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桢

　　太行分隔了山东和山西，可黄河又让它们紧紧牵手。山东和山西，都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但山西与山东分属中原文化与海岱文化，又使两地存在不少异同，山东是地道中国味儿，山西是璀璨中国魂。山东是中华文明主流意识形态的诞生之地，不论是五岳之首泰山之山岳崇拜，还是孔孟儒家思想的孕育产生与传播，这种对先秦文化的继承与光大，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形态与发展趋势。古代华夏满天星斗多种文化碰撞后的强大凝聚力，与这种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感，铸就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框架。从大汶口彩陶纹饰中的八角星，到龙山文化钟鸣鼎食的开启；从自然崇拜的彩陶文化，到以动物崇拜为主的青铜文化，再到秦汉的一统，隋唐的盛景，即便有春秋战国的纷争、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的的厮杀、五代十国宋辽金元的分裂与聚合，中华各民族之间以及与外来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持续而互动的，也是中华民族不断壮大发展的主旋律。

　　为了探究文明之源，寻觅南北交融之史，前不久，市委统战部组织我市文史专家、学者赴齐鲁大地进行深入考察，沐浴郁郁鲁风，交感泱泱齐风，回望山岳祭祀文化，仰观青州风格造像，大家深感这是一次文化之旅、文明之旅。

　　海岱文化与文明演进

　　泰安市博物馆、青州市博物馆、大汶口博物馆、齐文化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每一处都满是宝藏，走进每一道门，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

　　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走进济南城子崖遗址博物馆，门口地上便是山东早期文明演进图，我们就这样双脚踏着演进图前行，仿佛在穿越一段久远的历史。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以泰沂山脉为中心的黄淮下游地区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区别于邻近区域同时期的其他文化。这个文化区分布于山东全境和江苏、安徽北部的部分地区，学术界将其命名为“海岱文化区”。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说：“黄河流域是早期文化发展的一个中心，长江下游是另一个中心，山东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自有序列，是与黄河中游相对的另一个文化圈。”

　　海岱文化区早期历史时期是夷人的天下。《说文》：“夷，从弓从大，东方之人也。”传说夷人的首领后羿善射，而大汶口文化的男性平均身高1.72米，比仰韶文化男性平均身高1.68米要高大，他们的后裔现代还是山东大汉。夷人特别崇拜鸟，所以有许多鸟类造型的陶器，形态质朴可爱，有的还成为镇馆之宝。

　　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阶段是海岱文化区域从蛮荒步入文明，从巨大变革走向鼎盛的时期。距今约6500—4500年的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黄河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在大汶口博物馆进口处，我们与八角星纹彩陶豆不期而遇，此豆口沿上用褐、红彩绘对顶三角形与若干线条相间组成的图案，腹部用白彩在深红色陶衣上绘有5个方形八角星状纹饰，纹饰构图对称，色彩对比强烈，堪称我国彩陶艺术珍品。纹饰有表现光芒四射的太阳，四射的八角也寓意着无际的天空，中间的方形象征着大地，取天圆地方之意，表现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天地自然的敬仰。那是一个肥沃的冲击平原上对太阳的赞颂与讴歌，文明的曙光在大河之间熠熠生辉。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王继武曾带领考察组先后考察了二里头文化、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早期文明，他认为，如果说广泛分布于甘肃、河南、山西的仰韶文化，还在满天星斗的文明序列中各自璀璨，那么在大汶口则属于流域文明中早期民族融合后先进族群的自我认同，反流滋养了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并从这里激荡着先民对宇宙的认知和图腾流进了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基因中。这是一次上古文明的文化聚合，更是一次先进民族的图腾创造。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属铜石并用时代文化，距今400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山东龙山文化源自大汶口文化，为汉族先民创造的远古文明。龙山时代除农业较过去有较大发展外，手工业的成就更为突出。一是铜器的制造更加成熟，二是制陶业中普遍使用快轮，三是玉器制造向高精方向发展。山东龙山文化因以黑色陶器为主要特征，又称为“黑陶文化”。山东博物馆有一件镇馆之宝——蛋壳黑陶高柄套杯，整体上规整匀称，薄脆如蛋壳，能完整留世，实属罕见。蛋壳黑陶杯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其制作工艺举世无双，被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体现了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以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其后的岳石文化为代表的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青铜时代早期文化，是与中原同时代文化并行发展的区域文化，它跟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也有密切的交流、融合和对抗，它的许多文化因素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最后汇入到商周文明的洪流中，成为早期中国文明的重心所在，共同带动了早期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山岳祭祀与天下一统

