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小中

　　今天所使用的第7、8窟这两个阿拉伯数字编号是1987年的编号，沿用了1964年的以及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的编号。其实这两个窟此前还有过曾用名，并使用了一段时间，只是具体的起始年代没有文献证明，大约是明清时的僧人和对石窟佛像有研究的学者所命名的。其中，第7窟曾用名“准提阁菩萨洞”“菩萨殿”“西来第一佛洞”，第8窟曾用名“佛籁洞”，这些数字编号和曾用名在洞窟说明牌上都有对照标注。

　　大多数游客对“准提阁菩萨”这个名称比较陌生。准提阁菩萨侧重密教法门，唐代诸多高僧译有准提陀罗尼经法，其形象为三目十八臂手执法器，是明清时期求子、祈福的重要信仰对象。我们今天觉得用这个名称代表第7窟显然不合适，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称说的其实是窟前阁楼上的木雕菩萨——过去人称千手千眼观音，如今须弥座仍存在，菩萨像却已消失。而那阁楼也因这尊菩萨得名准提阁，外观三层，实则只有最上层阁铺有地板，用来安置准提阁菩萨像。

　　20世纪40年代的老照片显示，第7窟一层楼阁的檐下悬挂着“西来第一山”匾额，其落款为“顺治四年兵部尚书兼都御史马国柱”。马国柱，汉军正白旗，辽宁人，明朝天聪八年（1634）甲戌科举人，先后入直内院、都察院理事官、左佥都御史及右副都御史。清代顺治元年（1644）七月任山西巡抚，后升兵部侍郎，顺治二年（1645）十月升任宣大山西总督，顺治三年（1646）二月到任。顺治四年（1647）七月加衔兵部尚书，任江南、江西、河南三省总督，为清朝首任两江地区最高长官。顺治六年至十一年任两江总督、太子少保。顺治十一年（1654）以病弱请辞还乡，康熙三年（1664）病逝，葬于北京昌平南口镇东园子村水泉沟山北坡。中国国家图书馆存有马国柱汉满文谕祭（皇帝祭大臣）碑拓片，碑文如下：“维康熙三年九月二十日，皇帝遣礼部主事加一级哈霓布谕祭，故原任江南总督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右都御史，以年老原官致仕马国柱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马国柱，性行纯良，勤劳政事，方冀遐龄，忽焉长逝。朕用悼念，特颁祭葬以表轸/怀。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灵不昧，尚克歆承。”短短一百三十余字碑文，高度概括了马国柱一生的功绩，体现了马国柱国葬礼遇。马国柱与朱廷翰（顺治三年任巡按宣大监察御史，在云冈石窟第1窟外留有游石佛寺书法铭刻）担任宣大地方官的时间相近，任期均为一年或余，且在地方治理上均有所作为，因此被后世学者视为宣大地区明清易代之际的重要历史人物。二人的为政风格虽各有侧重，但皆以整饬吏治、安抚民生为核心，对稳定地方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从现存碑文、方志及奏疏等史料来看，马国柱的施政更注重民生之本，尤其在江南任内兴修水利、减税赈灾，赢得百姓赞誉。

　　据日本学者记录的“西来第一山”匾额上的署名官衔判断，马国柱题写文字时间应是顺治四年（1647）七月——此时他刚加尚书官衔，被调任三省总督离开了山西。在任宣大山西总督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或许忙于事务没有机会来云冈，直到离任前，这位以汉人身份中举出身的官员，才来到明代文人曾经盛赞的云冈石窟。他敏锐察觉到云冈造像的西方特色，且整体雕刻有胜过西方之处，在他心目中云冈实属第一，于是这句绝佳的概括词语便应运而生。这句话没有提寺庙，没有提佛法，而是把整座山冠上“第一”之名，把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抬到了顶峰，比《水经注》“真容巨壮、世法所希”、《魏书》“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以及《续高僧传》“穷诸巧丽、骇动人神”等史书中的形容词更加凝练。匾额选择悬挂于曾名“准提阁菩萨洞”的第7窟前，是马国柱对未来的祈福和对过去的回报。“西来第一山”并不单指这一个窟，而是代表整个云冈石窟，挂在这里也恰如其分。因为第7窟确实是西来像法和西域风格比较浓重的地方，还带有早期密教气息，与满清重藏传佛教的信仰相符合。根据照片估算，此匾额长度约是木建筑明间的宽度，边抹斜面一门沿。

