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桢

　　出天水过兰州，翻越乌鞘岭就进入河西走廊了。河西走廊地处黄河以西，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祁连山在南侧，北侧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因形似走廊，被称为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既是中原连接西域的必经之路，又是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结合地带。千年以来，中国和西域文化经济在此交流、碰撞与融合，被誉为丝绸之路的“黄金段”。

　　甘肃既有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风情气象，更有厚重多彩的历史文化。此次市委统战部组织我市高校教师、文物专家、文史学者深入河西走廊，对天水、兰州、临夏、武威、张掖、敦煌等地博物馆和重点石窟寺进行考察，从佛教造像和民族融合两个层面，厘清云冈石窟造像的源与流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其次是通过多个石窟寺的考察与比较，与博物馆考古材料的互证，探寻中华民族沿丝绸之路与世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长度与广度。不论是从地缘上还是佛教文化的传播路径，以及民族融合的层面上来说，河西走廊一带的文化遗存都对大同的历史文化与云冈石窟造像的源流意义重大。

　　佛教文化：从“凉州模式”到“云冈模式”

　　北魏文化是历次考察调研的一大重点，而石窟文化、佛教文化与民族融合又是重中之重。此前南下河南省洛阳市，北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赤峰市、呼伦贝尔市，东进辽宁省锦州市、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考察调研，堪称是北魏文化与辽金文化之旅。特别是叩访嘎仙洞、呼伦贝尔、盛乐（今和林格尔）、洛阳，贯通当年鲜卑拓跋族南迁路线，清晰领略拓跋民族从狩猎到游牧到农耕，逐步汉化、走向强盛的历程。嘎仙洞位于大鲜卑山，就是今大兴安岭。站在远处眺望，嘎仙洞颇像一个巨大的心脏，祖居此处，拓跋族有着先天的石室情结，居石洞、凿石窟、筑石室，他们想江山永固，国祚长久。寻迹拓跋祖脉，探求石窟源流，既是北魏文化的探寻之旅，也是一次历史寻根之旅。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南北两地民族大迁徙所引发的民族冲突与融合持续三个多世纪。民族和宗教是这个时期的两项核心问题，少数民族政治家们把奉佛作为入主中原的南面之术，大力支持佛教，形成了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主要缔造者是西北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沿着古丝绸之路，疏勒人、龟兹人、高昌人、羌人等率先在西北开凿了克孜尔、敦煌、天梯山、麦积山、炳灵寺等石窟。史学专家宋志强说，北凉昙无谶在河西译《大般涅槃经》，凉州城内有三百多人的译场，“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河西佛教一时极为兴盛。太延五年（439），北魏灭北凉，迁北凉各族吏民三万户于平城，大批高僧被裹挟而来，来自天竺、安息等的域外僧侣，以及来自我国新疆于阗、龟兹、疏勒的僧侣汇聚平城，其中有西秦国师玄高、罽宾国高僧师贤、凉州高僧昙曜、凉州禅师慧崇和玄高弟子玄畅等，他们带来佛像、佛经、佛教造像艺术，参与平城的佛教规建、佛经翻译，平城佛教势力大增，从而成为北中国佛教的新中心。平城武周山石窟的开凿是由拓跋鲜卑主导的、以昙曜为代表的西域以及凉州高僧主持的、包括凉州工匠在内的各族工匠参与的一项国家工程。凉州僧团是雕凿云冈石窟的主力，云冈石窟的窟制、龛形、题材内容、造像服饰、装饰与凉州石窟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凉州石窟模式开启了云冈石窟造像的序幕，加快了云冈石窟从印度风格向中国化风格的转变。云冈石窟是在凉州僧众、工匠主导下，博采众长，融合北方诸民族之智慧而共同演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富丽堂皇、场面盛大的艺术文化盛宴。

