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我的母亲郭玉莲是位抗战老战士，1921年出生在山西省浑源县土岭村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早年中秀才，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郎中和教书先生。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在家人的鼓励下，我母亲16岁就出来参加了革命，抗战期间历任浑源县、灵丘县、广灵县的妇救会主任。

　　1984年，母亲离休了，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们也陆续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他们聚会时，经常谈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怀念牺牲的战友。听着他们讲抗战岁月和抗日英雄的事迹，我惊奇地发现，原来他们回忆最多的那位晋察冀五地委第一任地委书记、在抗战最艰苦阶段牺牲的李光汉，竟然是我母亲的第一任丈夫。

　　母亲1938年在浑源县任妇救会主任时，与时任晋察冀五地委（东雁北地委）书记李光汉相识、相爱、相知，在共同的抗战工作中，他们经组织批准，于1939年结为革命伴侣。婚后，一有闲暇时间，李光汉就在百忙之中编了语文和外语两种课本，教我母亲和他的警卫员刘素善（解放后任内蒙古电力管理局局长）学习文化，学习后还要出题考试。

　　1940年秋，刘素善跟着李光汉去阜平县井沟村区党委驻地向彭真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汇报工作。当时，我母亲也在北方分局党校学习。党校正是他们往来的必经之地。按照一般的人之常情，李光汉本应与爱人住上一两天再走。但是他去时根本没来得及跟我母亲打招呼，就急急地就去汇报工作了。返回时也仅仅是在党校外面和我母亲见了一面，当天就赶回灵丘工作去了。

　　残酷的斗争生活损害了李光汉的身体，1941年秋，李光汉突然病重，他非常想念我母亲，几次跟刘素善提起，但是又考虑到当时正值敌人大扫荡，地委机关分散，处于游击状态。因此，他不同意把病情告诉我母亲，也不同意把我母亲接来照顾他。直到李光汉去世时他们也没有再见上一面。这成了我母亲心中永远的痛！1941年10月20日，李光汉在阜平县大道沟村病逝，时年35岁。此时，他和我母亲结婚仅仅不到2年的时间，但是母亲对李光汉的思念是刻骨铭心的。

　　我就根据母亲的回忆，讲一讲李光汉烈士的故事。

　　二、少年求学寻真理

　　李光汉，原名李俊民，字亮臣。1907年出生在山西河津地区，今运城市万荣县南张村。兄妹七人，李光汉是老大。祖上以务农为业，仅赖几亩薄田维持生活。其父病逝后，靠母亲纺织度日。生活的艰辛让李光汉自幼就养成贫而有志、勤奋好学的品德。在本村读私塾时，他就读完了四书和诗经，并且能背熟诵读。

　　1921年，他考入河津县第一高等小学。他学习刻苦，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他写的散文、诗歌生动，学校经常把他的文章贴堂示范。当时，河津县第一高小进步老师张炳华发现李光汉记忆力好长于言辞，并有爱国热情。因此经常与李光汉交谈，启发引导。为了培养李光汉的宣传讲演才能，常常让他在课堂上朗诵自己的作文，使他有更多的锻炼机会。

　　1924年夏天。山西太原进山中学招收40名初中学生。为能招到高质量的学生，进山中学要进行严格的考试。除体检合格外，还要进行初试、复试、智力测验与口试。在全省千余名应试者中，李光汉怀着“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的雄心壮志，以三榜均居魁首的优异成绩，考取了进山中学。

　　进山中学创办于1922年，是由阎锡山设立，对外宣称是为救济天资聪颖、学而兼优之贫寒学子的。而进山中学一成立，就有共产党员何艳秋、谢占尧等受聘任教于此。经过他们的启蒙教育，很大一部分学生迅速觉醒，追求进步，热爱马克思主义，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1925年冬，进山中学党支部就秘密正式建立。这样的氛围进一步激发了李光汉的爱国热情。由于李光汉家中贫寒，入学考试成绩又十分优异，因此他被编入进山中学五班，享受公费待遇。另外，利用课余时间还给他指定一个老师，让他当服务员做一些打水扫地的差事，赚取一点微薄的报酬来维持生活。

