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做好统战工作的一个重大时代命题。近年来，大同市委统战部把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5月11日在云冈石窟考察时作出的重要指示“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大同开启这一时代命题的金钥匙，以新时代、新理念的视角深入梳理大同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的历史进程，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打造历史文化品牌。

　　随着工作的逐步推进，一个问题越来越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进程中，大同究竟发挥了怎样与众不同的角色和作用？这个问题是我们谋划工作的起点，也是自我历史价值的重新审视。2023年，我们提炼出“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这一主题宣传语，获得多方面专家学者的认同，遂将“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确定为全市“铸牢”工作品牌主题词。《大同日报》随即开设同名专栏；出版的《大同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亦以此命名；各类会标、宣传载体统一采用该主题，“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逐步形成大同市“铸牢”宣传品牌矩阵。

　　一、“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实至名归

　　大同是“文化古都”，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一定有其最独特、也最无可替代的历史文化内核，这个内核就是大同的民族融合。

　　大同是一座因融合而生、因融合而兴、因融合而名的城市，大同最早的城邑建设源于民族融合，大同历史的高光时刻在于民族融合，甚至“大同”得名也是踏着民族“三交”的步伐由内蒙古托克托地区辗转而来。我们强调大同的“融合之都”地位，并不是看不到其他兄弟地区的民族融合特性。北京、辽宁、新疆、四川乃至海南岛、雪域高原，放眼中华，无处不“三交”，处处有融合。但是其他地区有的是区域性融合，有的是阶段性融合，有的典型性不够，有的影响力不大。唯有大同，无论融合的时间、融合的力度、融合的深度、融合的影响，是很少有能与之比肩的。

　　综合史乘，大同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四大显著特征：一是古代在大同地区活动的少数民族主体多。大同地区是农耕文化较早开展的地方，桑干河流域是粟、黍的发源地，同时，大同也是北方游牧民族最先进入的地方。狄、林胡、楼烦、匈奴、鲜虞、鲜卑、羯、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你来我往、各显身手。凡是在北方地区有过较大作为的少数民族几乎均在此纵横驰骋、建功立业。二是民族融合期跨度长。从史前阶段，大同一带就是多民族融合的热点地区，然后经春秋战国到秦汉、魏晋南北朝再过隋唐五代、一直到辽金至明清，融合的进展过程从未间断，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以及辽金时期，大同是“三交”热点中的热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贯穿大同历史的全程。三是古代大同历史上的“三交”重大事件多。或干戈，或玉帛；或吸收，或革新，各种形态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催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胡服骑射、白登之围、太和改制、隆庆和议等中国民族融合史上最具典型意义之大事，皆在此地上演。四是大同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意义大。特别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魏太和改制，分别开启了中原民族向北方少数民族主动学习和北方少数民族自觉融入中华文化的鸿篇巨制，揭示了中国古代各民族多向奔赴、和合共生、多元一体的深刻内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最生动、最典型的实例。北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大整合不仅为隋唐的大一统打下了良好的民族基础，其海纳百川的王朝治理格局也成为大唐气象一脉相承的滥觞。

　　因此，我们把“融合之都，从此大同”八个字写进城市名片，并不是在造一个新词，而是唤醒一段记忆——这座城，自古就是一座北方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中华民族共同体经过大同这一区域和环节的熔铸和淬炼，其目标更加坚定，其生命更加坚韧，其气象更加恢弘。 

　　大同民族融合之历史轨迹，也呈现了五个特征：

　　一是文化建设的连续性。大同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往往经过不同朝代，由不同民族持续兴造和守护。云冈石窟的开凿历经北魏、隋、唐、明、清等朝代；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后期，金元时期增建栈道与楼阁，明清修缮山门、钟鼓楼、三教殿等；华严寺由契丹兴建、金人重建，蒙人、汉人和满人多次修缮，其中的大雄宝殿集合四朝精华：辽代根基、金代建筑、明代雕塑和清代壁画。各个民族为了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接力递传，遂成旷世巨构。

