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侃

　　编者按

　　8月3日，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原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诞辰102周年，先生一生关心云冈石窟的考古研究和保护事业，多次带领学生考察云冈石窟，直到晚年依然牵念云冈的学术事业，是云冈学的实际奠基人，为云冈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宿白先生根据云冈石窟的分期和艺术源流，首次提出“云冈模式”这一概念。即日起，《大同日报·走进云冈》分上、下两集刊发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新近撰写的《<魏书>中的一段文献——兼论云冈模式》一文，谨以纪念。

　　《魏书·释老志》中有一段论及龙门石窟开凿的文献，殊为珍贵：

　　“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

　　这段文献包含着很多信息，现就此段文献拟三个议题，试加解读，以就正于方家。

　　一、宦官与石窟工程

　　这段文献中提到的白整、王质和刘腾都是孝文帝、宣武帝时期的风云人物，三人在《魏书·阉官传》中均有传。其中白整、王质的职务都是大长秋卿。北京图书馆藏《魏故中常侍大长秋卿平北将军并州刺史云阳男张君墓志铭》记录了白整的生平：

　　“君讳整，字菩提，并州上党郡刈陵县东路乡吉迁里人。源出荆州南阳郡白水县。五世祖充，晋末为路川戍主，因宦遂居上党焉。燕赵之世，冠冕弥光。暨世祖太平真君中，君以乡难入京，奉策宫掖，幼有明肃之称，显祖异焉。高祖嘉其祗笃，授以太官令，除中给事中，迁中常侍立忠将军、云阳男。上美其勋续，加大长秋卿龙骧将军，委以六宫之事。春秋六十，景明四年十月廿一日寝疾薨于第。皇上悛悼，朝间悲恻。使持节策赠平北将军并州刺史，男如故。十一月廿五日葬于洛阳之西北斗泉陵。”

　　白整深得孝文帝信任，“委以六宫之事”。太和二十三（499），孝文帝元宏崩，遗诏赐死皇后冯润。北海王元详奉命前往冯润宫里将其赐死，但冯润不肯服毒，与元详同去的白整强行灌其毒药，冯润死时年仅三十岁，追谥为幽皇后。事见《魏书·皇后列传》：

　　“高祖崩，梓宫达鲁阳，乃行遗诏。北海王详奉宣遗旨，长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药。后走呼不肯引决，曰：‘官岂有此也，是诸王辈杀我耳！’整等执持，强之，乃含椒而尽。”

　　可见白整在孝文朝参与政事之深。

　　王质继白整之后任大长秋卿，但时间不长，据《魏书·阉官传》：

　　“王质，字绍奴，高阳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蚕室，颇解书学。为中曹吏、内典监。稍迁秘书中散，加宁朔将军，赐爵永昌子，领监御。迁为侍御给事，又领选部、监御二曹事，复特加前将军，进爵魏昌侯。转选部尚书，加员外散骑常侍。出为镇远将军、瀛州刺史。质在州十年，风化粗行，察奸纠慝，究其情状，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戮，号为威酷。高祖颇念其忠勤宿旧，每行留大故，冯司徒亡，废冯后，陆叡、穆泰等事，皆赐质以玺书，手笔莫不委至，同之戚贵。质皆宝掌以为荣。入为大长秋卿，未几而卒。”

　　刘腾更是曾经权倾朝野。刘腾在这段文献中的职务是中尹，但是他也做过长秋卿：

　　“长秋寺，刘腾所立也。腾初为长秋令卿，因以为名。在西阳门内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里，即是晋中朝时金市处。寺北有濛氾池，夏则有水，冬则竭矣。中有三层浮图一所，金盘灵刹，曜诸城内。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庄严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异，难可具陈。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於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

　　宣武帝即位之初就下诏为他的父亲孝文帝和亲生母亲文昭皇太后营建两座石窟，白整是实施这一皇家工程的具体领导者，其后的王质和倡议为宣武帝再造一座石窟的刘腾都是宦官，也就是说与云冈石窟第一期为五位皇帝开凿的五座大像窟不同，昙曜五窟工程的领导者昙曜是来自凉州的高僧，而龙门石窟的皇家工程领导人已经变成了宦官。这一变化并不始于龙门石窟，在云冈石窟第二期洞窟的开凿过程中，负责皇家工程的领导者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一变化与昙曜的失势和冯太后实力的崛起相关。

