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首先，遭遇来自高度发达的、以儒家为主的思想体系的阻力，儒家批评佛教冲击了中国社会既有的伦理秩序。其次，是遇到阴阳五行、黄老、神仙方术，特别是道教的排斥和挤压。加之，观念习俗的不同，佛教走了一个分阶段进行的不断深入的中国化过程，这条路也是其能在中国得以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在北方，“少修张鲁之术”的寇谦之，假托神道，以《云中音诵新科之诫》清整道教，革除三张伪法，专以礼度为首，是我国道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寇谦之清理五斗米道，制“专以礼度为首”的《新科之戒》，并在平城建天师道场（重坛五层，是我国第一所道观）、静轮宫、大道庙坛（后改为崇虚寺）等道观，这些都是在仿效佛教。再则，寇谦之除去了男女合气之术，“借用了佛教的淫戒，是很清楚的。”不可否认，很多道教经典也都是受佛教经典直接影响下形成的。可见冲突与争斗的最终归宿是借鉴和融合。

　　北魏“平城时代”在佛道二教互相消长的过程中，儒学虽一直保持着其固有的地位，但儒家思想不再一枝独秀，儒、道、佛三教在“交融——冲突——交融”的反复过程中，以及辅导王道教化的使命中，都不断成熟和发展。三教之间的相互冲突是次要的,而相互吸收、相互融合才是实质性的、主要的，儒、释、道三家相济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格局。北魏平城见证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融合，见证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架构形成的早期历程。

　　所谓“忠和着、□孝并举”的儒家思想在云冈石窟造像题记中体现的很明显。

　　经历了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灭佛”和兴安元年（452年）文成帝“复兴佛法”,更懂“遭值圣主”“得蒙法润”之珍贵，因此《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石庙形像九十五区及诸菩萨记》便有了“意欲仰酬洪泽”“共相劝合，为国兴福，敬造石庙形象九十五区及诸菩萨”的善举，发下“上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子，德合乾坤，威逾转轮；神被四天，国祚永康，十方归伏”的美好祝愿。位于第19窟后壁的延昌四年（515年）的《清信士造像题记》同样有“上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的祝词。北魏平城时期的云冈石窟及随后龙门石窟造像题记中有很多的“为国家”“为皇帝”祈愿文，这与南朝“沙门不敬王”形成鲜明的对比。愿文中为国家、帝王祈福的内容，是北魏平城佛教性格中所具有的国家特征最直接的体现，也是把佛教与儒家忠君思想合二为一的真实写照。

　　“在家必孝，处朝必忠”，“孝”和“忠”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孝道为儒道两家所看重，儒家更有《孝经》一书传世，而道家虽然很少入世，但也在其体系中有孝文化的讲义。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想要在中国社会上生根,就必须依附中国传统的宗教和文化思想,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相适应。虽然佛教对孝的认同要晚上很多，但最终也趋附本土传统，多以佛也有“报恩父母”、劝人为孝的教导，佛教以立身行道，永光其亲，因而是最根本的孝道。云冈石窟第 9 窟前室三壁（北、西、东）以及第1窟内都有表现孝道的“睒道士本生”的连环画面。这一出自《六度集经》宣传孝道的故事，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意识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同样，这在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中多体现：

　　一是直接为父母造像并题记者有12处，或是祈愿亡父母“托生净土”；或是祈愿父母“平安如愿”。

　　二是造像题记中6次出现的“七世父母”，祈愿“七世父母”“所生父母”，“托生西方，妙乐国土”。七世父母指此身以前过亡的代代父母,以转世轮回为理论根基,宣扬一切众生皆为父母,与中土固有七世祖宗有本质不同。作为一种新理论,以其学说的优越性,七世父母理念对中土孝道内容作了重要补充，深刻地影响了民众孝道观念。

　　三是造像题记中针对造像者家庭成员的，这其中为夫、为妻、为子、为女、为弟造像，体现出强烈的家、家族意识，并与忠孝文化相表里。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中,家族主义占有基础和核心的地位。儒家的家庭伦理思想是儒家“礼”的一部分,主张父慈子孝、夫义妻顺、兄友弟恭。这种主张与“皇祚永隆”共同构成家国一体、忠君爱家的儒家传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稳定的社会结构、乃至君主专制的统治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