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尔山  刘艾珍

　　（14）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由汉人统治的真正的大帝国。如我在上文中评说过的，帝国的统治者们虽然不再相信“分封诸侯”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但是依旧认为“分王”是一种御下的得力手段。于是“王爵”便转化为封建“大一统”制度中皇帝之下最高等级的权力象征。在这问题上，隋唐没有例外，而且“代王”，依然是这两朝级别很高的亲王封号。隋朝，隋炀帝长子杨昭的第三子杨侑（605－619年），初封陈王，后晋代王。炀帝晚年出外巡游时，命他留守长安。李渊自太原起兵攻入长安，拥立他为帝，改年号为“义宁”。公元618年3月，炀帝死于江都之变。消息传来，李渊见杨侑已无用处，于5月逼他退位。自行称帝。杨侑被降封为酅国公，闲居长安，次年去世。 唐朝，太宗皇帝李世民第十二子，李简（？—631年）封代王。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长子李弘，在永徽六年也曾被封为代王，上元二年暴卒，高宗破例追赠李弘为“孝敬皇帝”。另，唐德宗第八子李諲，本封缙云郡王，早薨。建中二年，追封代王。宋朝和隋唐相比，在封王方面宽松很多，而且还封有不少异姓王。据统计，北南两宋一共册封了45个异姓王。只不过，这些异姓王中，大部分都是死后追封，体现了朝廷对于异性功臣封王的慎而慎之。开国名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曹彬、慕容延钊、李继勋、王景等人，都是在死后追封为王。人们所熟知的南宋“中兴四将”中的三位，即岳飞、韩世忠、刘光世，都是享受了这样的“待遇”。【评：宋朝封异姓王，更加“政治化”，纯粹是一种“待遇”。】两宋的同姓王封得更多。人们熟悉的徽宗赵佶曾为端王，高宗赵构曾为康王。但无论北宋，或是南宋，唯独不分封代王。两宋不设“代王”封号，可能和“五代十国”时后晋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有关。公元936年，后唐末帝李从珂命太原节度使石敬瑭移镇天平军，石敬瑭遂与桑维翰、刘知远等人谋反。并以割地、称臣、称儿为条件，请求契丹出兵相助。契丹主耶律德光认准这是一个兴兵南进中原的绝好机会，于是立石敬瑭为帝，建国号晋（史称后晋），改元天福。后晋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并每年献帛三十万匹。同年闰十一月，后晋和契丹合兵攻克洛阳，后唐灭亡。本文中所涉及的古代地——代王城、蔚州、云州（原平城），都在被出卖的十六州之中。所以两宋都没有“代王”封号。与两宋同时期的辽（契丹）、金（女真），以及宋辽金灭亡后兴建的元朝（蒙古），都是少数民族政权，虽然也有封王的制度，但与汉族政权的名号设置、典章意义、操作规程等，已然大相径庭，从略不表。

　　（15）朱明王朝建立以后，太祖朱元璋，在吸取历代分封制度利弊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建立了明代藩封制度。洪武时期，朱元璋共册封二十五王，追封一王，其中燕王朱棣通过发动靖难之役登基称帝，另有十王因罪或无嗣封藩被裁撤，传至明末的十四王。代王朱桂是始封二十五王之一（属九位“攘夷塞王”之一），也是传至明末十四王之一。驻大同府。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大将军徐达在北魏、唐、辽、金旧城基础上对大同城防进行修整和增筑。整修增建后的大同城垣略呈方形，东西长1.8公里，南北长1.82公里，周长7.24公里。城墙一律以规整有制的石条、石板、石方为基础，在原城墙基础上用“三合土”夯成，外包青砖。墙体高14米，上宽12米，下宽18米。城上四周修筑54座望楼，96座窝铺。四围建有580对垛子。城墙四角建有角楼，四角墩外各建控军台一座。城设四门，东西南北分别为和阳门、清远门、永泰门、武定门。四门上均建有城楼，另有月楼、箭楼、望楼、角楼间隔而立。四门之外建有瓮城、月城、护城河。大同明古城不仅在武卫上下足功夫，而且在文昌上也大动脑筋，城池以城西北雷公山主峰为观照，连接城西北角最高耸之乾楼、城中心点之四牌楼、达南城墙之文峰塔，成一条直线。期待大同成为固若金汤的文蔚家邦。