　　李光汉学习非常刻苦，还担任班长，秉公办事，富有正义感。即便如此努力，还是因为家庭困难，中途休学了一段时间。李光汉复学后，又插入进山中学六班，继续学习。他和同学陈志远经常带领同学们学外语和科学知识，大家关系非常融洽。

　　当时，进山中学校长赵乙峰专心从事国民党党务，对学校教务反而放任不管。一时社会舆论和学生怨言不断。后来竟发生了国民党省党部特务公然闯入学校，抓捕进步学生的事件，搞得全校师生惶惶不安。一次，赵乙峰在礼堂向全校师生训话，责备学生随意“诽谤”校领导，不专心学习。李光汉出于义愤，挺身而出据理驳斥赵乙峰。他的有力驳斥引起了全场同学的共鸣，受到进步学生的支持，使赵乙峰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1925年春，阎锡山疯狂地扩充兵力。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想通过征收房税来筹措军资。组建不久的中共太原支部决定，通过山西学生联合会，联合各种反阎力量，领导省城学生开展了一次反对当局强征房税的群众革命运动，并决定由傅懋恭（彭真）、纪廷梓（时任青年团太原地区执委书记，1931年牺牲）直接组织和领导这次反房税运动。是年5月18日，省城学生数千人上街示威游行。进山中学的李光汉和陈志远等同学一起走上街头。手执上书“为民请命废除房税”的白旗，列队到督军公署情愿。经过激烈的斗争，阎锡山不得不赶紧下令取消房税。李光汉也从这场斗争中积累了斗争经验。1929年冬天，进山中学举办期考。校方以防止抄袭作弊为由，将六班和七班学生合班考试。六班同学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不信任。随后抗议罢考，这一行动激怒了校方，威胁六班的代表李光汉、陈志远二人说：“如果你们仍然坚持不考试，就先开除你们二人。”李光汉和陈志远坚决不屈服，最终在寒假后离开了学校。

　　此后李光汉到北平自谋生计，参加了陶行知先生的农村教育工作。陶行知是人民教育家，1917年归国就立志于教育救国，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开创者。陶行知认为，中国要以农民教育为主，教育应是扎根于人民之中的教育。他打破旧的“人上人”教育理念，提出“人中人”教育方案，成立贫民教育促进会，组织全国性的教育调查。李光汉到北平后，就参加了陶行知先生的农村教育调查。他到河北获鹿县后，调查研究农村教育，并且写了一些通讯。后来又到河北农矿厅担任助理员，再后来又到一家图书馆当了图书管理员。这期间，他博览群书，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也提高了思想觉悟。

　　三、血染长袍一二·九

　　日军侵占我东北后，李光汉的忧国忧民情绪日增。1933年，李光汉毅然告别了母亲，背上行李，就又去了北平。他第二次到北平后，很快便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

　　在北大学习期间。为解决生活问题仍然靠勤工俭学。一面刻苦学习，一面给地理学家白眉初先生誊写地理文稿。白眉初为近代著名地理学家、爱国教育家，与李大钊过从甚密。李光汉在白眉初先生那里做兼职，必定也会受到白先生爱国思想的熏陶。李光汉以此每月挣得二十块大洋，来维持生活和各项社会活动。当年的二十块大洋可是不小的数目啊。一块大洋就可以买三十斤上等大米，买八到十斤猪肉。因此，二十块大洋是足够维持一个人的生活的。李光汉用自己辛苦挣来的钱，除了维持生活，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了在中国的侵略。他们策动华北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北京）天津两市，脱离中国南京国民政府管理，实行所谓自治，史称华北事变。一旦得逞，日本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控制华北大部分地区。华北一旦失守，中华民族将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对这一局势，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是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救国。但是华北都快沦陷了，北平却依然奉行抗日有罪的论调，全然一副救国无门的局面。北京大学本来就是一所具有深厚革命斗争传统的学校。在民众抗日救亡的呼声中，北京大学群情激奋，随时准备示威。李光汉颇具有爱国主义情怀，正在积极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自然而然加入到北平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中。

　　1935年10月18日，北平学生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举行了请愿示威游行。他们冒着严寒冲破反动军警的层层封锁，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新华门前请愿，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王府井大街时，遭到了武装军警的镇压。李光汉参加了在王府井大街与反动军警的搏斗。经过搏斗，学生有一百多人受伤三十多人被捕。

