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玮

　　（一）

　　细雨涤尘，山色空蒙。

　　1964年7月6日，塞北大同以一场绵绵细雨，欢迎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偕夫人于立群女士参访云冈石窟。

　　郭沫若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巨匠，来云冈石窟参观，为这座经历了1500多年风雨沧桑的石窟艺术宝库，增添了一抹厚重，也在塞北大同留下了又一位文化名家的足迹。

　　查阅《郭沫若年谱》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先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但工作之余，他继续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史研究和文学创作，同时，还忙里偷闲在国内外多地调研参访，尤以20世纪60年代较为密集，仅1964年，就去了马鞍山的采石矶、太白楼，杭州天台山，奉化雪窦山，温州雁荡山，南溪温泉，以及安徽黄山等地，并赋诗题字。然而，不知何故，此年谱在1964年7月的大事记中，未有他和夫人参访云冈石窟的记载，倒是详细记载了1958年5月24日至6月7日参访与大同毗邻的张家口的始末。

　　2021年9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一书，记载了一件颇耐人寻味的往事：“1957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在北京将一些云冈石窟的实测图纸送予到访的日本考古代表团。”翻阅此书时，我特别留意了这段中日两国石窟寺交流的“小插曲”。循着这个记载，我又查阅了《郭沫若年谱》中1957年的内容，虽未直接记录此事，但郭沫若先生那年多次在北京接见日本参访团，可见，赠送云冈石窟的实测图纸确有其事。

　　将云冈石窟的实测图纸送予日本参访团，既是学术上的交流，也是郭沫若先生对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自信。作为文史大家，他深知云冈石窟在中日两国之间起着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想必他早就对石窟心生向往，或许这是他1964年来参访的一个原因吧——要亲身感受北魏皇家雕刻艺术的博大精深。

　　塞北的细雨，淋漓出一幅云冈的佛国胜境图。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冈石窟迎来“安定”的岁月，结束了长期被盗掘和破坏的厄运。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石窟的保护，成立了古迹保养所，清理整治了石窟周边的环境，为这座千年艺术宝库拂去了厚厚的历史尘埃。

　　郭沫若先生到访大同前的1961年3月4日，云冈石窟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180处，大同3处：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且位列上榜的14处石窟寺之“1号”，得到了更为有效的保护。针对洞窟普遍存在的裂缝、坍塌、石雕剥落和风化等问题，国家多次出资，组织专家开展地质勘察、病险调查及洞窟保护材料、方案的研究，取得了良好效果，让云冈石窟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迎来了新生。

　　郭沫若先生祖籍四川乐山，儿时便目睹了乐山大佛的雄伟，虽然19岁就离开故乡到了成都，且后来走得更远，但桑梓之情，一辈子都淡漠不了。来到云冈的佛国圣地，定然勾起他对故乡大佛的怀想，看着依武周山开凿的磅礴石窟群，他频频赞叹，思绪飘飞时，会畅想历史上那个叫“北魏”的民族的豪放与旷达。7月6日，是农历五月廿七，没有圆月，若是赶在月圆的日子，武周山被皎洁的月光笼罩，伟大的石窟艺术定会绽放千百年前的华彩。

　　郭沫若先生治学严谨，于“经史子集”多方面都有不凡建树。在云冈石窟，他时走时停，认真观赏1500多年前的雕刻艺术，与普通参观者不同，他更着眼石雕艺术的风格、衣饰、花纹、廊柱、彩绘、瑞兽……古今兼顾、中西对照，久久沉浸于伟大的云冈艺术之海，还不时关心和询问石窟的保护状况。

　　郭沫若先生生于公元1892年（清德宗光绪十八年），1964年，他已72岁了，古稀之年，性情上也许不再有年轻时写作诗歌《天狗》《女神》《炉中煤》《凤凰涅槃》时的锋芒，而是多了深沉与睿智。细雨无声，武周山有如梦回北魏。在云冈石窟山门外，第5第6窟东，随行人员为他撑着油纸伞，留下了雨中游云冈的光影记忆。70多岁的文史大家，身体健朗，精神矍铄，目光里透着几分锐利。在烟雨的笼罩下，第5第6窟前的清代木质楼阁，檐角飞扬、气势恢宏，山顶的明代古堡清晰可见，诉说着千百年来时光的沧桑流转。

　　来云冈石窟前，郭沫若先生和于立群女士先游览了大同古城内的华严寺，对薄伽教藏殿辽代彩塑赞叹不已。郭沫若先生题词：“下华严寺薄伽法藏塑像，乃926年前故物，比例合乎自然，表情特别生动。余以为，较太原晋祠圣母殿塑像为佳，诚为不可多得之艺术作品，宜尽力加以保护（标点为笔者所加）。”晋祠圣母殿塑像，是闻名海内外的宋代彩塑瑰宝，可在郭沫若先生眼里，华严寺的辽代彩塑较之更为动人，而北魏工匠雕凿的云冈石窟，在他心里掀起了更大的波澜。