　　“佛籁洞”匾额镶嵌于第8窟明窗顶部。“佛籁”即佛法化现的声音，包括虚空中的一切妙音。“佛籁洞”可以不单指第8窟，中部的五座华丽洞窟都可以称为“佛籁洞”，因为每个窟里天宫伎乐手中都执掌着众多乐器雕刻，驻足观看或静心聆听，仿佛都能听到那些击打、吹奏、弹拨乐器发出的和谐的佛籁之音。第12窟因乐队雕刻表现突出，也有人称之为“佛籁洞”，这样的称呼显然更偏重于音乐。而第8窟的“佛籁”则偏向神秘梵音和多神崇拜的交织，更接近于佛教世界的自然之声。

　　据日本学者记录，“佛籁洞”匾额署名“中州周令树”。“中州”即现在的河南，作者应是河南延津周令树（字计百），书匾时间约在康熙六年至十年（1667-1671）这四年间。周少年时以“过目不忘”闻名，传说曾倒背诗文、复原染坊账本，顺治帝称“延津才子压洛阳”。他于顺治八年（1651）中举，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及第。于清顺治15年（1658）初任赣州推官，因保护地方文化受赞誉，后遭弹劾几近极刑，事白复官。康熙六年（1667）迁大同同知，康熙十年（1671）升太原知府，获赐蟒衣，在任10年。其为官风格清正廉明，曾自掏俸银调解贫民争产纠纷，建庙供奉关帝像（传说像可测晴雨）。性格“清高狂傲”，堂号“不媚之堂”，因直言忤逆权贵屡遭忌恨。他喜诗文创作，撰《重建晋祠碑亭记》，与傅山书法、曹溶诗作并称“晋祠三绝”；好结交文友，与傅山、顾炎武深交，曾携酒造访傅山居所松庄，共饮于双塔寺，还曾借傅山藏书请顾炎武点定。

　　晚年坎坷，补官京师时因旧案牵连下狱近两年，输金赎罪后病逝（1688），享年56岁。延津博物馆藏有其与夫人的彩色官服画像（168×90cm）。主持纂修《延津周氏四修谱》（1652），为家族重要文献。周令树是清初河南代表性文人官僚，兼具才情、吏干与孤傲气节。其生平交织中州地域文化（如延津周氏）、明遗民网络（傅山、顾炎武）及清初政治生态，是观察清初士大夫命运的典型代表。

　　周令树与挚友潘耒相交于太原知府任内，周曾邀其至府署读书。《遂初堂集》卷十九有潘耒撰《太原太守周君墓志铭》。

　　马国柱和周令树这两位清代官员，一位是封疆大吏，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高官，一位是地方父母官，相当于现在的主政一方的厅级干部，两人均为举人出身，前者能文善武，后者文人气概，他们闲暇游历，给云冈石窟留下了“西来第一山”和“佛籁洞”的匾额，悬挂在了第7窟和第8窟前，成为云冈山崖的一道靓丽风景，犹如画龙点睛般注入生机。有清一代，因边防筑堡和隘口地界的影响，云冈佛事活动蜷缩在以第6窟为轴心的山门两进四合院及附近建筑区域内。第5、6窟阁楼在顺治八年（1651）重修后挂满了匾额，而第7、8窟的这两幅匾额恰恰是在此之前的遗物。佟养量重修第5、6窟阁楼时，马国柱已经离开了大同，而周令树刚刚中为举人。周令树康熙六年任大同同知时，马国柱已经去世三年。这是怎样的时空交错？两人悬隔两世不能相逢，但他们为云冈的书写却悬挂在相邻的地方。

　　沧海桑田，他们当年高悬的字迹业已消失，但对石窟的赞誉永不过时。历史终有记忆，我们今天在老照片中可以目睹牌匾的真容，在历史文献的字里行间中可以体会到他们曾经为官为政的功劳与挫折，提示后来者秉持和弘扬先贤为国尽忠为民服务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