　　代王朱桂（1374—1446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三子，母郭惠妃。洪武十一年（1378年）封豫王，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改封代王，同年就藩。建文元年（1399年），因罪曾被废为庶人。明成祖即位，以一母同胞之悯，又复其王爵。正统十一年（1446年）薨，共在位55年，享年73岁，谥号简。大同明代王府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在辽、金西京国子监的基础上开始兴建，仿造了南京故宫之蓝本，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建成。根据明正德《大同府志》卷首所载的《代王府图》，这是一座非常宏大而壮丽的藩王府第。代王府座北朝南，呈长方形，四周有高大的围墙，四面各辟一门，整个建筑沿三条轴线铺开。中轴线上，前有九龙照壁，进裕门（正门）依次为端礼门、承运门、承运殿、崇信门、存心殿、长春宫、广智门（后门）；东边轴线由南向北依次为广赠仓、长春宫、望亲楼、清暑殿、宗庙、燕居之殿、后殿等；西边轴线进入戟门，左有社稷坛，右有风云雷雨山川坛，接着进入大成之殿(左右均有配殿),过穿廊为谨德殿及后殿等。府内还设有审理所、典膳所、奉祠所、典宝所、纪善所、良医所、典仪所、工正所、仪卫司等，另有掌理府事的长史司设在府之西。府中还建有许多牌坊，其中门东面有“钦承上命世守代邦坊”；门西面有“天潢宗帝室亲藩坊”,牌坊高大雄伟，显示了王府的威风。【评：客观地讲，明初封王建藩的决策，对于大同明、清时代的发展是具有强大推动和促进作用的。仅举一例：山西大同，在北魏平城建都时期，已经是超100万人口的大都市了，辽西京时期人口虽已严重锐减，也仍保留着约4万戶，近20万人口的规模，但经历了宋辽、宋金、宋元，特别是明元，多次残酷的民族战争，大同人口折损到不足10万。北部边防一线的村庄，绝大多数十室九空。洪武永乐时期，明廷为了充实代王藩镇，先后多次由山西中南部人口稠密州县向大同移民。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上遣（冯）胜等往太原、平阳选民丁立都伍，置卫屯田，······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左权）、沁（沁县）、汾（汾阳）选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这是公元1392年，一次由大明王朝皇帝朱元璋亲自决策，由三位国公级的大将军具体执行，国家出资四百余万锭银的大规模向大同的移民事项。仅此一次，大同就获得了10余万的精壮人口补充（增加百分之百）。这些移民在大同实行亦兵亦民的戍屯制，无论是对于大同的军事防卫，还是农业经济发展，其重大意义都是可想而知的。这次移民之前，大同之卫所只有六个：即，大同左卫、大同右卫、朔州卫、蔚州卫、东胜卫、官山卫。但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大同之卫一下子增加到十七卫。当时大同被称为“九边重镇之首”也就无需解释了。】朱桂是明朝的第一任代王，朱桂家族终明一朝，做到了与国同休，不过同样是说老实话，有过通读《明史》经历的人都知道，这个家族，除了上述那一条战略上的积极意义之外，藩王制度便再乏善可陈了。大同建藩长达250多年，代王家族繁衍到了榨干当地民脂民膏，都无法承受他们作威作福的地步了。仅就代王房产而言，大同城内除了上述豪华的洪武时建的王府之外，还有13处“衍王府”，另在蒲州、绛州、霍州、泽州、忻州等所辖封地还有10处“外徙王府”。这好像预示着大明王朝的掘墓者快降临了！