　　来云冈石窟参观，人们期待郭沫若先生能留下墨宝，这似乎成了文化名人参访某地时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之前，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著名历史学家、诗人邓拓等，先后到访云冈，均留下墨宝。参观过程中，或许会有随行人员向郭沫若先生提及这些文化名人的参访，提及新中国成立后云冈石窟的修缮和保护。武周山的绵绵细雨、石窟寺的恢宏精美，让他赞叹不已，于是欣然提笔，为壮阔的北魏皇家石窟赋诗一首：

　　天教微雨为清尘，

　　来看云冈万佛身。

　　佛法虚无何足道，

　　人民万古显精神。

　　前两句实写，后两句抒情，既有细雨，又见万佛，烟雨蒙蒙，山河壮阔。然而，在人民大众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前，郭沫若先生发出了“佛法何足道”的感叹，既为古代开窟造像的无数工匠代言，也礼赞了今日广大劳动人民的卓绝与伟大。郭沫若先生学识超群、文采斐然，此诗虽平实易懂，但有喷薄的豪情，像他早年写下的著名诗作《女神》，大气磅礴、激情洋溢，让人感到富于创造精神的诗人郭沫若并未老去。

　　之后，他又为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题词：

　　云冈石窟固系石灰岩与砂岩，风化水蚀使雕塑品多被毁损，至为可惜。然最可恨者，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之人为破坏。从事保护文物的同志，于维护保爱之外，宜注意进行缜密的调查研究，并根据事实，揭发帝国主义分子之盗窃破坏行为，撰为著述，公诸于世。不但可以增进人们爱护文物之热情，亦可以激起反抗帝国主义之义愤。望同志们把这责任切实担当起来，共同努力。

　　情之所至，语重心长。

　　于立群女士题曰：

　　看到古代雕刻建筑的杰作，令人感到劳动人民创造力的伟大。

　　他们伉俪二人为云冈石窟的题词，内涵可谓异曲同工，都着重礼赞人民。或许，很多人不知道，于立群女士是赫赫有名的书画家，尤其擅长篆隶，喜作大字，在书法上深得郭沫若先生影响，而且，郭老晚年出行，她多相伴左右，既是生活上的伴侣，也是艺术上的知音。

　　结束了在云冈石窟的参访不久，郭沫若先生便率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及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代表团，启程飞往越南，参加越南纪念日内瓦协议签定10周年的活动，并展开对越南的访问，而7月5日、6日、7日三天大同行，尤其是云冈石窟万佛生辉的壮阔，想必令他终生难忘吧。

　　（三）

　　天教微雨，石窟生辉。2024年7月，是郭沫若先生参访云冈石窟60周年。60载，石窟今非昔比。

　　1961年，由山西省人民委员会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镶嵌在云冈石窟旧山门前，见证了新中国文物保护的艰辛探索与努力实践。郭沫若先生题写的“云冈石窟”四个大字，镌刻于山门前广场的大石上，早已成为景区的标志，也是云冈最亮丽的景观之一。每到傍晚，阳光在大石上投下几许橘黄，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大有落日余晖尽、山河故人远之感。

　　郭沫若先生的题诗、题字，见诸国内众多文博机构，为这些场所增添了无形的厚度，似乎这也成了他访游各地的一个习惯，比如1962年秋游福建时，他就写了40余首游记诗，多为乘兴即景之作，成了晚年创作的一大特色。在大同，除了为云冈石窟题诗、题字外，郭沫若先生还手书了“大同市博物馆”几个字，成为大同文化的又一张名片，而他的那首云冈题诗，收录在多种大同市（县）志书和诗文选集里，原件装裱后，今陈列在云冈院史馆，作为珍贵的名家手迹，供南来北往的游人观摩品评。

　　郭沫若先生是文史大家，学界普遍认为，就成就大小而言，依次为考古、史学、文学，虽然他不以书法家的身份名世，但他的书法独具一格，能媲美甚至超越许多同时代的书法家，且有极高的辨识度。为云冈石窟的题诗，行草皆具，笔力雄健，墨色浓淡相宜，点捺间朴茂苍劲，又透着几抹灵秀，既挥洒了他的书艺，也融入了他与生俱来的作为诗人的浪漫主义气质。驻足品咂，不禁漫忆一代文史大家当年在细雨中畅游云冈的情景。

　　往事重提，宛若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