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刘勇,是一名来自北京的历史文化学者、人文旅行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曾做过知名旅游期刊的品牌总监,辞职后开始行走山西大地,十几年如一日,坐着长途汽车,留宿于小旅店,品尝着乡土美食,畅饮过山间清泉,乐此不疲,人文考察足迹遍及山西全境119个县市区,并先后出版了《发现最美古中国·山西秘境》《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单于归来:南匈奴文化遗存考察》《三晋秘崖:中古野外石刻考察》《至真至美——发现山西秘境》等专著。
刘勇倡导人文旅行,实践感悟历史、知行合一的旅行人生。最近,他出版的专著《至真至美——发现山西秘境》则是他人文旅行的又一部力作。其中,“云冈石窟”一节从另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云冈石窟的人文秘境。
今年9月,刘勇在晋中学院旅游管理系的一次讲座中盛赞“山西文史,气场依旧强大。”其实,云冈石窟在刘勇的心中也具有很大的气场。《至真至美——发现山西秘境》中“云冈石窟”一节,刘勇从云冈石窟的历史地位、艺术价值入手,向读者娓娓道来云冈石窟的前世今生。刘勇是三晋人文秘境的探访者,在他的寻访中,摩崖石刻、墓志墓碑、石窟遗址是他考察的重点之一,每看到一处包含诸多历史细节的人文遗址,刘勇都会感到很兴奋。“云冈石窟寺的建设引领了当时北方佛教文化,开启了北朝后期至隋唐时期的石窟寺营造风潮。我们至今在北方各地看到的石窟,大多承自云冈。”刘勇说。
在书中,刘勇对云冈石窟的描述,既有造像本身的深刻诠释,又有历史细节的生动展现,二者有机融合、互为补充,立体化、全景式展现云冈石窟的多元文化特质。
第13窟菩萨像高13米,右臂下雕刻一力士,呈奋力托举状,看到它的人都要会心一笑,北魏工匠创造的富有人情味的“小可爱”传递着1500年前的艺术魅力。
刘勇在书中也描述了云冈石窟“双窟”的历史细节。比如第5、6窟和第7、8窟,那恢弘的气势,精湛的雕工,丰富的内容,总会令人震撼。难怪刘勇说:“山西文史,气场强大。”在云冈石窟参观这些双窟,就足以让人感到一种强大的“云冈气场”。
《魏书·释老志》记载,昙曜“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昙曜五窟”。如今,学术界将这五所洞窟编为第16—20窟,位于石窟整体的西区东侧,这里自然断崖较高、斩山工作量较小,是最利于开凿的地段。
五所洞窟的总体构想和设计方案均出自昙曜,他自凉州而来,熟悉西域佛影窟的形制,于是将旧例作为借鉴,并融入自己的想象。虽然如此,昙曜五窟中仍保留着明显的异域风情,可以看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子:比如标志性的第20窟“露天大佛”,肉髻高耸、长眉细眼、高鼻深目、嘴角上翘、蓄八字须,富有西方人种特征,体现了印度佛像艺术中保留的希腊痕迹;衣着也与印度佛装样式相似,内著僧祇支,络腋边缘有联珠、忍冬纹饰,外着袈裟,袒右肩,其上刻有厚重衣纹,似仿毛质衣料。再比如,第18窟主尊大佛东侧的十位弟子,高鼻深目、毛发卷曲、额头后倾、颧骨突出、下颚明显,均为典型的西洋面孔。而在窟形上,这五所洞窟皆为大像窟,半圆马蹄形、穹窿顶,明显受到印度礼拜窟支提的影响。
跟随刘勇的步伐,从第1窟走到第20窟,探寻云冈秘境,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刘勇通过这本书,为人们搭建起连接过去与现代的文化之桥,带领读者深度探寻云冈文明密码,在这里,云冈文化的魅力已经超越了地域的魅力;在这里,能发现云冈秘境,这本身是一种独特的人文旅行。这本书虽然不是一本畅销书,但仍然有它的生命。这就是文明的气场,是根植于血脉中的文化基因,是当下尤其需要寻找的文化归属感所在。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描述的恢弘之势:“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是随着北魏的逐渐汉化而在石窟造像上开始体现出本土化趋势的反映。云冈石窟的一些佛传故事、装饰纹样,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汉画像石的构图方式。另外,在武州山顶上曾发现了两处北魏至辽金时期的佛寺和冶炼遗址。
在刘勇的人文考察中,他发现,高平市丹朱岭西麓山脚下鹿宿村的沟谷中,有一处北魏形制石窟群,分别开凿在断崖或者巨石上,该石窟群包括6处石窟,其中4处首次被外界发现。经初步判断,该石窟群开凿年代为北魏至唐中期,已有千余年历史,石窟造像雕刻精美,雕像题材主要有坐佛、立佛、胁侍菩萨、护法力士、供养人等,造像风格为北魏后期至盛唐时期,部分石窟局部尚存供养人题名,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刘勇说,鹿宿佛堂沟石窟由于其地处太原至洛阳古通道以西,为近年新发现石窟中的佼佼者。从形制上看,反映了北魏后期从平城迁都洛阳时期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数百年间晋东南地区中古石窟文化的延续性。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对于北魏文化、石窟艺术的认知还需不断深化。从《至真至美——发现山西秘境》看云冈石窟,不仅要看云冈石窟本身带给人的强大气场,更要看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石窟群的人文秘境,以此感知北魏平城包含的文化密码,这或许就是这本书带给你的阅读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