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发展，“触网”低龄化趋势日益显著，互联网已全面融入未成年人的学习和生活。据统计，2023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上升至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7.3%。未成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处于塑造期，存在被侵犯个人信息、网络犯罪吞噬等风险。因此，抵制网络欺凌，净化网络空间刻不容缓。

　　一、网络欺凌的危害性超过传统校园欺凌

　　网络欺凌与传统校园欺凌本质上是一样的，但网络欺凌因依附于无形、开放、不可控的网络空间，对未成年人的危害性更大。

　　一是网络欺凌具有隐蔽性。基于网络用户身份隐藏姓名、使用限制少等原因，欺凌者从面对面的伤害转向无形空间的精神伤害，抛弃底线采用更加极端的方式实施欺压、侮辱行为，这是与传统校园欺凌的显著区别。

　　二是网络欺凌影响面广。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代表着信息的公开性，欺凌者在社交媒体等平台发布威胁侮辱他人的文字、图片或视频，在某种程度上是“广而告之”，这已经从传统的点对点欺凌转变为面对点的打击。被欺凌者因成为关注焦点而感到无处藏身，甚至出现抑郁、社交障碍等心理问题。

　　三是网络欺凌救济难。核实欺凌者真实身份难，欺凌者通常采用匿名、借用他人名义等方式实施欺凌行为，被欺凌者凭借自身能力刺破欺凌者面纱难度大。固定网络欺凌证据难，由于欺凌者可以随时删除发布内容，被欺凌者及时固定证据难度大。最大程度降低负面影响难，与传统校园欺凌不同，制止网络欺凌具有滞后性，无法像校园欺凌行为能够被及时制止。即使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连接等措施，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很大。

　　二、网络欺凌治理的现实困境

　　我国对网络欺凌治理构建了从预防、处置到处罚系统完备的法律体系。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要培养和提高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未成年人实施网络欺凌行为，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欺凌行为的预警预防、识别监测和处置机制。还要追究实施网络欺凌行为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法律责任。然而，在适用层面还存在一些困难。

　　一是欺凌手段翻新增加预警识别难度。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网络欺凌的手段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欺凌者会运用PS、AI换脸等技术实施侮辱、诽谤等侵犯人格权行为，这无疑增加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研判识别网络欺凌的难度。

　　二是处置不及时影响处置效果。一方面，网络服务提供者尚未建立有效的预警预防、识别监测机制，采取措施停止相关信息传输滞后。另一方面，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维权意识缺乏，即使有维权意识，面对扑面而来具有威胁、侮辱性的文字、图片等信息，也会不知所措，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相应措施的路径还没有打通。

　　三是对被欺凌者的救济关怀不足。由于网络欺凌存在信息传播范围广、社会危害大、影响消除难的现实情况，对被欺凌者的心理疏导、人文关怀尚显不足，无法快速弥补其心灵创伤。

　　四是网络欺凌的防治对策。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贯穿网络欺凌防治全过程，建立健全事前预防、事中处置、事后救济全链条防治措施。

　　在事前预防层面，学校、家庭、网络服务提供者共筑抵制网络欺凌屏障。学校定期开展反欺凌教育活动，通过普法宣传、场景再现等方式宣传反欺凌理念和措施，关注学生异常行为，及时摸排情况，帮助化解不良情绪，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家庭将孩子健康成长放在首位，家长与孩子建立平等对话关系，了解思想动态和学习状态，为孩子解心结树情结。网络服务提供者加大网络欺凌识别预警研判力度，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手段构建网络欺凌识别技术模型，形成配套应急响应机制。

　　在事中处置层面，一方面，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预警识别情况，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防止有关信息扩散，并将信息发布者、转发者纳入黑名单，限制其发布信息，起到警示效果。另一方面，被欺凌者及其监护人及时保存相关信息，并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措施，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学校等报告情况，将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在事后救济层面，结合网络欺凌行为的性质和情节，追究欺凌者的法律责任，但对被欺凌者的保护并不止步于此。征求被欺凌者及其监护人意见，做好澄清正名，恢复被欺凌者名誉，有效消除不良影响等工作，加强家校协同，做好心理疏导，帮助未成年人投入正常学习生活。同时，学校开通电子邮箱、信箱、热线电话等举报渠道，设立心理健康小家接待室，鼓励学生及时举报自己所遭遇或者旁观的欺凌行为。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张亦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