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大同市委党史研究室  雷建宇

　　5月1日是大同和平解放纪念日。75年前，大同以和平的方式获得解放，从而使这座千年古都免受战火之苦，也使得大同留下了众多的历史遗存，让今天数以万计的游人能畅游在古城的街道、景点，无数海内外宾客在名胜古迹中流连忘返。在纪念大同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回顾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一起怀念并感谢那些为大同和平解放作出贡献的有识之士。

　　时间回溯到1947年。这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指示精神，山西北部解放区军民以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解放区迅速扩大，直至1948年5月，山西北部雁北13县全部解放，只剩大同一座孤城。

　　此时，国民党大同城防司令长官于镇河和第十专署专员兼大同城防副司令孟祥祉正在根据阎锡山的命令，积极备战，加紧构筑防御工事，加宽加深郊外壕堑，增修加固城防碉堡、火力点。同时，大同的特务组织——特警大队正在疯狂搜捕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实行白色恐怖。敌人妄图以大同为据点，负隅顽抗。为了解放全雁北，把晋绥、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加快中国革命的进程，配合平津战役的胜利实施，1948年底，中央军委毅然决定发动解放大同战役。

　　一、进围大同

　　1948年11月24日，晋绥、晋察冀部队奉中央军委之命向大同挺进。北岳集团司令员兼政委王平率所属一个步兵旅、骑兵第一师和独立四团迅速开赴大同城郊，以监视并防止大同守敌向绥远、张家口、太原逃窜。北岳集团纪亭榭旅七团在大同城北的孤山与敌保安团交锋，初创敌军，勇克孤山据点。王平司令员遂率所属部队与雁北军分区副司令员巫德鸠所属两个步兵团和浑源县支队共10000余人分别部署于大同四郊口泉、云冈、孤山等地区，将大同城围困起来。前敌指挥部设于阳高县南小白登村。

　　北岳集团又称北岳地方兵团，是奉命由北岳军区部分兵力组成的。包括有一个独立旅、一个独立团和雁北军分区两个团。后又增加察蒙骑兵十一、十六师及察骑三个团，活动于绥东、察北地区。

　　11月29日上午，王平在小白登指挥部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王平司令员首先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解放大同战役的重要指示；之后，组织与会同志围绕中央军委关于“对惊弓之鸟，围而不打”的作战意图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中，大家各抒己见。最后王平总结道：“大同之敌虽处孤立，但其主力并未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还算不得强弩之末，目前已摆出一副困兽犹斗的架势，企图凭借高墙、暗堡负隅顽抗。如果强攻，大同数万居民将有重大伤亡，一千多年的名胜古迹也将受到难以预料的损失。同时，也要防止大同守军向绥远、太原方向逃窜。我们的决心和打法应该是：以政治攻势为主，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动员广大群众，利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敌人内部矛盾以及某些上层关系，动摇其军心，沮丧其士气，瓦解其内部。”

　　同月，为了加强解放大同战役的领导，大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大同市委、大同市政府在浑源县成立。王平任军管会主任，赵汉任副主任，李铁生、王仁山、林风、杜钰、刘春、康世安、赖富、王子平、巫德鸠、叶修直任委员，秘书长白奇。中共大同市委、市政府由9人组成，市委书记赵汉，组织部长林风，宣传部长郑季翘，秘书长杜钰，市长李铁生，副市长王仁山（兼政府秘书长），公安局长康世安，工商局长刘春；警备司令赖富、副政委王子平。1949年2月底，经上级批准，中央大同市委作部分调整，赵汉兼任大同市市长，李铁生任副市长，王仁山任秘书长兼教育局局长。公安局长亦于1949年4月初改由王一鸣担任。与此同时，大同市工会成立，王堪任主任。大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即向全体市民和各界人士颁布了“告大同各界人士书”，庄严宣告：“晋北重镇大同的解放已迫在眉睫，解放后即为人民所有，因此我们对解放后的大同是保护和建设的方针”。

　　1948年12月5日，为了确保平津战役的胜利进行，中央军委命令北岳集团暂撤大同之围，挥师东上，配合东北野战部队解放张家口。12月24日，张家口宣告解放，晋察冀、晋绥万余人马奉中央军委之命，从东西两面再次挺进大同。纪亭榭旅七团、十三团、十五团分别布防于大同城的东、北两面，北岳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赖富率领的一团、二团布防于南、西两面，姚喆司令员率领的晋绥部队1个支队布防于城西的云冈方向，骑兵师布防于丰镇、集宁一线，呈大军压境、合围进击之态势。一时间，大同战云密布，一场攻防战即将爆发。