　　二是融合的相互性。过去，我们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认识一定程度上与“汉化”划等号，或者是以少数民族向中原文化学习为主，往往忽视了中原汉民族向少数民族学习的一面。事实上，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北方和西北方向的少数民族，不仅把他们自身的先进文化带到中原，如畜牧业、骑兵，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还以其在交通、贸易等方面的优势，把西亚、中亚、南亚乃至欧洲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源源不断输入中原，给中华文化持续注入新的养分。

　　三是认同的一致性。进入北方的少数民族往往以炎黄后人和中华文明为种族和文化根祖，如匈奴自称夏后氏苗裔，鲜卑自称黄帝后裔，契丹自称炎帝后裔。这些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一样，秉持“天下”的观点，向往华夏文化。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远超我们的想象。辽上京内有规范标准的孔庙，有占地规模宏大的汉城，他们的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崇拜至深。当年纵横雁门关南北的沙陀部落，后来成为大唐王朝最忠实的维护者，甚至在其建国称帝之后，依旧自号为“唐”。

　　四是参与的广泛性。云冈石窟及寺庙的开凿建设，主要由国家出资、百工伎巧雕凿创作，僧侣们负责日常管理和维护，商人和普通民众集资修缮，供养佛像。重大工程由东至青齐，西到甘凉，南到巴蜀各民族和各阶层人士携手共襄，此乃包容性之生动写照。

　　五是融合的深入性。大量的北方少数民族进入大同这块土地后，和本土的人士、外来的汉民族人口相互交流交融，形成一体。看名称，这些民族似乎都不存在了，但如果从人种基因、方言遗存、饮食习惯、风俗传承上深究细考，依然可窥见其斑，达到了融合无形、无声、无觉的效果。

　　文化建设的连续性、融合的相互性、认同的一致性、参与的广泛性、融合的深入性这五个特性，又正好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也就是说，大同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能够完整地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规律和特征，也能够系统地体现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

　　二、提出“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一是有助于找准大同的历史文化定位。“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之提出，意在提炼大同地域文化之精髓，凸显“开放包容、多元融合”的核心特质。把这层底色擦亮，“融合之都”就成为最硬核、最独特的城市历史文化名片。

　　二是有助于提升大同的历史文化影响力。近几年来，国家在文史工作上重修《中国通史》，组织编写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这两件事显示出国家在整体历史观和中国民族史观上均有一定的理论调整。大同要把握这个历史机遇，以清晰的历史文化定位彰显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扩大对外影响。

　　三是有助于探寻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共有精神家园的成长规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借鉴。通过梳理大同多民族融合的历史方向和脉络，研究其在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不仅能够为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和实践、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重要的学术支撑和实践参考，亦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历史借鉴。

　　三、大同在民族“三交”历史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重视程度不够。大同现在属于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现有38个少数民族成分共16923人，占全市总人口的0.5%，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很低。民族工作一度被视为“底线性”任务，理论研究不多，特别是通过以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进行理论创新明显不足。