　　昙曜圆寂的时间不详，《续高僧传·昙曜传》没有记录他去世的时间，但在《魏书·释老志》中延兴二年（472）孝文帝发布的诏书中还可以见到“沙门统昙曜”的名字：

　　“延兴二年夏四月，诏曰：‘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又诏曰：‘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至教矣。然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竞，费竭财产，务存高广，伤杀昆虫含生之类。苟能精致，累土聚沙，福钟不朽。欲建为福之因，未知伤生之业。朕为民父母，慈养是务。自今一切断之。’又诏曰：‘夫信诚则应远，行笃则感深，历观先世灵瑞，乃有禽兽易色，草木移性。济州东平郡，灵像发辉，变成金铜之色。殊常之事，绝于往古；熙隆妙法，理在当今。有司与沙门统昙曜令州送像达都，使道俗咸覩实相之容，普吿天下，皆使闻知。’”

　　值得注意的是，继任昙曜沙门都统之职的是方山思远寺的寺主僧显。

　　唐道宣著《广弘明集》（664年）卷二十四收录的《帝以僧显为沙门都统诏》记:

　　“今以思远寺主法师僧显，仁雅钦韶，澄风澡镜。深敏潜明，道心清亮。固堪兹任，式和妙众。近已口白，可敕令为沙门都统。又副仪贰事，淄素攸同。顷因曜统独济，遂废兹任。今欲昆德赞善固须其人。皇舅寺法师僧义，行恭神畅温聪谨正，业茂道优，用膺副翼。”

　　这是孝文帝任命思远寺主法师僧显为新的沙门都统，任皇舅寺法师僧义为都维那的诏书。据《魏书》记载，方山思远寺的修建时间有太和元年（477）与太和三年（479）两说，因此僧显出任思远寺主的时间可以推测为在477年或者479 年以后。

　　思远寺在太和三年（479）八月之前已修建于方山(《魏书·高祖纪》)，建后不久的太和五年(481)，开始营建冯太后寿陵和永固石室，并于太和八年(484)竣工(《魏书·冯太后传》)。思远寺寺主僧显明显是冯太后信任的僧人。这从皇舅寺法师僧义“用膺副翼”也可以得到印证:《水经注·漯水》记如浑水“又南迳皇舅寺西，是太师昌黎王冯晋国所造。有五层浮图，其神图像，皆合青石为之，加以金银火齐。众采之上，炜炜有精光”，可知皇舅寺是冯太后之兄冯熙所建的寺院，内有华丽的五重塔。

　　这是一次重大的人事变动，昙曜集团的失势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也会影响到武州山石窟寺的开凿。《魏书》所记载的皇帝行幸武州山石窟寺的记录，在太和七年（483）五月以后断绝，自此至迁都洛阳的大约10年时间里，一次都没有皇帝行幸的记录。与此相对照， 479年“幸方山，起思远佛寺”以后，480年八月、481年四月、482年三月、483年七月、484年四月和七月幸“方山石窟寺”、485年四月和六月、486年六月和七月、487年五月、488年四月和七月、489年四月、490年正月和七月以及同年九月冯太后驾崩、十月葬于永固陵，都有孝文帝巡幸方山的记录。所以，石松日奈子认为“此后武州山石窟寺不再是平城佛教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新任沙门都统僧显的方山思远寺。这意味着因为昙曜的下台，武州山石窟寺与皇室之间的关系开始疏远了。”

　　太和七年之后，云冈石窟的开凿与皇室之间的关系是否疏远可以再议。云冈石窟分为三期，云冈石窟在第二期，即孝文帝和冯太后时期多开凿成组的双窟，议者多认为这与为孝文帝和冯太后“二圣”祈福有关。据宿白先生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洞窟就有由宦官主持兴造的，也就是说皇家石窟的营建工程主要负责人，在孝文帝和冯太后时期已经由高僧转变为宦官。如云冈石窟的第9、10窟，宿白先生根据《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推测为钳耳庆时（王遇）所主持开凿。《金碑》记崇教（福）的情况是:“今寺中遗刻所存者有二……一在崇教，小而完。其略曰:安西大将军散骑常侍吏部内行尚书宕昌钳耳庆时镌岩开寺。其铭曰:承借□福，遮邀冥庆，仰钟皇家，卜世惟永。盖庆时为国祈福之所建也。末云:大代太和八年建，十三年毕。”又云:“崇福则成于钳耳。” 《金碑》征引遗刻标明“其略曰”“末云”，表明《金碑》有关钳耳庆时在云冈营造的有关内容，是节录碑文，而不是全文。

