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建都平城期间留下的一座历史丰碑、民族瑰宝，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如今，云冈石窟已成为国内外各界人士参观游览的重要场所，也是国际友人倾慕和向往的旅游胜地。有一代又一代的文物保护者为了云冈石窟文物保护做出过赓续精神、传续薪火的巨大付出，让国人铭记国宝和遗产之殇，坚定不移地守护民族文化家园。

　　其中一位，叫做常惠。

　　云冈石窟文物保护首份摸底清单

　　正在云冈石窟博物馆举办的《金石不朽——圆明园与云冈文物寻护纪》展览中，有一个单元，就叫“常惠编号”。中央电视台9频道播出的纪录片《云冈》第6集中曾介绍过这个名字，“20世纪30年代，一个名叫常惠的学者来到了云冈。经过调查，他发现在云冈佛头的丢失情况非常严重。据他统计，云冈石窟总共有96个石质佛头不翼而飞，为了标注，常惠将这些佛像涂上了红色的油漆。时光流逝，残存的红色并没有完全褪去，它似乎在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沧桑”。

　　这些标红的编号，就是“常惠编号”。

　　常惠，字维钧，1894出生，1985去世，北京宛平人。常惠是中国考古学家、文物保护家，曾与徐森玉、傅振伦、马衡、王冶秋等先生，共同参与了多次开创性的考古工作，其中包括“清东陵盗墓案”的清查工作、云冈石窟佛头被盗情况调查、北京内城寺庙调查等。1929年9月18日,常惠前往云冈石窟调查佛像被盗情况。调查之后，常惠提出石窟保护的五条措施，为日后云冈石窟的保护奠定了基础。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教授潘峰，是常惠的孙女，她和妹妹潘虹在得知爷爷的事迹后，专程数次来到云冈石窟追寻先辈足迹。由云冈研究院、保利石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保利艺术博物馆、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联合主办的《金石不朽——圆明园与云冈文物寻护纪》近日在云冈石窟博物馆开幕，受邀参加这次活动的潘峰向记者讲述了常惠调查佛像被盗情况的种种细节和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1907年秋，42岁的法国汉学家沙畹第二次来到中国。10月23日至27日，他在云冈停留了五天进行拍照、调查，并对主要洞窟编了号。1909年至1915年，沙畹在巴黎出版《北中国考古图录》，文字一卷，图版二函，其中，图版200至277为云冈石窟照片，共78幅，通过摄影镜头，首次向世人展现了云冈石窟这部壮丽无比、举世无双的佛学图典。从沙畹开始，云冈石窟进入有图像记录的时代。然而，自沙畹、喜龙仁刊布图录后，云冈受到世人瞩目，不仅吸引来无数朝圣的游人、艺术家，同时还有居心叵测的掮客。一些外国不法文物贩子混迹云冈，诱以渔利，部分不义村民开始专营窃凿盗卖佛像的勾当。

　　据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馆1910年9月25日的一份藏品收购清单显示，该馆当天分别入藏两件来自云冈石窟的佛头，内部编号分别为8502、8503。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云冈造像被盗凿的记录。

　　1929年9月18日，当时的国民政府古物保管委员会派常惠前往云冈石窟调查佛像被盗情况。考古学家常惠只身一人前往云冈石窟调查佛像被盗情况，并将丢失的96颗佛首所在位置用红漆编号，撰写完成《山西大同云冈调查报告》，此后学界也将此举命名为“常惠编号”。“常惠编号”，也是云冈石窟文物保护列出的首份摸底清单。

　　潘峰说，“爷爷这个人很低调，我们之前都不太知道过去那些事。有一次无意中看到云冈石窟的纪录片，才知道爷爷当年做了件很伟大的事。接下来，我想把爷爷当年拍的那些老照片，在同一个位置再拍一次，看看95年来的变化。爷爷如果看到今天的云冈（石窟），一定很欣慰。”

　　云冈石窟调查中国第一人

　　时局动荡，文物之殇。

　　彼时的古物保管委员会是国民政府设立的文物管理机构。常惠在1927年至1930年期间，在古物保管会北平分会和文物维护会任干事，办公地点在北海团城。在这期间常惠曾在1928年7月，与徐森玉一起参与对东陵慈禧墓被盗一案的调查；1929年11月参与以马衡为团长的河北易县燕下都发掘工作。1929年9月，古物保管委员会派常惠赴云冈石窟调查佛像丢失情况。