　　二是基础工作薄弱。在组织编写《大同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过程中发现，大同对本土独特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梳理明显不足。地方学者多拘泥于既有文本，对市区及各县区大量实物遗存与民间传说缺乏深入调查与整体研究。以北岳移祀为例，目前对移祀缘由尚无清楚阐释。如果我们细细品读浑源恒山的碑刻，可以看出其中有至少十余通碑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岳由曲阳大茂山移祀浑源天峰岭的一些原因。明成化五年的《浑源州重修北岳庙记》，明成化七年的《北岳神公感昭碑》，明成化十五年的《祈雨有感碑记》，明弘治七年的《古北岳飞石窟记》，明嘉靖四十五年的《圣用北岳玄芝碑记》,明万历三十二年的《北岳庙昭感碑记》，清乾隆五十五年朱休度、黄照的《恒山庙勘舆形势碑》，清嘉庆二十四年《皇帝遣太常寺少卿桂龄致祭北岳恒山之神碑》等碑刻，一是认为浑源恒山为岳神所居，有求必应。“或请雨、或禳氛、或祈兵事，无不响应”。大同的巡抚、都御史等官员，逢大事，往往祀岳而行。如成化乙酉年，蒙古犯边，朝中大臣推举彰武伯杨信挂征西将军印，再次镇抚大同，进行抗击。杨信大军出动之前，先祭北岳，之后在柴沟堡取得大捷，斩敌首千余级，获战马数万匹。庆功时，杨信“谦让不伐，归功于岳神”。又如“嘉靖三十五年夏六月，上用北岳玄芝。维时真定守臣求于曲阳县恒山，不获。乃上言:古北岳在山西大同府浑源州，有虞舜巡狩遗迹在焉，请下彼处求之。于是，巡按直隶侍御李公，巡按山西侍御朱公，咸受命采芝。十月朔旦，具牲醴祭告，令防守官兵沿山谷遍索之，果得真芝十二本，状如云锦。”二是认为古北岳即是浑源之恒山，舜帝因巡狩恒山时，因在大茂山遇大雪无法西行，才作遥祀，并以飞石为证。三是当时的人从勘舆的角度认为浑源恒山相对曲阳大茂山更能体现正北的方向，称其北岳更加合理。《恒山庙勘舆形势碑》就是讲述乾隆年间广灵知县浙江秀水人朱休度在浑源州知事黄照的陪同下游览恒山，相其阴阳，对北岳恒山舆地形势的判断。“主山应虚危，针路为至中直，午峰得兼贞象，乃二五之妙合，天然之正位”。这些看法不见得十分正确，但至少我们可以沿着这条路径去探索。参观辽宁省朝阳市的鸟化石博物馆、牛河梁遗址和甘肃省和政县的古动物化石博物馆、齐家文化博物馆，我们会注意到辽宁和甘肃这两个地方分别靠近长城的东西两端，一头发现了中华龙鸟化石，找见了“地球上的第一只鸟”，其鸟化石创下了时代最久、数量最多、种类最齐全等五项世界之最。牛河梁文化被称为中华文明第一阶段的代表。另一头以和政羊、三趾马、铲齿象、披毛犀为代表的古脊椎动物发现占据了六项世界之最。甘肃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也是中华古文明的重要一环。在万里长城的中段，又有泥河湾遗址、许家窑遗址、海生不浪遗址、石峁遗址、朱开沟遗址等一大批史前文化遗址。由此可见，长城沿线并不像许多人头脑中固有认知的自然生态条件一直很差，经济文化一直落后。相反，这一带是史前时期从植物到动物再到人类活动的一条资源十分富集的自然和文化长廊。但这一带由于所处纬度关系，对气候变化相对敏感，生产生活环境随气候变化幅度大，相应的生产类型和生活族群也时有交互。这使得长城南北两侧成为古代中华各民族“三交”最频繁、最密集、最活跃、最复杂、最具分量的地区，堪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轴心地带，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通过这些研究，我们是否能还原千百万年前以来长城一带自然条件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过程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当地人种的孕育和发展，又如何影响了后期各个族群的流动和交融，大同作为万里长城的中间地带，这方面的典型性更强，但相关的研究却少之又少。另外，近年来，我市有不少考古新发现，其中很多涉及民族融合的内容，而我们对这些新材料运用得还不够充分。

　　三是没有形成多点支撑的队伍体系。大同虽拥有云冈研究院、山西大同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资源及一批本土专家学者，但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统筹，各自为政、协同不足，与外省市合作交流更显薄弱。基础薄弱，叠加力量分散，致使重大成果难以出现。

　　四是没有形成地方性的理论体系。现有研究多呈碎片化，尚未构建起契合大同实际的整体性、系统性理论框架，难以形成具有广泛解释力与传播力的地方学派。未来亟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整合考古、历史、民族、语言、艺术等多学科力量，打造具有大同标识的理论体系，为讲好“融合之都”故事提供坚实学理支撑。

　　四、打造“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文化品牌

　　根据我市的历史文化资源禀赋特征，结合自身的实际，市委统战部在打造“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文化品牌上做了一些工作：

　　（一）我市近年来开展的工作

　　1.组建专家团队。从2023年开始，我们组建了一支由40多名市本级专家学者构成的专家智库团队。这些专家来自云冈研究院、山西大同大学云冈学学院等高校、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涵盖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通过整合资源，专家智库围绕大同地区丰富的民族融合历史文化展开课题攻关，为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了人才保障。