　　当时的国民政府的一些官员为了一己私利，居然答应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治自治的无耻要求，怂恿国民政府批准成立伪政权机构——晋察政务委员会，并决定于1935年12月16日在北平正式挂牌。消息传来，激起了学生们的更大愤怒。北平学联决定于1935年12月16日，发动全市各校学生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卖国行为。16日凌晨，北大学生在校园内整队集合，冒着严寒走向街头。刚出校门忽然就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拦截，随即双发发生搏斗。北大西斋的学生队伍向外冲击没有成功，还逮捕了三名学生。东斋的队伍在李光汉等同学的带领下突破军警包围后奔向西斋。学生内外夹击，这才击退了军警。在12月16日的游行示威中，北平东城各校学生合编为三大队，北大担任领队。以国立北京大学示威团的大旗为前导。东城各大中学生数千人，雄赳赳气昂昂，顶着寒风从东皇城根儿处出发，准备到天桥参加市民大会，反对成立晋察政务委员会。当游行队伍到达南长街口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截击。军警用水龙头冲击游行队伍，保安队、警察队、侦缉队用皮鞭、棍棒、枪柄殴打学生。李光汉等十几位同学奋勇冲上去，抢过水龙头，反用水龙头冲击军警，迫使军警后退。这时学生们便如潮水般涌过南长安街口转到西长安街上。当游行队伍沿西长安街浩浩荡荡地走到新华门前时，集结在府右街南口的军警举着大刀端着步枪，迎面对着学生冲了上来，用刀、枪柄乱砍乱打。不少学生被砍伤打伤。李光汉在与巡警搏斗中鼻子、口中都流出鲜血。但是他还是与同学一起把军警打倒在地。当他们与另外两个军警扭打时，大刀队从李光汉背后砍来，砍伤了他的臂膀，顿时鲜血直涌，李光汉倒在血泊中。军警还用脚踢他，最后把他拖上警车。然而此时他仍然向同学们高喊：“不要怕，坚决斗争到底！打倒汉奸卖国贼！”那天，北大共有8名学生被军警抓捕，军警看他伤势太重，怕他死在里边，又把他扔回到学校，还是好心的同学们救助了他。

　　李光汉因为在斗争中表现英勇，于1936年2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4月-7月任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同年11月，任中国共产党北平市文委书记。彭真同志1987年曾为李光汉同志题词：“李光汉同志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领导，同王震同志一起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雁北分区的模范共产主义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炮声震醒了全国人民。国民党政府命令弃城后撤，北平沦陷，日军攻占了北平城，全城陷入了恐怖的气氛中。这时学校中的许多学生，或南下或去延安。但是李光汉却没有退缩，他不顾个人安危，改名黎广汉，坚持在北平进行地下斗争。他千方百计联络原来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将此前失联的民先队员重新组织起来，由他担任总队长和党团书记，当时民先总队部机关就秘密设在西城墙根一条僻静的胡同中的民房里。他一方面组织已暴露的民先队员安全撤离北平，另一方面暗中吸收可靠青年加入民先扩大抗日力量。这期间李光汉还响应北平学联的号召，组织抗日后援会等，在北平城有成效地开展敌后抗日工作。

　　四、七七事变战平西

　　1937年10月，李光汉、刘杰（时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农委书记）、焦若愚（时任冀热辽边区第十八地委书记）等一批党员，由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派往宛平一带工作。平西解放区成立前，平西分为三个区，七区设在青石口村；八区设在斋堂；九区设在王平口。李光汉在七区，驻在青石口。李光汉到七区后，随即与当地的地下党员魏国玉建立了联系，依靠当地共产党员发动群众抗日。以前在八区的民先队员得知，李光汉在七区聚拢民先队员，便主动与李光汉进行了联系。因此，李光汉也经常去八区开展工作。八区的斋堂有个地主叫谭惕仁，国民党第14集团军司令卫立煌委任他为宛平县长，并掌握地方武装保卫团。李光汉先是对谭惕仁做统战工作，希望能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但谭惕仁思想反动，此前正想着投靠日本人组织维持会。所以对李光汉的提议不但不同意，反而还对李光汉进行威胁，用恐吓的手段阻止当地干部和李光汉联系，还扬言要杀害搞抗日的人。李光汉没有被吓退，继续积极联系民先队员，动员人民群众，最终让谭惕仁的维持会胎死腹中。李光汉虽然只在平西工作了半年左右，但是在他的领导下，平西党组织逐渐发展壮大，建立了抗日武装力量。他就像一颗种子一样，每到一地就会生根，发芽，开花，到处播撒着革命的火种。