　　《魏书·阉官传》有王遇传，称“王遇，字庆时，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姓王，后改氏钳耳，世宗时复改为王焉。自晋世以来，恒为渠长。父守贵，为郡功曹，卒。遇既贵，追赠安西将军、秦州刺史、澄城公”。

　　本传记其“性巧，强于部分”。“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都是王遇监作。迁都洛阳之后，宣武初，王遇兼将作大匠，“洛京东郊马射坛殿、修广文昭太后墓园、太极殿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监作。虽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驱驰与少壮者均其劳逸。”

　　钳耳庆时信佛教，《水经注》卷一三《　　 水》记他在平城东郊建祇洹舍：

　　“（平城）东郭外，太和中，阉人宕昌公钳耳庆时立祇洹舍于东皋，椽瓦梁栋、台壁棂陛、尊容圣像及床坐轩帐，悉青石也，图制可观，所恨惟列壁合石疏而不密。庭中有《祇洹碑》，碑题大篆非佳耳。然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跱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

　　清末陕西澄城出《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知他还曾在家乡建晖福寺。《晖福寺碑》文云:“我皇文明自天，超世高悟……太皇太后圣虑渊详，道心幽畅……散骑常侍、安西将军、吏部内行尚书、宕昌公王庆时资性明茂……于本乡南北宅上，为二圣造三级佛图各一区，规崇爽垲，择形胜之地，临沃衍，据条刚……伐良松于华畎之阴，掇文瑶于荆山之阳，旌功锐巧，穷妙极思，爱自经始，三载而就……太和十二年岁在戊辰（488）七月己卯朔一日建。”

　　王遇为冯太后所赏识，与另外一位宦官抱嶷并为冯太后所宠信，“遇与抱嶷并为文明太后所宠，前后赐以奴婢数百人，马牛羊他物称是，二人俱号富室。”抱嶷在《魏书·阉官传》中亦有传：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于直谷。……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迹冗，经十九年。后以忠谨被擢，累迁为中常侍、安西将军、中曹侍御、尚书，赐爵安定公。自总纳言，职当机近，诸所奏议，必致抗直。高祖、文明太后嘉之，以为殿中侍御，尚书领中曹如故，以统宿卫。俄加散骑常侍。高祖、太后每出游幸，嶷多骖乘，入则后宫导引。……加嶷大长秋卿。嶷老疾，请乞外禄，乃以为镇西将军、泾州刺史，特加右光禄大夫。将之州，高祖饯于西郊乐阳殿，以御白羽扇赐之。……自以故老前宦，为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

　　抱嶷位高权重，统高祖、文明太后宿卫，“高祖、太后每出游幸，嶷多骖乘，入则后宫导引”，但是，他在后来回家乡泾州任刺史，其原因很可能是与孝文帝政见不合，“自以故老前宦，为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抱嶷在泾州开凿了王母宫石窟，这个石窟又被称为“云冈第六窟的升级版”。石窟位于甘肃平凉市泾川县西郊，汭河和泾河交汇处的宫山脚下。与云冈石窟第六窟一样，是陇东地区年代较早、较大型的一个中心柱式窟。石窟坐西面东，高11米，宽12.6米，深13米，中心柱宽7米，深7.6米，规模可称宏大。

　　值得注意的是抱嶷同样曾经担任大长秋卿，大长秋为皇后所有的官属的负责人。关通后宫内外，对外传达皇后旨意。所以，云冈第二期石窟的开凿总体上还是皇家工程，只是第一期工程都是为皇帝祈福，而第二期工程因为有冯太后的参与而变得复杂化，此为另外的议题，拟撰文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