　　二、政治攻势

　　小白登会议后，1948年12月初，王平司令员再次主持召开大同解放战役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区司、政、后负责人和各师、旅主要领导。会上，王平司令员再次重申了既定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决心，强调下一步在开展政治攻势时，着重做好分化瓦解国民党守军上层的工作。同时，提出了加强对敌情报工作，彻底摸清大同国民党守军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工事构筑和位置以及兵力变动、实力变化等情况，特别是守军之行动、企图，一定要做到及时、准确、可靠。

　　随后几天，围城部队“土”广播开播了，昼夜不停地向守军喊话。大同城内的要道、军营内外突然多了很多传单，还有各种规劝投降的宣传品铺天盖地袭来。大同守军拼命阻拦，但收效甚微。这时围城部队又开展了“三个一”活动，即通过守军家人、亲属、老乡和同学等关系，开展了写一封信、探一次亲、捎一句话的前沿喊话活动。一时间，城内人心惶惶，议论纷纷。

　　1949年元旦一过，春节将临，大同守军和城内居民粮食殆尽，煤炭奇缺，居民纷纷外逃。城内秩序日趋混乱，盗窃、抢劫、斗殴、火并等屡见不鲜，出现军心浮动、民怨沸腾的情景。王平和赵汉认为应该掀起新一轮政治攻势。据此，从1月7日开始，围城部队利用春节这个传统节日，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向城内送去过节食品、煤炭等生活必需品。当然，送过去的还有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节节胜利的消息，优待俘虏的政策，以及解放区人民生活幸福美满、蒸蒸日上的宣传品。

　　2月20日，大同对敌斗争委员会发出了《关于政治攻势中几项具体工作的指示》，利用解放军兵临城下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开展了猛烈深入的第三次政治攻势：继续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广泛开展“救命运动”；根据地区情况及群众条件，有步骤地利用、改造和摧毁旧政权；严格封锁大同城；对投诚者回来后的土地问题，予以合理安置。

　　这些工作充分发挥了共产党的政治优势，极大地涣散了守军的军心。守城官兵思乡、思逃、思降和不满上层的情绪爆发，一个月内就瓦解守军580余人，甚至有部队整建制投诚。三次凌厉的政治攻势对于大同守军起到了瓦解军心、涣散士气的重要作用，从而为和平解放大同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三、军事打击

　　虽然此时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已趋明朗，但是城内的国民党守军依然存有幻想，他们伺机出扰，四处抢粮，并试探我军布防，大同城周边军事冲突不时出现。1月13日，守军二七五师师长田尚志纠集麾下1800余人出城向东进犯，摸到三十里铺、王千户、牛家堡一带，企图找出一条转移路线。围城部队早就获悉情报，派少量部队接敌佯败，且战且退，将这股敌人引入早已布好的“口袋”。出扰的敌军为探虚实，持续冒进，被等候多时的独立旅和雁北军分区部队包围，打得丢盔弃甲。田尚志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好不容易才率残部撤回大同，然而大批亲信被击毙或俘虏。此战解放军共毙敌304名，俘敌318名，俘获副团长1名，缴获山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数百支。此战后，大同守军再不敢轻举妄动，大同城周边再无大的军事冲突。

　　1月中旬，田尚志派副官苏克勤出城与解放军接触，希望能释放三十里铺一战中的被俘人员。我方领导经过认真考虑，答应了这一请求。随后几天，这些俘虏经教育后陆续释放。他们在回城后，有很多人讲述城外情况，向城内守军宣传政策，成了我军的宣传员。田尚志的态度也逐渐转变。

　　四、内部瓦解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北平宣告解放。王平、赵汉经过仔细研究，认为大同城被包围后，摆在大同守军面前的有三条出路：第一是打，第二是走，第三是降。于镇河做为坚定的阎系将领，西逃绥远寄人篱下的可能性很小，虽然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但是在思想上也有些摇摆，有争取的可能。二七五师师长田尚志是于镇河一手提拔，对于镇河感恩戴德，思想上比较接近。只有孟祥祉，一心追随阎锡山，曾扬言绝不投降，“誓与大同共存亡”，思想非常顽固。三人想法不一致，已生嫌隙。由此看来，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于镇河、田尚志身上。

　　与此同时，华北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部敌工部部长王世英派遣被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三十三军军长沈瑞、十九军副参谋长李又唐、十九军副军长秦马冏、隰县专员孙海丞、少将参谋长张西柱5人，在华北军区敌工科科长叶修直和雁北城联部部长杜钰的直接领导下，赴大同城东，分别给于镇河、田尚志及其所属各团长写信，规劝他们“认清形势，放下武器，使大同得以和平解放”。李又唐、秦马冏原为于镇河任十九军军长时的部下，两人携带华北军区信件秘密潜入城内，面呈于镇河。3月初，沈瑞、孙海丞、张西柱和原国民党察哈尔省保安副司令、于镇河的侄子于鸿儒也被派入城内做于镇河、田尚志的规劝工作。3月中旬，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戎子和派遣于镇河之子、进步青年于润仓和孟祥祉弟弟孟祥祚，以及王达山、刘仪亭、张遒臣等7人入城，做于镇河、孟祥祉的规劝工作。戎子和是山西牺盟会的领导人之一，在山西政界很有影响，又同于、孟二人是老相识，因此他代表共产党写的这封信对于镇河触动很大。

