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这座由中国北方北魏王朝于公元四世纪末开始营建的伟大古都，承载了中古百年的恢宏叙事。它英雄辈出，繁华献尽，为“五胡十六国”的漫长乱世画上休止符，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时代，成为最终登上中国古代史隋唐大一统辉煌的最后一阶基石。

　　平城都的创建者鲜卑族拓跋氏，本属中国古代的东胡之族。这个族群的历史在族源叙事和文化认同中与华夏族（汉族）等长，自称也是炎黄后裔。大约公元一世纪末（东汉）离开原住地大兴安岭举族南迁，公元四世纪中叶迁至晋朝北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建立代国，并创建第一都城盛乐。其后，易代为魏，于公元395一396年，在与雄踞太行山东部的后燕政权进行战略决战中，赢得决定性胜利。继而，带着“鹏翼图南”的大梦，迁都平城。

　　新都平城所在的桑干河中上游，地形上是一页自西南向东北倾斜的狭长盆地。盆地北界，是沿外长城伸展的“丰镇台地”：武周山、雷公山、方山、白登山（今马铺山）自西向东迤逦而去；南界，则有恒山、龙山、句注山等山脉连绵如障；其西南边际，更倚靠着管涔山东麓与芦芽山东北麓的苍茫山峦。桑干河（   水）发源于管涔山，由南而入，自东而出，以一弯弓弧贯穿盆地腹心。有南北两大水系倾注其中：南部主要为崞川水（今浑河），它纳恒山北坡之众流——淳川水、滱水、黑龙池水、神溪水、李峪水、乳泉水、凌云口水、磁窑口水为一脉，最终在桑干河中游（今怀仁县新桥村）汇入。北部则为如浑水（今大同御河）水系，挟羊水（淤泥河）与源自西山的武周川水（今十里河）汇合，奔赴今大同市云州区吉家庄村，归入桑干河干流。此后，东出盆地，穿幽燕，入津门，归渤海。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在中原汉民族的信史中，此境其实也是一方开发较早的“热土”——《史记·赵世家》载，早在公元前475年，晋国的赵襄子，在夏屋山（今代县东北部）刺杀了商周所封代国之王，这片肥沃盆地便“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成为“获之挃挃，积之栗栗”的农耕之田。公元前300年前后赵武灵王赵雍，开疆拓土，正式建雁门、云中、代三郡，盆地中心始有建制之设。汉初，   水北岸邑居被称为平城，以高祖刘邦被匈奴包围于邑东白登山，始留名于青史。两晋时期，平城渐为崛起的拓跋鲜卑所据。当魏（代）政权以盛乐为都时，平城因其南境锁钥之位，曾被定为“南都”，成为拓跋氏经略中原的前沿支点。

　　应该提醒今天的人们知道，北魏决定在平城建都，虽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书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和画图”，但也是绳床瓦灶，惨淡经营。这一点，南朝（梁）史学家萧子显在《南齐书·魏虏传》中记载得十分明确：“什翼珪（拓跋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这就是说，“汉县邑”也好，“代南都”也罢，用后世的蒙古语形容，不过就是如浑水岸边的一片“浩特”（近水的聚居地）而已。然而，雄心勃勃的拓跋珪要在这里，完全依照中原王朝的京都规制和礼法要求，建造出一座可与汉晋古都相仲伯的伟大都城来。《魏书·太祖纪》天兴元年（398年）八月条记：“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 这标志着新都的营建理念，已非“逐水而居”，而是“制礼规度”。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道武帝本人对于平城的规划和建设具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魏书·莫题传》记：“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这就是说，平城建设要“模仿”中原正统都城制度，尤其是要以曹魏邺城为范本，并兼采洛阳、长安之长。这一定位宣示：建设平城乃是北魏王朝崇仰中原文化，刻意于汉化改革，实现华夏一统的重要步骤。

　　从魏收的《魏书》、郦道元的《水经注》等权威文献可知，北魏平城都的建设不仅历时甚久，而且成就辉煌：至北魏再度南迁洛阳之前，形成了极为宏大复杂的城市实体与空间规模。从地理与空间格局上看，平城都包含了城垣、帝宫、宗庙、御苑、离宫、里坊、水系、道坛、佛寺、明堂、陵寝等十多个相对独立的建筑单元。其建设历程，大致经历了太祖、太宗、世祖与高宗、高祖等四个时期，方臻完备。