　　（16）大同明朝代王府是被一场大火给烧成灰烬的。但这把“火”是谁放的？直到现在也说不清楚。这个故事的叙事方式，就像是大明江山突然一下子垮塌，作俑者究意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还是后金（满清）的外族入侵？一样的“互套”。崇祯十七年（1644年），岁次甲申，这一年，李自成在古都西安建国号“大顺”， 建元“永昌”，随即亲率大军向大明帝都顺天府（北京）进军，先后攻克蒲州、汾州、太原等地，一路势如破竹。只在代州、宁武关一带遭到山西总兵周遇吉激烈抵抗。大顺军最终凭借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于三月初一拿下宁武关。宁武关是大同盆地西南门户，它的陷落标志着大同的外围已经破防。因此就在宁武失守的当天晚上，大同总兵姜瓖即开门迎降。清顺治《云中郡志·逆变》是这样记载这一历史事件的：“崇祯十七年甲申春，闯难陡发，伪兵西来，二月二十九日，镇城主将（姜瓖）迎降。在城留住六日，杀明宗室殆尽。”《明史·朱桂传》也载：“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入大同，（代王）阖门遇害。”清乾隆《大同府志》记大致与《明史》相同，唯独用“闯贼陷大同”替换了“李自成入大同”。【评：以上引文都出自清朝官方史料（《明史》清前期修），且主持编撰者皆为朝廷命官，引文中并未见李自成大顺军火烧代王府的记载。我想不出如若李自成真的把代王府烧成一片白地，而他们却为其遮掩，不作实录的任何理由。】如果李自成没有烧毁代王府，那么人们就会自然而然联想到明崇祯末清顺治初的另外两桩大事件，即“姜瓖之变”和“大同之屠”。

　　姜瓖（？-1649年）是陕西延川县人，是明末大同总兵。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归降大顺，为李闯攻入北京扫清了道路。但李自成北京败亡之后，姜瓖又杀掉大顺军留守大同的将领张天琳后降清，跟随清英亲王阿济格攻打山西、陕西地区，被封为统摄宣化、大同诸镇兵马的将军（相当于清朝后来的宣大总督）。清顺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入边，清廷遣英亲王阿济格等率军进驻大同。十二月，姜瓖因受不了阿济格的傲慢和羞辱，又据城叛变，打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自称大将军。姜瓖的复叛，发生在满清立国未稳之始，影响极大，波及甚广，起义迅即风起云涌。义军很快占领了晋西北、晋中、晋南，陕西榆林、延绥等广大地区，直接威胁满清朝廷。清廷摄政王多尔衮紧急调取华北地区绝大部分可以调派的军队参加进剿，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等都亲临一线，陕西方面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等人领军配合作战，历时将近一年时间才复占晋秦全境。姜瓖被叛徒出卖杀害，大同城破，全城官吏兵民尽被疯狂屠杀。与此同时，大同镇城所辖之浑源、朔州、左云等县城，亦被血腥屠城。史称“大同之屠”（亦称“戍子之屠”）。

　　对于大同屠城之实锤详情，特别是杀人和隳城的血腥惨况，清代编纂的《云中郡志》《大同府志》，包括所辖区划中之《大同县志》《浑源志》《朔州志》等官方史志一概讳莫如深，极尽遮盖真相之能事。不过现代史学工作者，通过研究清廷的档案材料，特别是指挥这次屠城的军令、文书，以及屠城后的揭贴、奏报等，基本可以还原这次大屠杀的惨况。证据之一：多尔衮下达的屠城令。《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九月戊午日，清廷（摄政王多尔衮）谕和硕英亲王曰：“斩献姜瓖之杨振威等二十三员及家属并所属兵六百名，俱着留养，仍带来京。其余从逆之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将大同城垣自垛彻去五尺,……”。证据之二：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量在奏章中报告：“职于九月十一日，自阳和起进剿台代之贼，躬行巡阅，亲诣州县地方，果见其庐舍灰烬，田野荒芜，一庄之民，仅存十之一二，衣不蔽体，菜色堪怜。职始信府州县各官前报之文，实而不谬也。嗟乎，以见在之人而追成熟之粮，犹苦剜肉，若以此孑遗而复取荒赋，不惟苦累，且恐逃亡，生齿日减，地土益芜，不无大伤元气，有亏国储乎。况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兼之附郭乡村逃亡殆尽，诚与有主灾荒者不可同日而语”。证据之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清大同知府（可能是胡文烨，未详考），上书顺治帝，言屠城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因“城破尽屠，无凭究拟”，只好释放。从上述例证可知，清初“大同之屠”，所实行是“死城焦土”之策，兵刀火毒之后，城廓尽毁，宫舍俱焚，生息无存。正是因为戊子之屠后千年古都“生息无存”、“公宇无措”，大同府治才迁到城东百里的阳和办公。五年后（清顺治十二年）官兵重修大同镇城，时任大同知府的曹振彦（《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高祖）等立“重修大同镇城碑”，碑文中感叹：“戍子之变，谁非赤子，养陷汤火。哀此下民，肝脑涂地，是非□□□土□ 盖以楚猿祸林，城火殃鱼，此亦理与势之所必至者。睇此芜城，比于吴宫、晋室，鞠为茂草，为狐鬼之场者，五阅春秋。哲人兴黍离之悲，徬徨不忍释者。”面对芜城茂草，狐鬼黍离的大同，他们深深哀悼那些肝脑涂地的下民，为其无端遭此“楚猿”“池鱼”之祸而痛惜不忍。【评：不过，在这条证据链上，也没有“火烧代王府”的细节。直到乾隆四十七年，知府吴辅宏修《大同府志》时，才有了一句话，“崇祯末，（代王府）毁于战火，今存黄琉璃壁一座。”而且战火的时间，远递到“崇祯末”。其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历史的逻辑，早已告知世人，大同的造孽者究竟是谁？今天的人们盘点大同古城内的明代建筑，除了佛寺道观、文昌武德，暮鼓晨钟之外，无论是民居商铺，还是官衙公宇，一概片瓦无存。结论不是明摆着吗？】