　　我们的祖先在初民时代就产生了以山岳为对象的自然崇拜。山不仅是人们生活的物质来源，而且是人们的精神寄托，当时的人们认为山是神灵在人间的活动场所，是人与神之间交流的阶梯，也是人去世后灵魂的归处。随着国家的产生，山岳又被赋予了政治使命，在我们先民的政治理念中，山岳具有镇压邪恶、安邦定国的超自然的神力。到西周时期形成了完善的镇山制度，据《周礼·职方氏》记载，天下九州每一州都有自然力的神山。隋唐时形成五岳、五镇的山岳祭祀体系—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五镇：东镇沂山（山东）、西镇吴山（陕西）、中镇霍山（山西）、南镇会稽山（浙江）、北镇医巫闾山（辽宁）。山岳崇拜之外还有对水的崇拜，合为山川崇拜，以山水指代江山社稷，相应的国家祀典称为岳镇海渎祭祀。唐宋以后，其祭祀的对象在五岳、五镇之外，还有四海、四渎，合称为岳镇海渎祭祀。

　　此次山东考察的第一站就是泰山脚下的岱庙，岱庙是历代帝王举行封禅大典和祭拜泰山神的地方。泰山，自古就有五岳之宗、群山之祖之说，号称“东天一柱”，屹立东方，更被世人赋予了“天下第一名山”的美誉。相传，远古72位君主曾来此封禅、祭祀。后来，包括秦始皇在内的6位封建帝王先后前来封禅。同时，逢国家有战争、立储、祈雨、驱旱等大事发生，历代帝王或亲临、或派重臣均到此祭祀，使泰山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家祭祀重地，有了“国山”的美名。

　　山西大同大学孙瑜教授说，泰山封禅属于山岳祭祀，先秦已有。但是，作为集权统治制度意义下的泰山封禅始于秦始皇，是特殊的山岳祭祀，是山岳祭祀的最高规格，不同于普通的岳镇海渎祭祀。“天下一统、天下太平”是它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和标准。泰山封禅既体现皇帝的威严，更强调作为帝王保障天下太平的责任，因此，历代帝王并不是都曾进行过泰山封禅，它是帝王的“政治理想”。

　　北岳恒山是大同境内名山，孙瑜说，北岳祭祀亦属于山岳祭祀。隋唐时期，北岳祭祀作为岳镇海渎祭祀的一类，是写入国家政令法典的常规祭祀，历朝历代皇帝在位期间按规定都要履行的政治义务。北岳祭祀是中国古代的国家祀典，体现了“天人合一”“天下一统”“君权神授”的儒家政治理念，是历代帝王彰显皇权、强化国家认同的一条途径。北岳祭祀的政治意义在于天子居中，昭告天下，彰显皇权。其次是军事意义。山岳崇拜中，北岳神作为护佑北方的神灵，对解除中原王朝的北部边患具有一定的军事庇护功能。

　　自隆庆五年（1571）明蒙达成通贡及互市协议后，战事不再是大同地域汉蒙交互的主流，北岳祭祀的意义也因之而下降，自明中叶以来对于北岳改祀的反对之声亦未停止。然而，清廷还是决定改祀，并对北岳祭祀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应是对于北岳祭祀政治意义的看重，清廷意在通过浑源北岳祭祀彰显其王权统治。故而清廷在顺治十七年（1660）下诏，北岳祭祀从河北曲阳移至山西浑源。雍正元年（1723）正月，雍正皇帝嗣位致祭北岳之碑，以汉、蒙两种文字书丹、勒石。北岳祭祀碑中“双语碑”的出现，在促进民族融合、民族认同方面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青州风格与云冈模式

　　佛教与石窟文化一直是考察组重点考察对象，此前已先后考察了龙门石窟、天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敦煌石窟等，与大同历史上的云冈石窟及佛教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此行重点考察了青州造像。

