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辰初夏，闲来翻阅手机，偶然看到一条题为《上海博物馆东馆里，有从日本追索回国的云冈石窟造像》的链接，顿时来了兴致。

　　在云冈石窟担任兼职讲解员的这几年，每遇有关云冈的文章或报道，我都会留意，尤其对云冈流失文物，更是分外关注。上海博物馆东馆藏有云冈石窟造像，或许云冈的研究专家早已知晓，但我是头一次听说，便赶紧点开浏览。

　　原来，陈列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古代雕塑馆的这些云冈造像，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从日本追索回的一些云冈雕刻残件——有佛头像、有菩萨像、有小龛佛像、有供养天人像，还有动物雕刻、石背光残件，展出十三枚，大小不一，有的还不及巴掌大。关于这些残件的流失和回归，牵涉到日本侵华期间的文化侵略和文物掠夺。

　　1937年9月，日军占领大同后，组织了一支由摄影、测绘、墨拓、录文等各方面人员组成的调查队，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为主，对云冈石窟进行调查，并出版了一系列学术专著，尤以1951年至1956年间陆续出版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16卷、32本）影响最大。

　　据“上博”展陈资料介绍，这些云冈造像残件，是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等人，当年在清理云冈“昙曜五窟”（今第16窟—第20窟）窟前土层时获取的。“昙曜五窟”是由北魏中期佛教领袖昙曜高僧，于文成帝和平初年（公元460年）得到皇室支持与委任后开凿的，分布在今云冈石窟中部窟群偏西区域。五窟相互毗邻，形制基本相同，皆为雕凿大佛的穹隆窟，是云冈石窟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系统性最强的洞窟群。

　　水野和长广所获取的这批云冈残件，抗战胜利前被运往日本，收藏于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而且，不唯云冈石窟造像，其他中华文物也在抗战胜利前被大量运往日本。抗战胜利后，经我国文化学家李济、张凤举等先生不懈努力，云冈雕刻残件于1948年被追索回来。新中国成立后，遵照中央政务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批示，1955年，这批文物入藏了上海博物馆，从此“栖身”沪上。

　　李济先生是著名的人类学家、现代考古学家，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和同仁们舍命护送故宫文物“南迁”，留下了时代的佳话。张凤举先生是著名作家、文史学家、批评家、翻译家，早年曾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作为在文史等多方面有造诣的大家，他们两位深知云冈石窟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尽管流失到日本的是些雕刻残件，但仍极力追索，体现了抗战时期国人对中华瑰宝的守护，以及对日本军国主义掠夺的抗争，在云冈石窟的保护史上，留下了感人至深的一笔。

　　我把“上博”收藏有云冈石窟造像残件的事，说给上海的朋友杨磊，和我一样，他当即流露出浓厚的兴趣，说一定去看，而“上博”东馆距离他生活工作的地方不算远。杨磊热衷于历史文化，2021年秋天，他和朋友来大同参谒云冈石窟。那次，我很荣幸给他们做了讲解，并成为好友。

　　不久，杨磊便去了“上博”东馆参观，很快给我发回了照片。如文前所述，这十三枚残件确实比较袖珍，个别造像脸部有残损，均为砂岩质地，与云冈石窟博物馆所藏小型雕像类似，特别是小龛佛像，和“昙曜五窟”外立壁现存的小龛佛像一样，而展陈的背景，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昙曜五窟”的旧影。从风格来看，这些残件均属云冈早期作品，为石窟第一期造像，透着明显的西域风格，比如，天人发髻高耸，佛像开脸饱满，五官比较集中，迥然于后期的秀骨清像，但微笑洋溢在眉眼间，是云冈永恒的标志。

　　从被带往海外到归国，直至现今，时间已经过去了80多年，虽然这些雕像的表情依然鲜活生动，但很难判定它们是当年被有意盗凿，还是日本调查队在考古时清理土层所得，不过，不乏历史上因某些石壁崩塌而坠落的残件。展陈资料说，这些残件追回来后，曾长期存放于“上博”库房，被遗忘了几十年，能重新面世，无疑向观者翻开了一部遥远的云冈史和北魏史。

　　与“上博”展出的大体量雕刻作品相比，云冈的这些石雕残件并不引人注目，但对云冈石窟而言，它们是一个个“走失的孩子”，在静默无言中，倾诉着颠沛流离的凄楚。杨磊说，与这些残件相对，眼前浮现出那年参谒云冈时的情景，而且，造像脸上呈现的，一看就是熟悉的“云冈的微笑”，迷人而温婉，含蓄而内敛，既有历史的辉煌壮阔，也有岁月的沧桑流变。

　　散佚到日本的中国文物到底有多少，恐怕很难给出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查阅孟国祥先生著《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可知，日本在战后归还了一部分从中国掠夺的文物，其中有2000多件属较为珍贵的文物。

　　我想，纵然家山路远，归国的这些云冈雕刻残件没能回到云冈石窟，但在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游子回家”，洗刷了漂泊海外的屈辱，总归是一件幸事，而能在尘封的历史中与观者见面，更是对李济、张凤举等“护宝功臣”的告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