　　2.加大宣传力度。我们在《大同日报》和“新大同”视频号开设“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专栏”，依托“新大同”新媒体在今日头条、腾讯等头部网站同步推送刊登。截至目前，累计报道200余次，形成5万多字的文字材料和150分钟的视频成果。市委统战部推出的三篇文章《让文物说话 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以文赋旅 讲好中华民族“三交”故事》和《以文化嵌入为抓手，有效有形有感开展“铸牢”教育》入选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和国家民委的两本案例选编，对于大同统战工作来讲，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3.深入开展研究。近3年来，我们组织本地专家学者走访了8省市30多个地市，累计行程两万余公里，聚焦长城文化带交流、北魏文化、辽金文化、丝绸之路等“三交”重点内容开展深入研究，围绕大同地区民族融合历史文化进行课题攻关，这也是大同市第一次组织专家学者对各地民族融合博物馆、遗址等实体进行系统性考察。

　　4.广泛合作交流。近年来，我们积极走出去，先后与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与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签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建合作框架协议》，与锦州市签订《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建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及旅游促“三交”跨区域协作。今年5月10日，我们成功举办了“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交流暨文旅促‘三交’联动发展大会”，吸引了黄河流域以北8省24个地市的统战、教育、文旅部门以及国内高校院所专家学者参会，反响较大，并组建了“北方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文化研究及实践联盟”。

　　5.推出理论成果。我们将大同专家学者近年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考察成果汇编成《大同市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学术考察文汇》，在地级市层面率先启动并完成了《大同地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作。它不仅是大同历史文化的珍贵记录，也是全国首部地市级出版的“三交”史著作。

　　（二）理论先行，构建大同“三交”研究的理论体系

　　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始终依托特定的地理空间和特殊的地理条件展开，因此人类的所有历史文化都有自己鲜明的地域属性。同时，特定的人类活动形成的独特的文明成果，也为地域文化增加了更多的个性色彩。我们在挖掘大同地区民族“三交”的历史内涵时，把地域历史文化作为主要立足点和研究对象，进行了全域系统性挖掘，提出了“四梁八柱”的“三交”研究理论框架。“四梁”就是“四大地标”——桑干河、长城、云冈石窟、恒山，“八柱”就是建筑、雕塑、宗教、文化艺术、商贸、遗址、民俗、语言八大类。

　　大同地区民族融合的第一地标，非桑干河莫属。长期以来，世人对桑干河的了解，大多来源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文学作品，对其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却知之甚少。事实上，桑干河是一条承载着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生命之河、文化之河、融合之河。称它是生命之河，是因为在这条并不算大江大河的河流上，先后发现的距今近200万年的泥河湾遗址、距今50万年的北京人遗址、距今10万年的许家窑人遗址、距今3万年的峙峪人遗址等一批著名的旧石器遗址，在中国人类历史进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这批旧石器遗址及其周边地区，还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如虎头梁遗址、姜家梁遗址、马家小村遗址、吉家庄遗址等，他们共同勾勒了中国人类起源的完整脉络。有专家提出，古桑干河人的北上、东迁、南下不仅衍生出东胡、羌藏等诸多族群，而且参与了朝鲜、日本乃至北美印地安等国家和人种的建构。大同本地学者赵忠格先生的《史前时期的桑干河流域》和复旦大学李辉先生的《人类起源和迁徙之谜》在这方面有许多大胆新颖的论述，这是桑干河地标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他们的某些观点和说法虽然在论证上还不够完善，但这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路，也为我们更准确深入地探索和研究打开了巨大的学术空间。称它是文化之河，是因为桑干河特别是其与太行山北麓交汇处，正是红山文化西行、河套文化南下、仰韶文化北上的关键节点，为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便捷的地理孔道。称它是融合之河，是因为桑干河流域曾先后有鲜虞、白狄、楼烦、林胡、汉、鲜卑、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诸多民族，或在此长期繁衍生息，或在此进退回旋，是北方地区各民族“三交”的大主场。