　　山西大同大学教授孙瑜说，石窟寺作为佛教文化场所，三世纪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发展，逐渐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石窟寺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以“二佛并坐”造像为例，该造像是源于法华经的佛教艺术题材。据统计，云冈石窟现存可辨识的“二佛并坐”造像有218尊，贯穿了五世纪六十年代至六世纪初的云冈石窟建造史，尤其是云冈二期，即魏孝文帝时期最为兴盛。“二佛并坐”造像的兴盛是北魏王朝借助佛教彰显王权正统的结果。麦积山石窟和敦煌石窟的“二佛并坐”造像均始于五世纪七十年代，是“云冈模式”的西传，“云冈模式”的形成及其西传，与云冈石窟的政治背景不无关系。北魏王朝对于“二佛并坐”造像的崇重有类于清朝对北岳祭祀的重视，分别是利用佛教信仰和山岳信仰达到彰显王权正统的目的。北魏和清朝这两个北族王朝在其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都表现出明确的汉化意识。由此可见，图像和文物史料在印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本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山西大同大学副教授杨俊芳研究佛教造像经年，著有《大同佛教造像研究》《塑写华夏：山西古代雕塑巡礼》，她认为，古印度佛教艺术经过西域不断向东传播，经过十六国时期凉州佛教的推波助澜，在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魏平城时代达到了一个巅峰，创造了公元五世纪具有欧亚多种文明特征、多个民族相互融合的国际化风格的佛教造像样式，即云冈模式。云冈模式以国家宗教的形式和皇家石窟造像的特征深刻地影响了北朝后期和隋唐石窟的造像，并在唐代达到了又一次佛教艺术的巅峰，以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唐代造像为代表，创造了具有鲜明中国化特点的佛教艺术，即龙门模式。敦煌，作为东西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两次佛教艺术巅峰时期的前渊后流，时间跨度从十六国先秦时期一直延续到元代，囊括了北线丝绸之路从开始到繁盛至衰落的全部阶段，所以东西方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敦煌体现得最全面和多元。可以这么简要概括，云冈石窟是印度佛教造像在中国达到的第一个巅峰时期，创造的云冈模式有浓郁的国家化多民族特征。龙门石窟则承继云冈模式的北朝样式，在唐代达到了中国佛教艺术的巅峰时期，中国化的特征得到了强化。敦煌和麦积山石窟则是云冈模式的前渊与龙门模式后流，吐蕃、西夏两个民族对敦煌的经营也大大扩充了敦煌石窟艺术多民族交融的丰富性。

　　儒家文化：从“凉州号为多士”到“儒学厚植平城”

　　自汉末丧乱，官学日废，转而家学。惟河西安定，中原避乱的世家学者，于此传道授业解惑。加之，五凉统治者不论是汉人还是氐、鲜卑、匈奴等少数民族，大都敦崇儒学，“河西地区从前凉张氏以来，学术研究的空气就很浓郁，西凉、北凉一直保持了这个优秀传统。”

　　“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故凉州号为多士”，从而形成了“渐具地域性质”的河西文化。这一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物质文化的借用、吸纳和移植，也有制度及精神层面的深度整合。河西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河西走廊这一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吸收了西域各民族文化以及印度的佛教文化、中亚西亚文化后所产生的地域文化，是东西两个方向文明汇聚的结果。