　　（17）2008年春，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社会历史机缘，在大同这座曾经的代野之都、而后又被外国人称之为“中国最丑陋的城市”之中风云际会：一个复兴“古城”的宏伟计划在民众的置疑与观望中被付诸实施，五年之后，这个计划即在民众有口皆碑的盛赞之中落成——它落座人间，标志着大同这个半封闭的三线能源城市向最前卫的开放型旅游观光城市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大同古城的复建是在完整疏理古代国、代藩、代郡、代州，以及与代地有关的形形色色的“代王”、“代公”、“代守”，这一中华历史文化支系统的基础上，通过重新认识大同城建之所由始，作为历史上的北魏都城、辽金西京、明清重镇等三块厚重物质遗产的整体性、连贯性和民族交融之个性的前提之下，并以之为支柱，而取得完胜的。大同，仿佛一只三足而立的“大鼎”，铸在广袤的历史之野中。在北魏的支点上，“大同人”完成了云冈石窟的高水平保护和依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恢复武周川“山堂水殿”相结合的世纪工程；完成了北魏明堂的考古发掘、遗址整理保护和依据北朝乐府《木兰辞》的史示，重建魏明堂圆殿、辟雍等相依存的城市遗址公园。在辽、金的支点上，“大同人”废止了明朝将辽代西京华严寺一分为二的做法，依据文献记载，复建了普光明殿（原上华严寺海会殿），增建了南北配殿和五重华严方塔，将两寺依初制合璧为“大华严寺”；精心修缮了具有唐、辽、金三朝特色的善化寺，重建了毁于民国初年火灾的文殊阁，补建了游廊，扩建了山门外的“大树广场”，刻意张扬了其所蕴含的大唐古意和辽金仿唐的独特风格。在明清的支点上，大同人以洪武五年明大将军徐达所建大同古城墙为基础，包砖建垛，修筑月城、瓮城、关城，建造城楼、角楼、望楼，使之再现明清九边之首的风色；对于在明崇祯末顺治初被战火烧为白地的代王府第，在寻找原辽金国子监遗址可恢复棂星门的同时，按照明正德《大同府志》中所刊“大同代王府图”，复建了中路全部宫观殿宇。朱墙碧瓦，绣闼雕甍，成为大同古城中最富丽皇堂的地标建筑。此六项工程，是大同古城复建上百个项目中的基本骨架，是古老代地从不同时代传承至今、而又由今传之子孙万代永不凋谢的奇葩。