　　青州佛教的大发展，是在皇兴三年（469）地入北魏版图之后。北魏攻掠青齐是青州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中原释风劲吹青州。此时青州佛教的迅猛发展与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笃信和推崇有着直接关系。就整个北朝而言，除去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周武帝宇文邕两度毁佛外，其他帝王均大力提倡佛教，总体上说这是一个崇尚佛教的时代。

　　学者谷敏说，早在青州地入北魏前，文成帝就已下诏，规定各州郡县，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各建立一座寺庙，任其费用，不设限制。由于帝王崇尚佛法，百姓和官员便纷纷效仿。到了正光以后，天下多难，徭役繁重，平民争相出家。此时青州地区佛风煽扬，造像结社组织“法义”“邑义”已在城乡地区普遍兴起。这些结社组织的造像活动，屡屡见诸金石文献。仅据光绪《益都县图志》记载，出土于今青州境内的北魏时期造像题记即有9条，其中明确提到是由“法义”“邑义”进行造像活动的就达6条之多。佛教结社组织的大量存在，正反映出当时青州一带佛教的兴盛和普及情况。

　　青州最著名的佛寺是龙兴寺。龙兴寺始建于南北朝，唐宋为其鼎盛时期，于明代洪武年间被毁。1996年10月在青州市的一所学校操场工地上发现龙兴寺旧址窖藏，清理出东魏、北齐至隋、唐和北宋各类佛教造像600余尊，其中以北魏、东魏和北齐3个朝代的佛像数量最多。现藏于山东博物馆的这些造像，惟妙惟肖，美得令人惊叹。古建专家白志宇说，这批造像大多还保留着原来的贴金彩绘，其艺术风格总体有别于新疆、凉州和云冈石窟早期雕刻，形成了所谓的“青州风格”，但其“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式样又与云冈石窟中晚期以及龙门石窟的造像风格接近，体现了不同时期多种文化交融对于佛教艺术的影响。

　　山西大同大学杨俊芳副教授认为，山东的地域文化形态、民族融合的表现与地处边塞的大同有很大不同，山东的文化遗存有着强烈的“中国意味”，即使是来自于印度的佛教造像也在青州有了浓郁的中国儒道思想的审美旨趣——沉静、内敛、安静、喜悦、唯美、平和、华丽、自信、飘逸。可以这么说：“山东很中国”。大同则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动荡与碰撞之后的深度交融与文化重构，云冈石窟的造像在不足百年的雕凿历程中，体量和规模空前绝后，更关键的是它以开放的胸怀和气度融汇了印度希腊化王国与东亚草原民族碰撞后的贵霜帝国犍陀罗佛像的精髓，把欧亚草原文明、海洋文明、林居文明、山地文明与汉民族的儒道思想大胆结合，创造了不断变化中的云冈模式。

　　历史上，大同是民族的阵痛地带，也是文化交流的璀璨之地。比之中华文明的主流区域山东的中国底气，大同更多的是游牧民族的霸气，与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壮烈与多彩。野蛮与豪情、霸气与热血、兼容与改革、自由与多元、平等与抗争……，从胡服骑射到孝文汉化，从辽金奔袭到明清风云，从平城到大同，把天下大同的人类理想演绎得酣畅淋漓、热血沸腾，充满了民族融合无比壮烈多彩的动感和鲜活气象。

　　青齐士望与南北交融

　　齐鲁之地，孔孟之乡，学术文化源远流长,作为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自先秦时期齐鲁文化的形成开始，到春秋时期儒家文化的兴盛，这片土地自然地积累起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从东晋义熙六年（410年，即北魏永兴二年）灭南燕起，直到北魏皇兴二年（468）攻占南朝宋的青、齐二州，在近60年中，青齐地区一直处于江左政权的统治之下，其文化也受到南方影响。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刘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举城归附，彭城（徐州）纳入北魏版图。

　　北魏王朝是古代中国从动荡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转向统一强盛的隋唐大帝国的关键阶段。处在如此重要历史转折点的北魏王朝，特别是它的前期——平城时代的近百年里，民族迁徙融合，文化交流认同，中西往来频繁，开放融合的文化形态和兼具东西的社会生活，丰富而生动。文史专家宋志强说，皇兴三年（469），北魏平青齐后，徙守将崔道固及当地士望、民户数百家于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南之桑干新城，立平齐郡使之居住，称平齐户（或平齐民），并以崔道固为太守。这其中就有刘芳、崔光、蒋少游等“青齐士望”，在礼乐文化、朝仪职官制度、律令、衣冠服制、都城规建等诸方面，对仰慕中原文化的孝文帝的汉制变革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刘芳，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为名门之后，曾为《吊比干文碑》作注，并上表孝文帝。“芳沉雅方正，概尚甚高，经传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动相顾访顾”，并“以芳经学津洽，超迁国子祭酒”。

