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岳峰

　　不觉父亲已经走了9个月了。我虽说是一个年奔65岁的人了，但还是在这段日子里经常怅然若失。父亲于我，亦师亦友，他用言传身教告诉我：只有读好书，才能做好人；只有读好书，才能做好官；只有读好书，才能写出传世文章。下面是我这些日子追忆父亲怎样启蒙和引导我的读书生活的断想。

　　父亲心性耿直，本色是武人，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无论身处何境，始终超然豁达。他醉心国学，广泛涉猎，多年精研深耕。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父亲发现他枕边的《屈原赋今译》不翼而飞，就询问我是否拿了，我说拿到学校让老师借走了，父亲有些焦躁但还是平和地对我说，“尽快和老师拿回来，爹正在校读。”我找老师要书，老师说让别人拿走了。父亲十分惋惜地对我说，那是一本郭老（郭沫若）的著本，是他50年代初去太原出差购得的，现在不易寻得了。看着父亲的表情，我十分愧疚。其实我不敢说自己还有“前科”，此前已有另一位老师把我拿到学校的《红楼梦问题评论集》之一也借而不归。我害怕父亲“问责”，更怕看到他那痛惜的眼神，心中暗暗发誓将来要给父亲配齐这套书。功夫不负有心人，1998年初冬，我在原永泰电影院旁的旧书摊上果真收得此书，如获至宝。这个痛，我整整隐忍了25年。我一直记着父亲当年对我说的《楚辞》与《诗经》是并峙的文化山峰，无论是题材还是描写手法都非常典丽优雅，父亲还激将我：你弄丢了我的《楚辞》，将来你就该承载起我研究《楚辞》的梦，大概这也就是我50多年来对《楚辞》情有独钟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有次来大同出差顺便看我，见案头放着本新购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心雕龙注》，十分高兴，对我说，喜欢作文的人，都对刘勰感兴趣。他围绕《文心雕龙》和我聊了许多，并鼓励我多读书，说坚持数年，你就会下笔有如神助，打开闸门自然好句子好文章就流出来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调到地委农工部专事《农村调查》编辑和农村政策研究，工作的重心由此前的纯专业转向了文字工作。面对新的角色，父亲对我说：读是面，写是点；读是吃草，写是挤奶；而读经典则又是盖房立柱，出观点，做支撑，说完他递给我一个书单，《史记》《资治通鉴》《资本论》等等悉数囊括其中。父亲还经常将他的读书心得与我交流，比如关于《资治通鉴》，他特别叮嘱我要注意其叙事文本中的三个形态：一是“臣光曰”的标注，直接提示读者万不可读歪；二是“考异”，面对某一事件的不同记载，如果觉得这个记载不可靠，便不予采用，但对没有采用的一些说法和记载要作考异；三是在叙事中提出明确的告诫。我喜读《通鉴》，尤喜父亲指导下的精解，因为他讲文本时，往往一方面要还原事件，另一方面还要探究真相。

　　父亲对我的审美启蒙是从我上四五年级时训练我背诵唐宋诗词开始的。除了课本上面的，父亲还倒腾出家里压箱底的读本，有《唐诗三百首》《宋词选》《千家诗新译》《杜牧诗选》《杜甫诗选》，还有《沧浪诗话》《诗词格律》等等。后来又扩大到新体诗的训练。他引导我读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百花集》、《郭小川诗选》、贺敬之的《雷锋之歌》……还给我加订了大量的现代文学期刊，比如《诗刊》《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等。在父亲的引领下，我进入诗意的乐土，这个时期的学习使我感受到了不少的乐趣，一方面旧体诗给我意境；另一方面新体诗点燃我青春的激情。

　　我与欧美文学结缘，也是缘于父亲。父亲说，你喜欢文学，绝不能因为推崇传统的本土文学而忽略了外国文学。他向我荐读《歌德谈话录》，说这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反复品味的经典，还曾从北京给我买到了但丁的《神曲》一套三本，还有《荷马史诗》。

　　父亲还培养我对戏剧的兴趣，他给我讲《牡丹亭》，讲《长生殿》，讲中国戏曲的人文精神。妙趣横生的戏曲浸润，使我自然而然地爱上了这门艺术，也增加了我书橱的厚度：从元杂剧到明清戏曲，从京剧、晋剧到评剧；从脚本到唱片、磁带、光碟，这些一方面激发我的历史想象、提升我的人格，另一方面也帮助我更好地阅读经典、欣赏经典、消化经典，提升了我的人文素养。

　　总之，在自己的人生旅程中，父亲一直处于我思想的最深处，他的学者、智者、士者、儒者气质，直到今天还伴我身边、如影随形。明知他已走了，但老感觉他还在我身边循循善诱、谆谆告诫。父亲最后一次给我拉出配书清单距他撒手人寰仅仅不到两月，直到如今我仍不愿相信至亲至善的父亲真的是离我而去了。以往每当我淘到珍贵的典籍，总要先放到父亲的案头或枕边，引他开心，我也开心，父亲嗜读如命，爱书如命，每次拿到好书总要一睹为快、一口气读完，读后还要从历史的当口去比照去探求，可如今谁能再为我指引导读？只能痛彻心扉地想，如若真有来生，我还能做您的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