　　史学专家宋志强列举多个例证。前凉程骏，为著业凉城的大儒刘昞之徒，曾任北凉东宫侍讲，后拜北魏著作郎；北凉江强，随祖先避难凉州，后拜北魏中书博士；“博通经传”“经目则诵”的阚骃，曾任北凉尚书，注释有《易传》和《十三州志》，后入仕北魏，任从事中郎，死于平城；号为“儒林先生”的常爽，寓居凉州，后在平城立学馆，授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宋志强说，这些对平城儒风的兴盛产生了直接影响的同时，对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政治改革，在思想上起了引导作用，客观上促进了北方的民族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为隋唐时期形成国家统一、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局面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凿通西域，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平凉迁民，促进儒学厚植平城。山西大同大学教授马志强说，河西儒学的文化人被迁徙进入平城后，有很多被封为官职，如阚骃、刘昞二人官居乐平王从事中郎之职，张谌被赐爵南浦男，加宁远将军；索敞被任为中书博士；程骏、宗钦、段成根、阴仲达、赵柔均为著作郎；常爽为宣威将军。河西儒士们在被任命的同时，也为平城带来自己传统家学和河西特有的生活气息。如江式的祖父江强在北凉刚亡之际，就向北魏政府“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河西儒学对北魏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们不但开启儒风，振兴了礼乐，还完善了官制律令。在开启儒风方面，索敞入魏后当了中书博士十余年，教育得法，他的学生后来多有成就，做尚书、牧守的就有几十人。常爽也教授弟子七百多人，他特别制定了赏罚条例，“弟子视之如严君。由是魏之儒风始振”。振兴儒风，对鲜卑拓跋氏统治有利，同时也加快了鲜卑汉化的步伐。

　　丝路文化：从“凿空西域”到“万国慕化”

　　河西走廊是一条地理上的走廊，也是一条历史文化的廊道。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河西走廊便成为连接东西的一条政治军事之路，也是经济文化之路，更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依托和载体。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位于河西走廊的敦煌、武威、张掖、酒泉、兰州、天水等地逐步发展成了国际性的都会或重要城镇。史载丝绸之路“总辏敦煌，是其咽喉之地”，“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辏交汇，日有千数”，天水“繁富大出于陇右”。丝绸之路融合荟萃东西方文化，在甘肃各地博物馆中出土文物异常丰富多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无数璀璨瑰丽的历史文化艺术珍品，呈现出古代文明的辉煌。

　　汉唐时代，西安、洛阳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城市，而在北魏平城时代，平城（今大同）则是丝路起点。统一北方的北魏，国势益盛，威震西域。出于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考量，太武帝方勤远略，求异俗而扬国威，立“四夷来朝”“万国慕化”的清平盛世，以积极的姿态与域外沟通。董琬、高明等人西使，使一度沉寂的中西间官方往来又频繁起来，报使往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兴盛局面。西域诸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由此，五世纪中叶再度忙碌起来的丝绸之路，不仅联接着今晋、陕、宁、甘、新诸省，而且沟通着葱岭以西、以北和以南的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的地中海沿岸地区。

　　宋志强说，四世纪以来，中亚商胡在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姑臧等地驻足，形成聚落，以为东进之根据。北魏通西域后，随着自由商贸的快速发展，西域商胡在中土、在平城定居的人员也日益增多。在这一时期的平城墓穴中，有表现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壁画，其内容、技法酷似龟兹石窟壁画和河西嘉峪关十六国时期的墓画，众多中西文明交融的画面，将一千五百多年前那个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形象地展示于世人面前。墓葬中还有诸如来自波斯的金银器、鎏金铜器、银币，来自大秦的玻璃器等，成为今天我们探讨丝绸之路与北魏平城关系的重要物证。

　　平城时期，中亚、西亚及西域音乐东传，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很突出的一项。其中天竺乐、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悦般乐等，皆以凉州为中介，在这一时期传入平城，为北魏宫廷音乐所采纳，对北周、隋乃至唐代的音乐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考察云冈石窟各期，都雕刻有大量供养人、伎乐人。仅以第十二窟为例，有高鼻、深目、卷发的异族人，也有地道的中原人。“其服饰多为袒上身、挂璎珞、下着牛鼻裈、赤脚，这是一种佛化了的北方民族服装，有天竺味，也有西凉味，更多的是东北乡土味。”再看伎乐人所使用的乐器，有箫、瑟、琴、笙、埙等中原古老的乐器，有琵琶、笳、觱篥、唢呐、羌笛、羯鼔、螺、铙钹、碰铃等少数民族乐器以及经西域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乐器，他们共处一窟，在佛主面前，演奏着一曲曲民族融合的交响乐。由此折射出北魏平城时期多民族文化杂糅的情状，是多民族思想文化形态在佛教石窟造像艺术中的反映。

