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永宏

　　在云冈研究院举办的多次国内学术交流会上，她作为工作人员，在做好日常接待工作之余，经常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翻看着笔记本电脑上存储的百年云冈文献；回到家，在辅导完孩子的功课后，她又坐到写字台前，认真地阅读着一本本有关云冈石窟百年历史的书籍。深夜，她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心得体会。“1902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建筑学家伊东忠太走进云冈，先是撰写了《云冈旅行记》，随后于1906年发表了《北清建筑调查报告》和《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分别对云冈石窟艺术渊源和雕像来源进行了论述。伊东忠太这些著文引起了国际学者及世人对云冈石窟的关注，开创了云冈的百年研究之路。”这些记载让她从云冈百年历史中寻找到研究云冈的乐趣。

　　她，就是云冈研究院文博副研究馆员侯瑞。作为山西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侯瑞把《云冈档案和文献资料的整合与应用》作为研究课题。2022年，在云冈研究院第一期青年学者学术成果汇报会上，相关专家对她的研究课题这样点评：“云冈的档案文件资料很多，从来没有专业人员介入这项工作，现在开了一个好头。”这让侯瑞对于做好云冈文献资料的整合与利用工作更加充满了信心。

　　侯瑞一直是一个勤学刻苦的女孩子。2014年初到云冈，在网络中心工作时，她就有意地培养自己对云冈文化的兴趣。那时，在做好官网日常维护工作的同时，她不断地学习新媒体知识，用网络传播石窟文化。为了加深自己对云冈石窟的认识和理解，她努力收集云冈文献，在梳理的过程中，她发现，云冈石窟百年历史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学术探讨过程，从1902年到当今，云冈石窟的百年离我们既近又远，从一代代学人的探索可以看到学术的艰难求索之路，值得今人仔细钻研。而如今，云冈石窟专业人员凭借天然的区位优势，调查洞窟，掌握一手资料，在各类专业刊物上发表云冈石窟研究论文和出版书籍，从史学、考古、艺术、佛教等角度研究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颖而独到的见解，逐步揭开了云冈之谜。这样的一个学术研究过程令她思如泉涌，很快，侯瑞就完成了《云冈石窟的百年研究》一文。

　　云冈石窟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是“全才”，能胜任每一项突然被安排到的工作。侯瑞也是如此。在节假日和旅游旺季，景区内讲解员常会调度不过来，从其他科室“雇佣”是常有的事。安排好网络中心的日常工作，侯瑞还参与了游客服务中心的讲解接待工作。讲解完毕，人已经很累了，侯瑞突发灵感，又撰写了《人生若只如初见：走进云冈》一文，在《大同日报》和云冈石窟官微刊发后，获得不少读者和网友的点赞。《大同日报》一位编辑将这篇文章推荐到大同市文化和旅游局内部刊物《塞北文苑》后，《塞北文苑》编辑徐占新当即表示可以选用。他说：“从这篇文章看到了云冈石窟讲解员的文化底蕴。”

　　2016年，侯瑞经过专业考核，进入信息资料室，负责全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档案资料管理工作。档案记录历史，启迪未来，是代代相传的独特且不可替代的遗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档案工作也是一项繁琐而严谨的工作，并非简单的资料整理入柜。从收集、分类、整理、归档、开发、利用都需要具备专业的业务知识和工作能力，而侯瑞从本科到硕士研究生学的都是历史专业。为了让自己成为档案工作的行家里手，她自学档案管理知识，参与档案业务培训，认真钻研业务知识，不断摸索总结工作经验，做好全院各类档案资料的分类编目、借阅保管等工作。

　　2021年11月，第二届云冈学论坛上，侯瑞作了《云冈石窟的二弟子造像》的报告。她说，佛像两侧以二弟子像为胁侍是佛教艺术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大型石窟中雕刻二弟子造像始见于云冈石窟，而且不同时期在造像位置、布局、组合、形式等方面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已出现以一老一少形象表现迦叶和阿难的造像形式。作为皇家石窟，云冈石窟二弟子造像的产生，影响了周边其他石窟一铺三像即“一佛二弟子”和一铺五像即“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的塑造，这种模式随着佛教艺术的发展逐渐普遍化、定型化。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树云在评议她的报告时认为，关于二弟子像的分析打破了学界关于以往二弟子像源于龙门的观点。从其列举的资料来看，我们发现在云冈一期的洞窟中就有二弟子，且表现形式多样，造像风格多变。第16窟与第6窟的二弟子像接近后代较为标准的一佛二弟子二菩萨，这里的源流以及对龙门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均探究得十分清楚。这种模式发端于云冈，且对后世影响很大。

　　2024年12月，侯瑞在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主办的一次专题讲座上作了《样式与信仰——以云冈二佛并坐像为中心》的报告，她对“二佛并坐”的独立思考受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李四龙的赞赏。

　　侯瑞说，云冈研究院非常关心青年人的成长，注重为青年学者提供施展才华、积累经验的机会和平台。这些年，她曾参与《另一个世界的想象：大同沙岭7号北魏墓葬壁画与云冈石窟艺术》（北京大学塞克勒博物馆2018年）、《魏风堂堂：云冈石窟的百年记忆和再现》（浙江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2020年）、《大美之颂：云冈石窟千年记忆与对话》（上海宝龙美术馆2020年）等展览大纲的编写与展陈工作。

　　在科研方面，她参与了《云冈石窟山顶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出版计划》《云冈石窟1992-1993年窟前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云冈石窟志》《云冈石窟分类全集·供养卷》等7个项目的编修编写项目；在会务方面，她负责过“2019中国大同·北魏文化高峰论坛”“2019《云冈石窟全集》出版座谈会”“2020云冈石窟·北魏平城与民族融合研讨会”等会议组织筹备工作；在期刊编辑方面，她参与了《云冈石窟研究院论丛》和山西大学《云冈学通讯》的编辑工作。

　　云冈的老一辈学人在学术研究方面著述颇丰，受人尊敬。这对侯瑞也是一种激励，她先后在《中国文物报》《文物天地》《山西日报》《山西晚报》等报刊发表《云冈石窟的百年研究》《大同新荣铙钹考释》《院藏文物精粹》《大同云林寺调查综述》等学术论文；还发表过《从建筑垃圾到云冈文化》《磨砺七年，终成梵影圣境》《人生若只如初见：走进云冈》等宣传云冈的文章。

　　为了让自己的专业水平更上一层楼，更好地弘扬云冈文化，2021年，侯瑞考取了山西大学博士研究生。

　　基于不断积累和思考，侯瑞越来越认识到档案利用和开发的重要性，尤其是档案资源开发对于“科研立院”和“云冈学”建设的重要性。这使她萌动了填补云冈档案资料整合利用空白的念头。

　　云冈研究院信息资料室珍藏大量一手历史档案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未及面世的资料由于保管环境和制成材料等因素，渐渐发生蜕变、老化，迫切需要开展档案整合和文献数据分析工作，建立独立的云冈档案、文献电子资源，并开发利用好这些档案文献资源。在“云冈学”建设中，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整理既是首要工作又是研究基础，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整合，一方面可厘清云冈石窟的历史渊源、历史遗迹与发展走向，为学界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另一方面，对这些资料展开深入研究，可进一步呈现近代云冈的历史变迁、研究状况、社会观念的变化等诸多方面，产生新的研究视角。

　　侯瑞说，她的课题项目《云冈档案和文献资料的整合与应用》，意在对云冈现有档案资料和文献资料进行整合与数据化分析，梳理出近百年来云冈的变迁史、保护史和研究史，为科研、保护、应用提供详实的基础信息，推动“云冈学”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