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土生土长的大同人，1945年秋至1946年秋在大同师范学校初中部读书，当时叫韩占魁，后来到绥远省归绥（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读书，更名韩玉峰。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我是从大同师范附属小学考入大同师范学校的插班生，一开学就是初中二年级下半学期。我当时只有12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同学是雁北各县的都有，有的同学已经成家结婚，大家都叫我“小韩”。我最喜欢的课程是数学和英语，同学们常看我演算数学题。初中毕业时，我是第三名。后来到内蒙古参加当地的一所高中学校的入学考试，竟名列第一，在当时资讯极不发达的时代竟迅速传到大同，引起了轰动。

　　在大同师范的一年半的时间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我的老师们和他们代的课程。在大同师范学校，数学杜老师经常手持一个大三角板讲代数和几何，我喜欢在课堂上做作业，几个年龄大的同学常常围着我看做题。

　　当时学校没有实验室，化学老师黑板上画烧瓶、试管，为我们授课。

　　历史老师大名古典，人如其名，不苟言笑，一派儒雅风度。体育老师高延彬，跑跳出众，年轻帅气。音乐、美术老师赵天贵，教我们在校门口写生，还组织学生合唱队，学生文化生活十分活跃。

　　地理老师讲课给我印象最深的话是：“中国最南的边境是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将近80多年前老师讲的“曾母暗沙”四字铭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至今难以忘怀。

　　地理老师不仅讲中国地理，也讲外国地理。他讲到伊拉克有两条大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产生的文明是灿烂的古文明。

　　教国文的两位老师，一位北京大学毕业，一位辅仁大学毕业。两位老师都姓王。北大毕业的王老师年纪稍大一些，爱穿中式衣袍。辅仁大学毕业的老师叫王穆之，年轻得多，金丝眼镜，西装革履，一表人才。两位老师都讲选自《古文观止》和《古文笔法百篇》的古文，强调默写背诵。两位老师学养深厚，教学有方，学生获益匪浅。

　　我最想说的还是我的英语老师辛国干先生。辛国干老师英语水平高，口语极佳。上课时常用英语批评不安心上课的学生。我因为喜欢英语，给老师用英语写信，也就得到老师的喜爱。他常在课堂上用英语提问，我的回答常常得到他的“good（好）、verygood（很好）”的称赞。

　　上了大学改学俄语，学了俄语忘了英语，一门外语也没有掌握。不过少年时学英语还是留下一些印象，如今看到电视上讲的“China（中国）”“Chinese（中国人）”等也还能够听懂。

　　我的母校——大同师范，教导我修身、读书，使我成了一个一辈子同文字打交道的人，谈不到有什么成就，也就是出了几本书。有机会可以献给母校。

　　我已是耄耋老人，我的老师们早已仙逝。我只是想念他们，想念他们的风华正茂，想念他们的音容笑貌，想念他们的言传身教，颂扬他们为大同师范学校代代培养人才做出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