　　五、雁北抗日斩荆棘

　　1937年10月到1938年春，李光汉离开平西去阜平学习。1938年春，李光汉被派往山西工作，先后任晋东北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晋察冀二分区特委书记等职。1939年初，中共晋察冀五地委（俗称东雁北地委）成立，他出任地委书记。

　　据时任北岳区委书记刘澜涛同志回忆，在当年的抗日战争中，雁北是一个战略要地，因此，敌我争夺得非常激烈斗争异常残酷。某些干部对雁北工作望而生畏。但李光汉却毫不犹豫地奉党的命令，勇于前往，毅然坚持斗争。1938年4月，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来到雁北开创抗日根据地。晋察冀五地委成立后，李光汉率地委与三五九旅一起在雁北开展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据刘澜涛同志回忆说，李光汉埋头苦干，实事求是，这是他一贯朴素踏实的工作作风，不吹牛不清谈，不注重形式，不摆空场面，这是他在工作中表现的优点。每件工作他都虚心研究，亲自下手试验，总结经验。每个问题他都精密研究收集材料，三思而后下结论。这种高度的工作与学习精神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使他在雁北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取得了成绩。

　　东雁北地区是晋察冀的北大门，阎锡山看到八路军在此团结抗日人民，不断壮大发展，就将这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派白志沂部1500多人来到雁北，妄图把抗日政权夺回去。当时我们有个区长叫芦适之，被反动武装白志沂部抓捕，逼他交出区公所印章和粮食。芦适之坚决不肯透露，最后被敌人活埋了。斗争就是如此的残酷激烈。1939年4月，广灵遭到日军大屠杀，抗日县政府几乎瘫痪，县长齐殿选被捕后壮烈牺牲。因县城内和川下大部分村庄和北山都驻扎着敌人，而且扫荡频繁，日军到处搜捕抗日干部。李光汉对此心急如焚，率领15位同志赶到广灵县政府所在地，在长江峪的念草沟村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上李光汉讲了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形势，传达了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政策和斗争策略。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着重分析了白志沂保安队的动向，详细安排了下一步工作。仅仅两个月后，广灵县的工作就开创了新局面，抗日根据地重新得到巩固与扩大。刘澜涛回忆说，李光汉同志正确而坚定地掌握党的政策，虚心地研究与执行党的指示精神，卓有成效地开创了雁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雁北本是干旱少雨的地区，但是1939年夏天雁北发生了大水灾。而1940年的春季又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刘达同志回忆说：那年秋雨连绵，一直下了一个多月，并发了几场大洪水，灵丘南山遭受了严重的水灾，粮食缺乏，群众生活非常困难，我们组织群众度荒。李光汉为了给受灾民众调集粮食，想尽了办法。根据地的群众困难，机关也一样困难，不但没有粮食吃，而且缺医少药。李光汉多次派人过封锁线去组织粮食和药品，总算是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在反对白志沂斗争中，工作中出现了左的倾向。李光汉坚持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广大群众，教育党员正确处理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纠正了左倾错误，团结一切力量，坚持抗日。后来日寇开始“扫荡”，所到之处都实行残暴的“三光”政策。当时上寨下关一带村庄基本都被烧光了，老百姓只好跑进山沟，住在山洞里。在这异常困难的环境下，光汉、我、阮泊生（当时任地委组织干事）等机关的十多名干部都分散到群众中去，白天开展工作发动群众，晚上睡在老百姓的山洞里。在这样的环境中，光汉不知踏过多少冰天雪地，钻过多少山洞，领导着雁北人民同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李光汉的警卫员刘素善回忆，1939年，他被派去给李光汉做警卫员。刚去第一天，李光汉就要去浑源开展工作。当时，浑源是半游击区，敌人活动十分频繁。面对如此危险的情况，刘素善想地委书记去肯定要带上不少人。但出发时惊讶地发现，只有他们两个人。当走到灵丘蔡家峪村时，他们遇到一股抢粮的日伪军。李光汉通过观察，巧妙地安排了行进路线，使敌人虽然离他们很近，但始终没有发现他们。他们继续赶路，前边是王庄堡村。王庄堡村在鬼子的封锁线上，离南坡头据点只有十几里路。刘素善以为他们会等晚上借着夜色掩护通过。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早就吃透了敌人的李光汉不但在白天通过，还选在群众赶集的时候，穿着黄色皮大衣，骑着白马，怀里揣着手枪，昂首挺胸地通过了王庄保大街。等敌人反应过来时，他们早已策马扬鞭不见踪影。有些认识李光汉的村民悄悄地交头接耳，对李光汉交口称赞。