　　山西大同大学教授马志强说，北魏凿通西域后，中西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如，据《魏书》、的《西域传·大月氏》记载：魏太武帝时“其国（大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于山中，于京师铸之。”这些大月氏的工匠在北魏平城使用中国原料，利用西域配方和技术制作了玻璃器。在与胡人的技术交流中，本地工匠已经掌握了钠钙玻璃的制作工艺，包括西域玻璃配方和吹制技术。这种配方和吹制技术的引进，是中国玻璃工艺技术和西方科技交流的一个成功典范，推动玻璃技艺在中国的生产发展水平。

　　市统战事务中心主任、文博副研究员谷敏说，这次大同市“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考察组来到甘肃，之所以选择甘肃，是因为河西走廊是中国早期佛教文化最繁盛的地区。丝绸之路自东南至西北横贯整个甘肃省，是中国历史文化和商贸往来的大通道，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和中国今天的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汉武帝打通了河西走廊后，东方帝国和西方王朝之间的贸易和战争，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塑造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格局。

　　从汉代经魏晋南北朝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比较频繁，敦煌汇聚了东来西往的多种文化。莫高窟保存了大量的壁画、雕塑，藏经洞里保存了从公元5世纪到11世纪共600年间所写的文献，其中以佛教经典为主，也有道教、摩尼教、基督教的经典，还有经史子集四部书、官私文书，以及各民族语言文字书写的文献等，这些都是研究古代各民族和外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史料。

　　长城文化：从“天下雄关”到“九边重镇”

　　长城文化是考察组考察调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历史上有多个朝代曾修筑长城，较为著名的是秦、汉、北齐、明几个朝代。若论工程量大、用时长、体系更为完备的应为明代，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相比的。明朝建国后，为了加强北部边防，从西起嘉峪关，一路向东翻山越岭，蜿蜒盘旋一直延伸到鸭绿江，修成了全长6000多公里的长城。

　　长城是古代十分重要的军事防御体系，同时也是民族关系调节器，有学者称它是兄弟之间的院墙，又像中国的“中”字中间那一竖，联接着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考察组在呼和浩特、包头等地考察调研中，先后实地考察了赵长城、秦长城、金界壕及明长城，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内涵。

　　甘肃河西走廊一线至今还保留相对完整的明长城，不少地段明长城与汉长城并行。从嘉峪关到敦煌的行程中，这两条长城一路相伴，尤其是那道笔直的明长城，在戈壁荒野一路西行，好似一字长蛇阵，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甘肃河西走廊汉代时便设置著名的“河西四郡”，公元121年，汉将霍去病击败匈奴，汉朝在这里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河西地区由此纳入汉帝国的版图。四郡之名都大有名堂，“张掖”意为汉家“张国臂掖，以通西域”；“武威”为彰骠骑大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击败匈奴之武功军威；“敦煌”，“敦,大也；煌，盛也”，意为盛大辉煌之意。“酒泉”，传说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武帝赠御酒一坛，犒赏霍去病。但是，酒少人多，霍去病倾酒于泉中，与众共饮，故称此泉为酒泉。

　　在酒泉附近，建有明长城雄伟的嘉峪关。文物专家白志宇说，“天下雄关”嘉峪关因建于嘉峪山麓而得名，它是明长城的西端起点。关城呈正方形，城墙高约11米，周长736米，城开东、西二门，其上各建关楼一座，三层，歇山顶，高约17米。门内北侧均有宽阔的马道直达城顶。南北城墙中段各有敌楼一座。城南北连接长城，与长城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形成易守难攻的军事防御体系，是扼守河西走廊的第一要隘，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有“戈壁长城明珠”的美誉。