　　崔光，东清河郡鄃县（今山东夏津）人。太和六年（482），被授予中书博士，转任著作郎，与秘书丞李彪一起参与国史编写，后升任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崔光风素虚远，学业深长，孝文帝常说：“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

　　蒋少游，乐安博昌（今山东博兴）人，“性机巧，颇能画刻，有文思”。平城皇信堂堂内四周之古圣、忠臣、烈士的画像，就是他和彭城张僧达所画。蒋少游身兼将作大匠，孝文帝“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趾”，不但参与了平城宫城的设计与营建，还主持了国家冠服的改制。他善画人物及雕刻，北魏大型皇室工程——云冈石窟的营造，也应少不了他的匠思。

　　在平齐民中尚有刘峻，与沙门统昙曜以及吉迦夜在平城武州山石窟寺译经。其有两大著述：其一为《世说新语》作注，引书160余种，至今为士林传咏；其二为《类苑》，120卷，隋唐三志皆著录。

　　宋志强说，刘芳、崔光、蒋少游等，只是平齐民中的代表人物，关于平齐民在南朝文化制度北传过程中的桥梁作用，陈寅恪先生指出：“其所以见知于魏孝文及其嗣主者，乃以北朝正欲摹仿南朝之典章文物，而二人适值其会，故能拔起俘囚，致身通显也”。

　　山西大同大学马志强教授谈及青齐士人在北魏的科技贡献，列举贾思勰著述《齐民要术》，认为这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农业全书，也是世界上最早最有价值系统的科学名著。它是北魏民族大融合土壤中的产物，也是北魏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重用青齐士人的硕果。另外，青齐士人的医学技艺是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如史书中所言“自李修以下若干南朝医师以平齐之役徙入代京,虽多供职宫中,然前后撰药方百数十卷传播国中,则永嘉而后若干岐黄医术转辗而南者,至此又传入中原。”

　　长城文化学者刘志尧说，大同与山东在民族融合的发展进程中，一直有着历史文化的呼应现象。太延五年（439），北魏覆灭了北凉，统一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局面。同时，迁凉州居民3万户往京师平城，其沙门佛事也随之东迁,“象教弥增”，平城逐渐发展成为北方佛教中心。与此同时，青州一带亦是佛教传播的重镇。东晋义熙八年（412年，即北魏永兴四年），法显西行印度取佛经回到青州，并在此逗留一冬一夏，译经、传播佛法，青州佛教也日趋兴盛。因大量青齐士人、工匠、僧侣西来平城，云冈石窟中期造像的“褒衣博带”以及晚期造像的“秀骨清像”，亦或受到青州造像的影响。

　　鲜卑族入主中原后，尊孔崇儒日胜。世祖始光三年（426），起太学于平城东，内祀孔子；特别是平青齐后，孔子故里归属北魏，献文帝急以中书令高允前往曲阜以太牢祭祀孔子；太和十三年（489），孝文帝又在太学之外另立孔子庙,这是中国古代于曲阜之外的中国国土上所建的第一座孔庙。与此相配套，孝文帝又于太和十六年（492）改谥宣尼为文圣尼父，并以孔子后裔为崇圣大夫、崇圣侯奉孔子之祀，复于曲阜孔庙所在兖州及全国各州郡修缮、设立孔子庙并祀以常礼。

　　北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尊孔崇儒，表现得尤为突出，不仅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提供支撑，也充分体现出对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仰慕和认同，这也为后世辽、金、元、清少数民族政权归流于儒家文化起到了表率作用，在为民族大融合奠定了文化基础的同时，也是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几千年延绵不断的重要因素。这其中的“青齐因子”，在南北学术文化的发展、交融和演变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为北方儒学礼教政治的全面推行做出了突出贡献，从而使以浸润了中原儒家文化的鲜卑族为代表的北方各族，以非凡的勇气主动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为中华民族注入了雄浑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