　　但是这期间，大同国民党守军一直抱着静观其变、能拖就拖的心态，尽管也通过各种渠道与我军接触，但是始终态度不明朗。最终，压垮他们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国共和平谈判的破裂。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晚8时，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至23日解放南京。4月24日，解放太原的总攻打响，同日太原即宣告解放。这些事件决定了大同这座古城将通过和平方式获得新生。

　　五、和平谈判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田尚志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随即召集其所属3个团长开会，决定向围城部队请降。25日，杨成武司令员率华北人民解放军二十兵团挥师北上，直奔大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镇河电告戎子和，表示愿意放下武器，走和平解放大同的道路。戎子和遂命令于镇河就近与围城部队接洽。于镇河派张遒臣将其亲笔信通过叶修直转交王平司令员。王平司令员从大局出发，同意了和平谈判的请求。

　　4月26日，于镇河派田尚志出城，到西坟村求见王平司令员、赵汉政委，以及叶修直、杨正等。见面中，王平严正指出：大同守敌不识时务，一再拖延谈判，现在应该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放下武器，接受改编。如果顽固不化，负隅顽抗，必将自食其果，成为罪人。田尚志赶忙点头称是，承认他们以前对蒋家王朝曾抱有幻想，对投诚还有顾虑，特别是于镇河、孟祥祉怕投诚后秋后算账。王平说：“他们如果现在投诚，我们对其历史罪恶可以既往不咎，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我们提出的谈判条件，你们回去和于镇河孟祥祉等人研究，尽快答复。”

　　经双方商议，谈判安排在4月29日进行。

　　4月29日12时，于镇河、孟祥祉、田尚志以及于镇河的参谋长陈泮喜、唐益川、王元龄，还有副官马弁等二十几人，分乘四辆小汽车来到西坟村谈判。王平司令员因公务在身，已赶往张家口，没有参加当天的谈判。我方参加谈判的有詹大南、赵汉、叶修直、杨正等。谈判会场严肃整洁，墙上悬挂着毛主席像，桌上铺着白线毯，桌旁摆着几张长凳。谈判桌两旁就座的有我方代表10人，对方6人，每人面前放着茶杯，小开白纸和铅笔。

　　会议的气氛比较压抑，敌方人员神情有些不安，除了寒暄应和，很少说话。

　　谈判开始，我方领导问敌方人员：你们对我们提出的和平解放大同的条件，有什么意见？

　　孟祥祉吞吞吐吐地说：“共产党对我们宽大为怀，尤其是对过去的历史既往不咎，我们十分感激。对和平解放大同的其他条件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只是要求按原建制带武器出城接受改编。”

　　“什么理由呢？”

　　孟祥祉答：“我的部下不愿放下武器出城，认为原建制人员熟，好领好带。”

　　我方领导问：“你们别人还有什么意见吗？对孟祥祉提出的意见有什么看法？可以讲一讲。”

　　田尚志说：“我的部下也有这个要求，按原建制携带武器出城。对其他条文没有什么意见。”

　　我方领导考虑到如果按照他们的要求，按原建制携带武器出城，就有可能搞武装暴乱，也可能集体逃往绥远。为防止敌人耍花招，我方强调：必须放下武器到指定地点改编，这一条绝对不能含糊，绝对不能动摇。

　　孟祥祉继续讨价还价说：“我们的部下要求携带武器撤出城外，而你们一定要我们放下武器改编。我们得回去再讨论讨论，不然我们答应了，回去行不通也是枉然。”

　　我方看出孟祥祉在做最后的抵抗，必须给他点压力。于是坚定而严厉地问：“你们的哪个部下提出携带武器撤出城外？具体讲一讲。你们不好解决，我们来解决！”

　　敌方代表脸色一下就变了。他们知道解决的意思是什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了。

　　我方领导马上严厉指出：“事实说明，大同守敌内部有些顽固分子和别有用心的人，这是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本性决定的。他们一贯与人民为敌，时至今日还不放下武器，立地成佛，而是保存残兵败将，企图逃往绥远继续作恶，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不想想，有美帝支持的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已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长江天险已被我军突破，蒋介石的老巢南京不是已被我军解放了吗？阎锡山统治山西几十年，他的老巢太原不是已被我军攻克？孙楚、王靖国不是已被我军活捉？大同城内的广大士兵已经看清前途，酝酿投诚，绊脚石必将被除掉。现在有人还执迷不悟，我们必须正告这些人：迅速猛醒，真心投诚，争取立功赎罪。”随后，用简洁干脆的语气说：“如果继续顽固下去，我们一旦吹响攻城军号，那就什么都晚了。摆在你们面前的两条道路，何去何从，迅速抉择。”