　　潘峰说，爷爷是在1929年9月18日中午时分从西直门动身，第二天凌晨4时到大同。早晨进城，先观九龙壁等处，又至城西门内华严寺参观，与寺内僧人简单谈了来云冈之任务。该僧谈到，听说县里已抓捕盗佛头数名罪犯在押等。午后，爷爷即赴县署拜会县长。县长说，省政府已下令保护石窟。县长亦曾亲自前往查看，看到在寺之附近者无甚损失；唯有距寺较远者，寺僧颇难顾到，故损失较多，又说现已派警察数名驻守。9月19日午饭后，爷爷坐马车赴云冈，县长怕爷爷遭盗佛像者伤害，派一名警察骑马随行保护。下午3时至云冈，住于石佛寺，9月20日开始调查。

　　常惠到石窟后，首先看到的是石窟的壮观景象，从东至西，山坡石崖，满山满谷，无处非佛。常惠在石窟进行了五天的仔细查看，将洞窟中丢失的每个佛头，一一用红漆标出数字，统计出当时无洞基痕迹者除外共有96颗佛头丢失，并在报告中详细列出了具体洞窟名称和丢失的佛头清单，例如：“查无洞基痕迹者不计外，详单列后。1.石鼓洞 失去佛头二十二颗；2.寒泉洞 失去佛头七颗；3.碧霞洞 风雨剥蚀已无佛像……”常惠的调查报告不仅详细统计了佛头丢失的数量，还分析了其如此之多佛头丢失的原因，除调查洞中佛像，查勘失去佛头外，还巡视碑记，并照相拓字，将清朝顺治、康熙、乾隆等皇帝重修云冈的碑铭以及民国时期的纪念碑共12座详细列出。9月25日调查后回到大同找县长，提出了保护石窟的五条措施。9月29日写出了调查报告。这次前后用了12天完成的调查报告，内容丰富全面，包括调查全过程、县长僧侣支持、丢失佛头具体位置和数量，记录清朝重修石窟历史碑文、盗窃案件以及丢失原因和保护措施等，并配有照片说明。报告对所见所闻描述全面，详细清晰，分析正确，措施得当，图文并茂。

　　在常惠调查之前，有记载的只有日本的伊东和法国汉学家沙畹曾到云冈石窟调研，常惠是中国第一位对云冈石窟进行详细调查的学者。常惠在95年前冒着被盗贼威胁生命的危险，只身前往调查云冈石窟佛头被盗情况，完成了《山西大同云冈调查报告》，将丢失96颗佛头的行径公之于众，并提出了五条保护措施。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呈送古物保管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和人士,引起了社会各界及民众的高度重视。

　　“常惠编号”影响深远

　　1929年10月，赵邦彦受指派赴云冈再做调查。赵邦彦在云冈调查历时半月，写有《调查云冈造像小记》，统计被盗佛头137个。常惠统计丢失佛头是除去无洞基痕迹者，赵邦彦与常惠的调查洞窟范围和研判方式有所不同。

　　1933年12月，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莫宗江基于大同的古建筑考察成果，发表了《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两篇文章。第一次从建筑角度研究了云冈石刻价值，至今对研究云冈石窟中的北魏建筑样式仍具重要意义。

　　在调查报告呈送的一个半月后，1929年11月初《华北画刊》第43期，对外公布了云冈石窟6张被盗照片。说明中写道：“佛像6帧云冈石佛被盗后古物保管委员会派常惠同志前往调查时摄”。蔡元培非常关注云冈石窟被盗情况，于1929年10月15日给掌控山西军政的阎锡山发电报，云：山西大同云冈石像，工程伟大，雕刻瑰奇；出龙门造像之前，集北朝美术之粹，久为世界有识者所称美。近闻被匪偷割，售诸市肆，名迹因以毁损，国宝日就消亡。我公关心国粹，扶翼文明，想亦同深愤惜也。务恳电令地方文武长官先行负责防护，并妥商永久保存之法，以维现状。同时给北平的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继发电，要求：务恳贵会妥筹永久保存之法。

　　1932年，有一外国人出价不菲要收买云冈“五头佛”，因遭到地方爱心人士的阻扰没能得手。1933年9月28日的《北洋画报》上登载了铮然《记大同云岗石窟寺》一文：“云岗石佛，以本地人诱于利，屡有盗卖事情。当民国十八年七、八月间，为贼盗卖九十一佛头，至今犹留裂痕，并以红色标号记之。”这段即是指常惠调查之事。

　　如今常惠当年标注的被盗佛头上的红漆痕迹仍依稀可见，在95年前就为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被盗和损坏敲响了警钟，记录和控诉了国内外盗贼的行径，提出的保护措施至今仍十分有效，对当时以及之后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云冈石窟是北魏时期国家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的大型石窟群，是公元5世纪中国佛教艺术的经典杰作，是中外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结晶，千百年风云沧海，承载着千年工匠的辛劳智慧和历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如今，新一代云冈人接过常惠、蔡元培、赵邦彦、宿白等前辈的接力棒，不遗余力地将云冈文化遗产和文化价值守护好、挖掘好，用坚守、科学和智慧探索着石窟遗产守护的未来之路，赓续历史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