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小中

　　云冈石窟东距大同城区15千米，现隶属于大同市四区之一的云冈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以京包线和北同蒲线为界，设立东西大同县，分别隶属于晋察冀边区和晋绥边区，彼时云冈属西大同县。1949年5月，大同和平解放并建市，隶属于察哈尔省（民国二年设区，十七年改为省）直辖。同年10月，东西大同县合并设立雁北专署。1952年12月，大同市与雁北十三县重归山西省管辖。1953年，云冈石窟划归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管理。云冈曾归属察哈尔，体现了云冈临近内蒙古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区划之变迁。蜿蜒于云冈峪中的云冈路，一直是大同西去晋陕蒙的孔道。下文所提及的清代蒙古王公往来阿拉善和硕特地区时，云冈路为必经之路。

　　蒙古王公系对清代蒙古贵族的统称，其爵位体系由清廷参照满族宗室制度而设立。通过盟旗管理制度，清廷赋予蒙古王公札萨克职权，以管理旗内军政事务。其服饰遵循清廷品官等级制度。清乾隆至道光时期，重要的蒙古王公部落主要有喀喇沁部、阿拉善和硕特部、科尔沁部。与本文题目相关的主要是阿拉善和硕特部（又称阿拉善厄鲁特），此部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清代属外藩蒙古。阿拉善即贺兰山，该部清初被准噶尔部所迫，后逐步迁居黄河河套以西。康熙三十五年（1696）厄鲁特部骑兵随清西路军在昭莫多与蒙古准噶尔交战，三十六年（1697），清朝在阿拉善编佐设旗，授札萨克，并铸给印信，阿拉善和硕特归附清朝。雍正八年（1730），清廷在贺兰山以西修建了定远营城（今巴彦浩特），次年赐予第二代阿拉善和硕特札萨克阿宝，成为该旗政治中心。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准噶尔部被彻底平定，厄鲁特部每次战斗都发挥了重要协助作用。

　　云冈石窟共有十二通清代碑刻。现存十通碑刻中，有两通碑记有较多蒙文，原位置分别在第5窟、第6窟阁楼门西侧。因所在地面水汽经毛细作用上升，致使碑体严重潮湿，极易引发风化损坏，故而约在2020年前后，研究院将其南移至前方过殿屋檐下，以保持碑身干燥。第5窟西侧圆首碑蒙文所刻内容与对面东侧方首碑汉文内容大致相同，为清咸丰十一年（1861）《重修大佛寺碑记》。第6窟西侧是清光绪二年（1876）《各处宝号募化碑》，碑阴刻有一半蒙文，应与碑阳内容相关联。

　　蒙古王公的人名出现在云冈山门内东侧、第6窟外西廊、第5窟外东侧位置的三通碑上，以及大同观音堂西廊北侧一通碑上。即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重修云冈大路碑记》；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重修云冈石佛寺碑记》；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重修大佛寺碑记》；及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重修观音堂碑记》。记述内容包括修云冈大路、修石佛寺、修大佛寺、修观音堂等。碑刻上的蒙古王公官位显赫、爵位尊崇、捐俸丰厚，碑文以顶格表示其身份地位之高贵。我们在阅读一长串王公头衔和名字连在一起的文字时，不免会有理解上的困难，或许大多数汉族民众对北方蒙古族人的名字以及历史官衔、受封爵位等知识了解较少。然而，面对他们曾经的善举，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为民族统一大业作出贡献的蒙古王公，我们仍有必要对他们进行了解。

　　云冈石窟1752年修路碑上记载“御前行走阿兰（拉）善山札萨克多罗郡王额附军工记录四次罗布藏多尔济施银二十七两，施马一匹”。1769年修石佛寺碑上记载“御前行走阿兰（拉）善山札萨克多罗郡王额附军工记录四次罗布藏多尔济施银二十七两，施马一匹。御前行走阿兰（拉）善山札萨克多罗郡王额附军工记录四次罗布藏多尔济同福晋和硕庄亲王之女多罗格格共施银一百两整”。1861年修大佛寺碑上记载“御前行走阿兰（拉）善和硕特额勒特札萨克和硕亲王共捐银四百两”。此外，1843年重修观音堂碑记载“御前行走阿拉善和硕特额勒特札萨克和硕亲王加五级玛哈巴拉率子乾清门行走阿拉善和硕特额勒特贝子职衔头等台吉囊都佈素隆施银五十两”。四通清碑中提及三位王公和一位格格，即罗布藏多尔济、玛哈巴拉、囊都佈素隆和多罗格格。

　　“御前行走”为荣誉官职，“乾清门行走”是仅次于“御前行走”的荣誉官职。“阿拉善和硕特额勒特”是蒙古部落名称，“札萨克”是部落军政执政官，“多罗郡王额驸”指娶皇室女子的蒙古王公驸马，此处指罗布藏多尔济。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台吉均为爵位名称。庄亲王是“铁帽子”爵位，实行“世袭罔替”，即宗室继承爵位者无需降等，永为一等爵。罗布藏多尔济的福晋（汉称妻子）多罗格格（封号，汉称县主）之父的爵位即为庄亲王。“军工记录四次”“加五级”是军功荣誉记录。