　　【评：在大同古城复兴的宏大叙事之中，其实不仅仅是诸如“三大基石”“六大支柱工程”之类的物质表现，我觉得更重要的还在于精神层面，即在古城复兴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众所周知，在大同古城的复兴之中，自始至终有一个“一轴双城”的城市建设发展方针在把舵导航。大同古城和阳门（东门）外有一条自北向南的河流，北魏时即称“御河”。所谓“一轴双城”，意思是要以御河为轴，在御西和御东建设两座不同风格的城市：御西，复兴千年古城；御东，建设一座现代化新城（上文所言种种仅仅是就御西而言之）。“一轴双城”，说来是再简单不过的四个字，但是，当我们把它当作经验亦或是教训，从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为保护北京古城那场“世纪争论”中拉拽出来后，便知道大同古城的复兴是何等“不易”和多么“科学”了。“一轴双城”的意义在于，它把大同古城科学有序地“展开”了，办成了“梁林”二贤当年所未办成的事情。除此之外，我认为我们这些年还真的低估了大同的建设者们对于中国古建遗产保护的进步所作出的贡献。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主流古建保护理论框架以及实践操作，都是基于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当年5月31日，从事历史文物建筑工作的建筑师和技术员国际会议第二次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决议精神），强调对物质形态的保护，关注建筑遗产的结构和外观的“真实性”，规定任何对历史建筑的修复应尽量保留其原貌，避免任何形式的再创造或复原。但是，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贯彻的《奈良宪章》（或者叫《奈良真实性文件》它没有成为公约，但意义极为重大）极大推动了保护理念的发展。它的科学性在于将“真实性”的定义从物质扩展到非物质层面。强调真实性不仅仅是建筑的物理形态，还应包括遗产的社会功能、文化内涵、使用的工艺、文化传统等。以及不同文化会对真实性有不同的理解，文化背景应成为评价真实性的核心要素，允许对遗产的解读更加多元化。大同当代的建设者们立足对大同大量的石质文化遗产、木构文化遗产、砖土文化遗产……的科学分类、定义，并施以不同的保护手段，拓展了遗产价值的定义和社会功用。其在这方面的贡献散布在大同古城复建的众多的项目之中，其对遗产“真实性”的解读方法与实践，无不让人叹为观止。这些方案和实践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重新认识到遗产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作为历史或艺术的载体。】

　　（18）2024年11月11日，我和艾珍驱车去了代王城。时令虽然已经过了立冬，但天气依然暖和，身体也颇给力，户外行走尚有秋高气爽的感觉和健步如飞的能力。我们先到了蔚县县城，那里可看的东西亦是不少，盘桓得久了，吃点东西，再赶往代王城遗址，时间便有点晚了……站在犹可清晰辨认的古城墙夯土塄上——它是古代地除去赵、秦长城之外，唯可见证当年代国景象的庞然大物。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风吹雨打，日蚀天耗，已经不再具有“固若金汤”的形象。但残存的土垣壁垒，看上去依然绵延不绝，犹如匍匐的巨龙，环抱着悠然宏大的王城。凭高远眺，漠漠黄柳，朵朵白云，会将你的思绪带向古远的代国，听烈马之嘶鸣，看狼烟之升腾……

　　然而，我们感觉这里并不荒凉，一群“蹓秋”的羊从身边经过，一个个吃得滚瓜流油，一只牧羊犬，停下来用半是审查、半是友好的眼神看我，我知道它是那种“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句子中的“太平犬”，所以我没有丝毫的恐惧与慌乱，它围着我转了一圈，便迅捷奔起，追赶它的羊群去了……

　　资料说，明洪武时期，代王城衰败后久久搁荒的田野上来了大量的移民，他们年轻力壮，戍守分安；他们帶着州县配给的耕牛和种子，在此地安家立业；这批人原来是山西中南部具有精耕细作技术的青年农民，他们引壶流河之水，浇灌盆地中平坦的血沃之土，使这里成了塞外的“水乡金窝”。据说在现今的代王城镇所辖区内，有很多以水为名的村子：“史家碾”“马家碾”、“李家碾”、“赵家碾”“城墙碾”“四碾”“水北”、“水门头”等等，我不了解这些“碾”意味着什么样的“生产”和什么样的“生活”，但我想象每个“碾”之后必是都牵引着一条河。而在这样的河畔又必然有着更加独特的文化和文明。我的内心赞道：不是王城，胜似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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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天已晚了，我们该驱车返程了，回大同还要跑160公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