自古以来有二种说法，其一，北魏明元帝的神瑞年间（神瑞元年是日本允恭天皇三年，即公元414年），另一说是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日本安康天皇元年，即454年）。

　　《大清一统志》的大同府条，石窟寺注中引《通志》记，“元魏建，始神瑞终正光，历百年而工始完”。又《山西志辑要》的大同府大同县祠庙陵墓条下，在灵岩寺的注说：“后魏高宗时，昙曜白帝凿石壁，开窟五所，镌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此《山西志辑要》一文明显是据《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中所记：“昙曜以复佛之明年（兴安元年高宗复兴佛法，其明年即兴安二年），……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开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但《大清一统志》引的《通志》的根据不能明了。

　　那么，据《魏书》所记即兴安二年说当然是可信的，云冈石窟始创于北魏的文成帝兴安二年应该是不错的。始创之前，佛教曾遭受迫害，所以佛教复兴的第二年，其复活的势头极为强盛，可以想像是相当的壮观，堪比日本奈良朝营造奈良大佛殿之时。之后皇帝、皇太后行幸，屡屡有旨，《魏书》《北史》等常有记载，推测当时王室对佛教的尊崇也是不一般的。可以从现存的遗迹联想这个石窟寺当时的场景。

　　石窟寺这个名称，是包含整个山丘腹部所有的洞窟，还仅是一部分的特称，无法判然。另外《山西志辑要》中的灵岩寺是否仅指这个区域，也是不明了，据记载最初此地好像有十个佛寺：

　　石窟十寺在大同府治西三十里……一同舛，二灵光、三镇国、四护国、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华严、九天宫、十兜率，内有元载所修石佛十二龛（《通志》）。

　　石窟十寺，壁立千仞（《府志》）。

　　近来，云冈石窟常常与被世人皆知的河南府洛阳县龙门石窟作比较，龙门的石窟大多数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凿的，时代比云冈石窟稍迟些。从雕刻的佛像等样式上看，云冈的几乎是六朝式的，只是混杂了极为稀少的唐朝式，龙门的雕刻则是六朝式与唐朝风各占一半。云冈岩石是砂岩石，龙门是石灰岩，因其极硬的缘故，开凿过程中，龙门要比云冈需要更多的劳力。

　　又，龙门石窟很多的佛龛佛像等都凿刻着营造年代的铭文，而云冈只有在其中的一个大洞窟内有太和年间的铭文，在西部窟区的窟外，有一处文字已剥落特别难读的铭文，还有在一个洞窟内只写着“道昭”的铭文，再没发现其他铭文（关于此铭有无也是我的一个考说，曾多有分歧，不在此处多述）。

　　另外，关于其样式，纵观现存的文献记载，当时北魏与西域诸国常有往来接触，探求云冈石窟的建筑样式、佛像的形相、装饰纹样的雕刻等，感觉其受到西域艺术的感化很大，又与日本推古朝的艺术有很大的关系，颇有意味。中国自古以来屡起兵变，国朝王位常常更替，因此古代美术的保存非常困难。古代木雕铜铸的佛像遗存极少，只有石佛塑像才能传到今日，但如果说木雕和铸造不发达，只有石雕塑造隆盛，如此说法似乎也并不准确。

　　同样是金属，目前中国现存的梵钟全部是铁铸的，铜钟极少，为什么无铜钟？如特别保护起来的西安府的钟楼，不许庶人自由出入，还有直隶省正定府的隆兴寺高七十三尺的大观音（称其大是因为奈良的大佛高五十三尺）铜像因难以搬运到他处，残存至今，古代适合使用的铜钟很多被铸溃，另做他用，所以只遗留下即使铸溃也不能成为金子的铁梵钟。即使是合适的石雕或被供作他用的例子也常有，如嵌入现在北京寺庙壁面的刻石，就是利用唐代的铭刻磨切呈圆形，中心穿细孔，似乎做了柱子的础石，还有刻着兰亭帖的碑石曾作为压菜石使用一事也是很有名的。但在这个石窟内的雕刻虽是雕凿于天然石上，拆毁搬运需要花费相当的劳力，且古代美术在那时还不足值得顾虑，特意到此边鄙之地去拆毁，没有什么利益，所以石窟才有幸以原来的面貌流传到今日，大部分还得以保存，万幸万幸。

　　在云冈石窟寺东方的洞窟中，最值得观赏的是在抄纸场里的一个大洞窟，洞内有巨大的三尊佛。此像或许就是前揭所记元载修建的一个像。其形相比其他佛像的年代要稍稍迟些。在洞窟的前面，相对耸立着天然石雕刻的二座塔。另外在东方或者其他洞窟内，中央残存着塔形。西方多数的洞窟，一半从崖头探出，一半进入民家内。在这些洞窟内有各种各样的大像，还遗留着有趣的建筑形态。总之这些洞窟内并列的雕刻，是具有六朝艺术特色最重要的遗物，在研究日本艺术的渊源方面也是最有益的材料。云冈与河南巩县石窟、龙门石窟，确实可共同称为艺术史上的一大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