　　罗布藏（碑文为“藏”，今记载为“桑”）多尔济（1734 - 1783），为清乾雍时期之人，是阿拉善和硕特旗第三任札萨克。六岁时（乾隆四年），其父阿宝病故，他降袭札萨克多罗贝勒。乾隆帝命其赴京城与皇子们一同读书。乾隆十五年（1750），他与和硕庄亲王（康熙第十六子）第八女完婚。次年，他同福晋县主（福晋是亲王、郡王正妻，县主是皇族女子封号）回旗掌政。从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755 - 1759），他亲率本旗劲旅，与清军转战南北，先剿灭北疆准格尔部达瓦齐之叛，继而平定南疆大小和卓木之乱，为统一新疆屡建大功，依次晋升为郡王、亲王，并获准“世袭罔替”。战后，他整顿旗政，发展经济，扩建王府，使阿拉善和硕特旗进入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

　　1752年，时年18岁的罗布藏多尔济与妻子回旗执政的第二年。这一年的5月20日，云冈大路已由寺僧寂容倡议捐善并修筑完成，朔平府左云县增广生员范承基撰写了《重修云冈大路碑记》。此时碑文上刻着罗布藏多尔济已有军功记录四次的头衔，且施银二十七两、施马一匹。查阅史料可知，此时的罗驸马尚未开始参加乾隆皇帝平定西北的战斗，何来四次军功？再看这段文字，字体偏小，与前面规整文字形成反差，尽管后面附有蒙文，但从时间上看存在矛盾之处，笔者认为此内容是补刻上去的。到了1769年，罗布藏多尔济时年35岁，《重修云冈石佛寺碑记》上记录他为修云冈石佛寺捐银二十七两、施马一匹，显然此次才是有军功记录四次后的捐善时间，更证实了前面修路碑上的内容是复制文，否则数量怎会如此巧合一致？此时的罗驸马不仅自己捐银二十七两、马一匹，还与妻子多罗格格共捐银一百两。这通碑的落款人前面是住持僧寂容，与前述《重修云冈大路碑记》中的倡导者住持僧寂容为同一人。寂容和尚或许对罗王公的捐施极为感激，故而将他的名字再次刻在了之前的修路碑上。

　　玛哈巴拉（1760 - 1832），是罗布藏多尔济的次子。乾隆四十四年（1779），他娶庄亲王第八子辅国公弘融次女，被授多罗额附。乾隆四十九年（1784），他随兄征剿甘肃回族起义军，因战功被授“公品级一等台吉”。嘉庆九年（1804），其兄旺沁班巴尔病故且无子，玛哈巴拉继为第五任札萨克和硕亲王，任御前行走。道光六年（1826）后，新疆张格尔叛乱，玛哈巴拉督办驼马数千及大批军需物资支援前线，为平叛作出重要贡献，获议加二级。掌政后，他改革区划、发展经济、修缮庙宇王府、加强城池防卫，使定远营持续繁荣发展。在文治方面亦有成就。

　　1843年《重修观音堂碑记》立石时，玛哈巴拉已病故十余年。碑中记载观音堂自嘉庆年数次募化后“使得金身粲然，但正殿败瓦渗漏，乃工资不给意，中止矣”。道光六年（1826）“适硕亲王路经瞻拜，随捐银五十两且携缘代化众善士大钱二百七十千零”。由此可见，碑文记述玛哈巴拉路过观音堂是他去世前六年之事，当时玛哈巴拉66岁，其子囊都布素隆（1780 - 1844）18岁。由前文所述，道光六年后新疆叛乱，玛哈巴拉督办军需物资，那么碑上捐善记录时间与此次督办军需行动相吻合。

　　囊都布素隆（1780 - 1844），为清嘉道时期之人，是玛哈巴拉的长子，为阿拉善和硕特第六任札萨克。他幼年居住在北京罗王府，道光五年任乾清门行走，道光十年获赏贝子衔。其父玛哈巴拉病故后，他继为札萨克和硕亲王。他一生崇佛，在任期内对庙宇多有修缮。

　　清咸丰十一年（1861）《重修大佛寺碑记》中，仅有“御前行走阿拉善和硕特额勒特札萨克和硕亲王贡捐银肆佰两”，未提及人名。查阅史料可知，此时在位的阿拉善和硕特额勒特札萨克和硕亲王是囊都布素隆的儿子贡桑珠尔默特（1844 - 1876年在位），他是阿拉善旗第六代七任旗王，在执政的32年中，为大清抵御外患、平定内乱、发展经济、社会治理作出了贡献。1861年清政府刚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了数个不平等条约，割让大面积土地，赔偿了大量白银。和硕亲王贡捐的四百两银按1873年京城大米购买力计算，1.75两银可以买一石（120斤）大米，一两白银约等于现在214元人民币，四百两银相当于现在85600元人民币。同一碑上其他人捐的都是以铜钱单位“文”，1873年2991文可以买一石（120斤）大米，一文约合现在的0.126元。捐铜钱最大的一宗共布施钱壹仟伍佰吊（1000文为一吊）文，约合现在人民币189000元，是一笔非常可观的善款。

　　综上所述，阿拉善札萨克亲王第三代罗布藏多尔济、第五代玛哈巴拉、第七代贡桑珠尔默特以及其他蒙古民众，对云冈佛寺、观音堂庙宇的维修进行了捐款，时间跨度长达近百年，且每次捐款王公数额最多。这显示了阿拉善蒙古王公祖孙四代人对云冈石窟的爱护，对佛教信仰的尊崇，以及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持久关注与爱护，他们的善举亦成为蒙汉友好互助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