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湮没，盛世的荣光

   印象当中，云冈石窟就是北魏王朝的一个标志。通过这匆匆之间挂一漏万的初相识，终于目睹和碰触到北魏以降上千年宗教活动演变的印痕，是一种活化石形态的存在。通过丁明夷《云冈石窟研究五十年》一文，我进一步详尽了解到，云冈石窟自北魏文成帝复法后的和平年间(460~466)开始由昙曜开建石窟寺以来，历经了唐、辽、金时代不同程度的延续乃至再度兴盛；但自明代筑堡始称云冈以来，石窟群除部分佛寺有所修葺，佛像得到妆銮外，总体上已经渐趋于荒废境地；清中期至近代，更是到了湮没无闻、淡出世人视线的不堪境地。云冈石窟院史馆展区开始部分，这样记述当时的沦落状貌：

　　到二十世纪初，饱经千年沧桑的云冈呈现出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延绵一公里的石窟群被前代的军堡残垣分隔东西，西部洞窟变为民居、马厩，炊烟漆像，无复庄严；东部洞窟坍塌、颓废，明清崖刻，无复风骚；中部孑然独存的石佛古寺，香客寥寥，早已不再是众善趋鹜的清修胜地。

　　以至于这样重要的国宝所在，需要等到一个日本学者伊东忠太于1902年来重新“发现”。读到这里，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而更让我心痛的，是随着法国汉学家沙畹携摄影师来到云冈，将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等古迹照片著成《北中国考古图录》于1907年出版，在让云冈石窟声名鹊起的同时，也招来了各色探宝者和为帝国主义列强收罗文物的古玩商，他们诱雇当地农民、流氓，甚至串通军队，猖狂盗凿佛像、佛头……截至1929年9月，国民政府古物保管委员会派员前往云冈进行调查统计的结果是，共损毁、丢失石佛96尊。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被盗文物流失海外后，目前主要分散在日本、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家。

　　清代中晚期以来，国宝级文物的被盗、损毁与湮没，岂止云冈石窟！罗哲文等编著的《中国名窟——石窟寺 摩崖石刻与造像》一书，在介绍龙门石窟宾阳洞内侧大型浮雕作品的时候，特别说明道：“《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在解放前已被帝国主义分子盗往国外。”此外，其他佛、道教石窟造像被盗被毁的记录，也都留下了侵华强盗的罪恶行迹……那不堪回首的落后挨打、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过往，中华民族的全体国民和子孙后代都应该永远铭记！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踔厉奋发、强我中华，文化遗产被毁坏湮没、被抢劫被盗取的历史才不会重演，后来者也再不会为许多国宝级文物陈列在昔日强盗的国家博物馆里而汗颜，为爱国者高价赎回一件件文物感到愤愤不平。作为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组成部分，这些国宝才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

　　丁明夷在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北魏的统治者竭财力以趋佛，适国情而竞新，使这座新兴的都会充满了浓郁的神秘色彩。这里的石窟规模和造像模式，在当时及其以后，对中国石窟的兴建与发展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纵观旧时代的过往，或许当一个朝代国力强盛的时候，这样的投资就是文明建设的需要；如果一个朝代处于落后挨打的不堪境地，再醉心于此，可能就是劳民伤财、麻醉民众、祈求权力稳固的不切实际。但是不管怎样，站在后世的角度，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层面考量，这一切的文化、宗教、精神的融合与创造，都可以视作文化精神层面的长线投资，就像云冈石窟，终于可以以文明成果的形态呈现给今天的人们，丰富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厚重与无与伦比的优秀。

　　我曾经把贯穿数千年民族发展史与史书有补充验证价值的青铜铭文、石鼓文、碑碣铭文，称作立体的史书。那么面对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内外形神兼备、生动形象的众多神性化的人物和各类动植物及建筑物造像，不正是古代工匠为我们留存下来的北魏时代中华先民礼佛生活情态的影像传达吗？正是它们，与莫高窟、麦积山和永乐宫等诸多寺庙里的壁画一起，以另一种形象生动和精彩绝伦的形式，再现史书与碑刻文字记述内容的影像景致，成为煌煌史册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折射出中华民族曾经波澜壮阔、赓续不辍、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幕幕文明华章。

　　而今，在这国富民强、民族复兴的非凡时代，面对游人如织、景色壮美的云冈窟区，当真可以感受到文旅融合发展的勃勃生机，我为自己的国家拥有如此良好的面貌向全世界展示国宝，感到由衷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