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永宏

　　翻开《云冈研究院院藏文物图录——辽金卷》烫金的封面，扑面而来的并非想象中的金戈铁马与王朝更迭的喧嚣，而是一种奇异的静谧——那些静静躺在图版上的石雕残片、瓦当陶器、铜铁造像，仿佛刚刚从千年沉睡中被唤醒，带着北方草原的风沙与温度，向读者低语着一个被历史长河冲刷却未曾湮灭的秘密：辽金在云冈这片早已被北魏佛法浸透的圣地上，竟进行了一场如此细腻、执着而又充满创造力的文明再造运动。

　　云冈，这个名字通常与北魏皇室倾举国之力开凿的宏伟石窟紧密相连。公元五世纪昙曜五窟的壮丽，孝文帝时代汉化风格的飘逸，早已成为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经典叙事。然而历史从不戛然而止。当契丹的铁骑掠过云中大地，当民族的融合影响西京的繁盛，云冈并未“沦为”单纯的战场遗迹或被遗忘的荒芜之所。《图录》中一件件院藏文物，以其无可辩驳的物质性，为我们揭示了另一幅历史图景：辽金两代，云冈非但香火未绝，反而迎来了其宗教生命与艺术活动的“第二春”，一个在旧有辉煌基底上，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基因的“文艺复兴”。

　　这种复兴，首先体现为一种近乎虔诚的“修补”与“重塑”意志。图录中大量体量不一、技艺精湛的石雕佛、菩萨、弟子头像与残躯，以及无数建筑构件，最是引人深思。它们许多并非原创性的开凿，而是对北魏旧窟的补塑、重修。一尊辽代胁侍菩萨残像，其面容虽承袭了唐代的丰腴与慈悯，但刀法却显得更为粗犷有力，衣纹的处理在流畅中透着一股草原民族的刚健与力度，璎珞宝饰的刻画也更为简练凝重。这绝非简单的模仿或衰退，而是一种基于自身审美传统与技术条件对前代经典的“重译”。辽金匠人面对前朝巨作时，心中怀有的恐怕不仅是敬畏，更有一种要将这伟大遗产“活化”、融入自身精神世界的强烈冲动。他们用手中的凿刀，进行的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其结果便是一种混合风格的形成——既存北魏之魂，又注入了辽金的雄健之气。

　　这种文化的杂糅性与创造性转化，在《图录》收录的各类非石窟雕塑的文物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一方灰陶瓦当，纹样饱满奔放，生机勃勃，既可见中原农耕文化对富贵吉祥、生生不息的追求，其线条的洒脱与力量的喷薄又带上了游牧民族崇尚自然生命的豪情。一件铜质皮囊式壶，其造型全然是契丹人便于骑射携带的日用器形，但壶身錾刻的多式纹样，却分明融入了佛教艺术的元素。这是草原实用主义与精神信仰的完美结合，是“旧瓶新酒”亦或“新瓶旧酒”的文明互渗实验。它们无声地诉说着，辽金统治下的云冈，乃至整个北中国，文化的边界是如何被持续地重新定义。汉、契丹、女真乃至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元素，在这里碰撞、发酵，最终凝结为一件件独具时代风貌的艺术品。

　　然而，《图录》的震撼，远不止于呈现这些文物的“美”或“风格”。其更深刻的价值在于，它引导我们超越帝王将相的政治史叙事，去触摸那些被宏大历史叙事常常忽略的“微历史”，去感受普通个体的信仰与温度。那些“微历史”告诉我们，辽金时期的云冈，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生产的“工场”，更是一个持续运作、烟火不断的信仰社区与生活空间。在这里，宗教的庄严与日常的琐碎，家国的意志与个人的祈愿，交织在一起。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在《云冈研究院院藏文物图录——辽金卷》“序言”中说：“作为辽金的西京，华严寺、善化寺、应县木塔、朔州崇福寺等为世人所熟知。它们的存在绝非偶然，而是西京重要地位的表征。实际上大同盆地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历史信息。”“宿白先生曾经辑录文献并结合考古发现，梳理了从云冈以东的观音堂、佛字湾起，以迄于云冈西15千米的焦山寺，在辽代时期的大规模营建，证之以近些年来的新发现，包括云冈石窟窟前发现的窟檐建筑，山顶发现的辽金时期冶炼遗址，可以从中窥见辽人之气魄宏大雄浑。”

　　因此，《云冈研究院院藏文物图录——辽金卷》绝不仅仅是一本冷冰冰的文物清单或艺术图册。它是一座桥梁，连接了我们与那个被尘封的时代；它是一次打捞，从历史的碎影中拯救出无数文明的片段；它更是一种启示，提醒我们历史的复杂性与连续性。通过这些沉默的石头、陶土与金属，我们仿佛听到了千年前凿錾的叮当声，闻到了烛火与香烛的气息，看到了不同民族的工匠与信徒在此地往来、劳作、祈祷的身影。

　　云冈的辽金遗产，其伟大或许不在于创造了媲美北魏的单一巨制，而在于展现了一种文化在面对强大前代遗产时的自信、智慧与创造力。它不是文明的断裂，而是文明的转化与延续；不是简单的征服与毁灭，而是深刻的吸收与再生。

　　《云冈研究院院藏文物图录——辽金卷》里沾染了时光包浆的文物，其破碎和不完整，反而更深刻地印证了文明的韧性——真正的生命力往往正体现在这种于废墟之上不断重生、在交融之中持续创新的伟大进程之中。合上书页，那些石魄辽魂，依旧在纸间震颤，低吟着一段超越王朝更迭、民族融合的文明史诗。

　　正如杭侃所期望的那样，“处于农牧交错带的大同盆地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舞台，大同盆地的辽金遗迹应该做系统的整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