　　明王朝将长城全镇划分为九个军事防御区，称为九边或九镇。各镇由朝廷委派的总兵官行使管辖职权。九镇分别为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其中甘肃镇管辖长城东起兰州黄河北岸，西北抵嘉峪关，全长约800千米。嘉峪关，地处河西走廊之咽喉，“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374年，明大将军冯胜率兵攻克河西后，认为嘉峪之地依山傍水，最宜建关，于是奏请廷修建关城，初期仅关城一座，从1539年开始，先后修筑了悬壁长城、罗城，成为功防体系完备的金汤重镇。清同治末年，左宗棠驻节肃州时，曾修整关墙和关楼，亲笔题写“天下第一雄关”的匾额。

　　文史学者温鹏毅说，走访甘肃河西走廊，清晰地感受到长城对于规范和保护民族交往融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处于农牧交错带的长城，多数时期是南北东西各民族广泛交往、密切融合的纽带。西汉时期，“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魏晋初期，乌桓、鲜卑常于长城关口与中原互市。盛唐，河西长城一线的驻军成为过往商旅安全的保障，有了长城的护佑，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日益扩大，民族间交往交流日益密切，各民族间的冲突与碰撞最终成为团结与融合。

　　长城纵横万里，从“天下雄关”到“大同士马甲天下”，经历过千年的金戈铁马和边塞烽烟，也见证了长城内外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族的融合。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和众志成城精神的凝聚。

　　后记

　　考察调研中，专家学者们还十分重视对史前文明的考察，不论是在各地博物馆还是在史前文化遗址，大家都看得仔细，听得认真，每一件石器，每一件陶器，每一件铜器或铁器，每一个墓葬复制件，都摄入镜头之中，留在笔记本上。河南洛阳二里头文明、内蒙古红山文化、大窑文化，甘肃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火烧沟文化、大地湾文明等，无不让专家学者联想到家乡的许家窑遗址、高山文化遗址及泥河湾文明，回望人类文明初曙，探寻先祖最早的足迹，大家有一个共识，在人类的童年时期，最早的文明就孕育在各族交往交流交融中。

　　谈及此行考察活动感受，作家侯建臣如是说：凉州、甘州、瓜州、阳关、玉门关、嘉峪关……这些历史符号以新的名称、新的面貌存在，并绽放出时代的光芒。而那些雕刻或者绘写在墙体上的艺术形象，生动而立体，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情感交融、艺术交汇相对永恒的记录。随行记者崔莉英如是说：本次去河西走廊探访，让那些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物鲜活了起来，而且大同与河西走廊有太多的关联，踏访麦积山石窟，北魏高僧玄高曾隐居于此，后来到了平城宣扬佛法，是北魏“太武灭佛”最早的殉道者。武威古称凉州、姑臧，在山清水秀的武威市，体会当年崔浩和李顺的辩论，并从博物馆的文物中寻访北魏灭北凉的历史旧影。探访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那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北凉王沮渠蒙逊所创凿的“凉州石窟”，是“凉州模式”的肇始，瞻河西而顾云冈，那种亲切感难以言表。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王继武是考察调研组领队，他说，组织我市高校教师、文史学者、长城专家赴有关地市考察调研，与当地的专家座谈交流，通过智慧碰撞、互鉴融通，深入挖掘佛教文化东西汇流、丝绸之路商贸文化往来和长城内外多民族融合发展的生动事例，诠释平城、长城、云冈石窟等在民族融合中的地位与作用，有效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和成果转化应用工作质量，最终形成具有大同特质的民族共同体学术研究方法和成果。下一步将组织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峰论坛、承接举办中华民族共同体国际学术论坛。我们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抓手，把系统整理、挖掘大同地域文化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中之重，全面加强我市“三交”历史文化挖掘整合，更系统地反映大同区域在中华民族“三交”史上应有的特殊位置，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谱写美丽的大同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