　　大家回忆李光汉时常常讲起，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当年边区要实行统一累进税，李光汉亲自参加上寨村的调查，他脱去军装，穿上粗布祆像普通农民一样同村里的老乡们一块坐在石板上问长问短，认真倾听群众意见，征求群众建议。

　　我母亲回忆说，李光汉公私分明遵守纪律，严守党的秘密。他们结婚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们，将我母亲调到灵丘县任妇救会主任。虽然他们同在地委机关工作，但是李光汉从来不让我母亲了解地委的内部情况，有人来谈工作，也总是有意让我母亲避开。有一次，我母亲结束工作后，天快黑时才赶回驻地。回来后发现，屋子里有许多人，我母亲知道那肯定是地委在开会。按照组织纪律，她没有进屋。当时天气已经快入冬了，雁北的山里很冷。我母亲冻得不住地跺着脚，搓着手，在房门外面等待，一直等到散会。大家走出房门时，才发现我母亲一直在外面。李光汉着急地把我母亲拉进屋，看着她被冻僵的模样非常心疼，赶快倒上一杯热水让喝了她暖和暖和，并对我母亲说：真对不起，最近敌人报复扫荡的规模越来越大，各县的斗争形势都很严峻，县里的同志不断请示工作，我忙，你也跟着受累了。李光汉的关切和说话时愧疚的表情，深深地打动了母亲。

　　1941年，李光汉接到调往晋察冀边区政府任职的命令。但此时日军正加紧对山西开始大“扫荡”。李光汉忧心雁北的工作，决定完成反“扫荡”斗争再走。10月，敌寇向黄崖扫荡，地委机关被迫转移到山沟中的一个小村。当时村中房子已被敌人烧光，机关干部只能在山上顶风露宿。10月的雁北山区冷风呼啸，寒风中的李光汉原本只是患了感冒，但他坚持工作，每天住山洞爬山沟，加上困难时期缺医少药，结果病情恶化，进而转为伤寒，高烧不退，最终在1941年10月20日病逝。

　　1941年10月22日，在阜平县古道村，雁北党政军民隆重地举行了李光汉同志的追悼大会。到会的有地委机关各单位的全体人员，有灵丘县村部分干部和民兵，还有部分部队的干部，共四百多人。大家回忆说，记得那天气温下降，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天人同悲。会场中间挂着李光汉同志的画像，两旁摆着各单位送来的花圈，棺上盖着鲜红的党旗。年仅35岁的李光汉同志牺牲了，但是给人留下的是对他绚丽多彩的一生、波澜壮阔的一生、英勇顽强战斗的一生的永久思念。人们永远记得他是真诚宽厚的同志，手不释卷的学者，坚毅顽强的斗士，睿智聪慧总揽全局的领导者，不畏艰难困苦的共产主义战士。

　　李光汉是晋察冀边区雁北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他在工作岗位上以身殉职。他牺牲后，中共北岳区第五地委授予李光汉革命烈士光荣称号。如今，李光汉烈士被安葬在山西省大同市革命烈士陵园，他的塑像也矗立在烈士陵园。2020年9月3日，李光汉烈士入选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的第三批185名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