　　长城是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精神的象征。大同，是极其少有的内外长城环抱之地，中原人在这里修筑长城固守疆土，草原民族在这里也修建长城、守护长城。大同长城涉及朝代多、民族多、体系多、功能多，是大同古代各民族“三交”的前沿阵地与重要纽带，将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紧紧相连。除了前面讲到的关于长城研究的巨大学术空间外，各民族的对话交流离不开长城，各民族冲突对抗离不开长城，各民族商贸往来离不开长城，各民族繁荣发展离不开长城。长城不仅是界域的划分和约束的象征，更是各民族之间的沟通桥梁和联系纽带。无论是北魏的“畿上塞围”还是明代的“九边之首”，大同长城一直是民族“三交”的热点区域。白登之围、昭君出塞、参合之役、隆庆和议等无数重大事件在长城脚下频频演绎。

　　云冈石窟，作为蜚声中外的文化瑰宝，其绚丽的艺术价值背后隐藏着极为富集的文化融合密码。在石窟的设计和开凿过程中，西方的佛教思想与东土的儒家文明悄然融汇，犍陀罗造像艺术与中国传统雕刻技术巧妙转化，中原文化肌理与草原文化精髓相辅相成，云冈石窟不自觉地担起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示范探索的双重角色。透过云冈石窟这个平城一隅，我们仿佛看到了当时北魏王朝，西迁凉州客，东移青州民，北纳柔然、敕勒和鲜卑别部，先后移民百万之巨，铺开了浩浩荡荡的云冈石窟开凿和京畿建设大业。随之，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包容型大都市巍然屹立起来。  

　　恒山是大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份重大担当。首先从恒山山脉来讲，它横亘于山西北部高原与冀中平原之间，因其险峻的自然山势和区域位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其山间河谷中的倒马关、紫荆关、平型关、雁门关、宁武关，既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塞，也是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卡口。鲜虞、鲜卑、沙陀等民族在此穿梭往来，人员、物资、文化流通不绝。其次，北魏王朝把以恒山为主的道教信仰作为弥合各民族分歧、增进融合一统的思想利器，特别是其“新道教”改革和推崇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理念，对各民族思想一统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北岳的国家祭祀由曲阳大茂山改到浑源天峰岭，探究其背后的诸多因素，本质上与大一统格局的重构有重大关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从金到明清对国家疆域和大一统认识的深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成熟的又一重要标志。

　　仔细考察这四大地标，我们可以发现，桑干河主要可以代表史前的融合和交流，而长城可以代表我国南北方的冲突和往来，云冈可以主要代表东西方向的沟通和互鉴，而恒山可以代表各民族由分割走向一统。我们希望以这四大地标为支柱，完整地构建研究大同“三交”历史文化的清晰架构，以大同历史多民族融合的生动写照印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曲折历程。

　　（三）文旅互促，探索新时期“三交”的社会实践

　　接下来，我们还将进一步落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继续推动文旅促“三交”工作走深走实。

　　1.打造“三交”旅游线路。积极筹划鲜卑拓跋从嘎仙洞——大泽——盛乐——大同——洛阳的南下之旅、辽金五京研学之旅、长城及石窟文化发展之旅等三条跨省民族文化旅游线路，促进沿线地区的文化交流，推动文旅产业在促进“三交”方面的跨区域协作发展。

　　2.建设“三交”旅游景区。将云冈石窟、华严寺、大同市博物馆打造成大同市“三交”旅游之地，充分宣传展示其蕴含的民族“三交”文化。

　　3.推出“三交”文艺作品。在《北魏长歌》《天下大同》《如梦大同》歌舞剧基础上，创造打磨更多的民族融合文艺作品，不断打造大同民族融合文化宣传品牌。

　　4.争取建设“三交”历史文化博物馆。充分展示大同地区多民族融合的历史文化内涵，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5.整合统分结合、内外协同的研究力量。以大同市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协会为平台，与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山西大学、山西大同大学的专家建立合作机制，联合开展“铸牢”课题研究，推动形成一批高质量的“三交”成果。

　　（作者系大同市委统战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