　　几句话的敲打分量很重，会场顿时气氛紧张。孟祥祉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再看于镇河、田尚志等人，也是坐立不安、低头不语。此时的大同天气并不热，但是他们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滚落，时不时用手帕擦拭。

　　我方考虑到敌方已经感到压力，目的已经达到。而且敌方代表从开始谈判就显得非常紧张，这样也不利于谈判细节的敲定。为了让接下来的谈判顺利一些，需要缓和一下气氛。这时，田尚志由于过于紧张，整个军帽已被汗水湿透，但在这种场合不知是否应该摘下。纪亭榭看到后，起身一把帮他摘下了军帽，还一语双关地开玩笑说：“田师长，你这国民党的帽子怎么还戴在头上啊？”一句话让在场人都笑了。

　　中午休会后，沈瑞、李又唐、秦马冏分别找于镇河、孟祥祉、田尚志交谈，说明利害。由于王平司令员事先已有交代，一旦谈判成功，就要热情招待，争取做好最后的受降工作，所以午餐比平时更丰盛，气氛开始活跃起来。纪亭榭再次找到田尚志说：“你怎么不喝一杯呢，是怕酒后失言？”田尚志不知该如何回答，只能微笑点头示意。纪亭榭又说：“没关系嘛，在战场上我们是敌对的双方，今天谈判成功后，我们不就成了朋友吗！”一句话让田尚志放下了包袱，二人举杯畅饮。于镇河、田尚志二人的情绪也轻松了，席间逐渐出现双方人员谈笑自如的场面。

　　下午复会后，于镇河、田尚志与我方人员热情交流，只有坐在旁边的孟祥祉低头不语，有些孤独。

　　詹大南根据华北军区和王平司令员的具体指示，向对方提出五项条款：

　　第一，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许骚扰群众；第二，保证不许破坏城市建筑和各项设备；第三，全体受降人员一律就地待命，不许遣散；第四，枪械弹药全部清缴，不许毁坏或藏匿；第五，文件档案全部封存，等待移交，不许销毁或转移。

　　同时，詹大南同意了国民党官兵提出的不算旧账、发给3个月薪饷、愿意回家的发放路费和通行证等要求。随后，双方讨论了具体交接事宜。

　　六、古城新生

　　谈判刚结束，北岳前指发出“号外”，向大同城内宣布谈判成功的消息。城内居民奔走相告：“大同解放了，大同和平解放了！”旋即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庆祝谈判成功。和谈的成功使笼罩在人们心头半年多的战争阴霾一扫而空，也让大同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免受战火的摧残。

　　4月29日，和平谈判结束之时，围城部队即接防北关，解放军的铁甲车开进城北火车站，指挥机关进驻操场城东营盘。4月30日，中共大同市委书记赵汉在驾遇皂召开全体干部进城工作动员大会，对进城的全体干部宣布纪律和守则，提出了新情况下的新任务，并宣布了成立的机构和戒严令。是日，进城干部连夜进行整训学习，安排工作，确定各区负责人；翌日，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5月1日，山西省北部重镇大同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同城4关、4门及围城工事，大同守军总指挥官于镇河遵奉大同前指的命令，率部缴械，开赴城外指定地点接受解放军的改编。上午8时许至11时许，我方部队和地方分别派人进行接收验收工作，共接收人员10007名、战马419匹、野炮2门、山炮12门、战防炮7门、轻重迫击炮112门、六〇炮48门、轻炮292门、重机枪80挺、轻机枪559挺、掷弹筒411个、步枪6830支、冲锋枪136支、卡宾枪12支、短枪220支、望远镜14个、战刀14把、观察镜12个；接收各种炮弹31754枚、各种子弹2234516发、掷弹筒弹10458枚、手榴弹146090枚、地雷2366个、汽车32辆、坦克车8辆、飞机燃油80余桶、汽油60余桶及大量通讯器材。

　　5月2日，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这天城门及市内各主要建筑物上，鲜艳的红旗在朝霞辉映下迎风飘扬。解放军以4路纵队，在军旗的引导下，迈着整齐而庄严的步伐进入城内，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响彻全城。队伍两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迎的群众手持各种彩旗，不断高呼口号；各商店自行恢复营业，兴高采烈，欢迎解放军入城。入城队伍行至四牌楼即按计划分别向东、南、西3门行进出城。

　　至此，大同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英雄的大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