　　1.（宫城）北魏宫城的营建，始于作为国家朝议之所的天文殿。据《魏书》所载，天兴元年（398年）七月定策迁都，八月道武帝拓跋珪即下诏规划新都，至冬十月，天文殿已告建成。是年十二月己丑，“帝临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玺绶，百官咸称万岁”。此乃北魏于平城举行的首次皇帝登基大典。建造如此神速，用途如此重大，足见天文殿实为北魏皇权之核心象征，是平城最早、最正式的礼仪性正殿。其营建虽然事急从权，但依旧凸显出立都之初最高政治建筑的极端重要性。依其宗法地位可合理推想：天文殿应位于宫城中轴线之南端，以彰其“正”。

　　与天文殿具有同等“国是”功能者，尚有中期的太华殿和后期的太极殿。《魏书》载，太华殿建于高宗拓跋濬时期，显祖拓跋弘、高祖拓跋宏之登基大典皆在此殿举行，且“大飨于太华殿”之记载频现。至太和十六年（492年），此殿被拆除，原址改建为迁都洛阳前的终极正殿——太极殿并附建朝堂，均可印证“太华之重”和“太极以终”。由此，天文殿（初期）——太华殿（中期）——太极殿（后期），构成了北魏平城时代一脉相承的帝国神经中枢，清晰勾勒出宫城核心殿堂的迭代升级之路。另，联缀《魏书》中皇帝听政、听讼、飨宴等碎片信息，可窥早期“朝堂”与“帝寝”乃仿邺城之制为“骈列式”。最早帝寝应该在天安殿。《魏书·太祖纪》载：“天赐六年道武帝崩于天安殿”，可以为证。天文、天安二殿毗邻，“天文”正南之“司马门”，象征政令所出；“天安”正南之“止车门”，则昭示宫禁森严。朝堂、寝殿之外，骈立“象魏”双阙，双阙之阳，即宫城正门：“中华门”（该“名”出现较晚，见杨守敬《水经注图》）。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持“天文殿（初期）—太华殿（中期）—太极殿（后期），构成北魏平城时代一脉相承的帝国神经中枢”的观点，是就殿堂的象征意义而言的，北魏顶层实际的政治生活较之要复杂得多。如帝寝，道武时在天安殿，与天文骈联，是真正的中枢存在，但在明元帝时中枢即移到了西宫。可能的原因是：拓跋珪后期，因服寒石散致狂暴杀人，常陈尸殿外，更造成其在此殿遇刺驾崩。死前一年天安殿还遭遇雷击。对此，新君当有所忌。西宫建于天兴七年（404年），据（日）前田正名考稽，西宫位置不在宫城而在西苑中（详见李凭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鲜卑旧俗，以西为上，在平城早期出现这样的宫殿布局，亦当合乎情理。另据《魏书》载，西宫建成时道武帝曾在此大宴群臣，说明其可能是当时宫城之外最大最重要的建筑群。太宗时政治中心不宣而移于西宫可以理解。到了世祖拓跋焘，由于他与皇考（拓跋嗣）顺位继承，权力过渡正常而平稳，加之其在做太子监国时的泰常八年（423年），曾对西宫进行过一次大规模修缮（建外垣二十里），所以，明元临终及太武前期，新老帝寝都应设于西宫（因此《魏书》中才对宫城中的东宫使用“故东宫”字眼）。但是始光元年（424年）之后，西北境柔然入寇的军事压力骤增，而西苑处在郭城之外，出于对帝寝安全的考虑，朝廷则于始光二年(425年）重修宫城中的“故东宫（拓跋焘的出生地）”，改建为万寿宫（奉养拓跋焘保母窦太后）、永安殿、安乐殿、临望观、九华堂等一批新殿堂。此后，权力中心则又迁回宫城，帝寝居于永安殿。由于太武帝不幸于永安殿遇弑，文成帝拓跋濬自然难安于此殿，即位后建太华殿而御之。“太华”遂成为中期政治中心，献文因循之；献文逊位，以太上皇居北苑崇光宫后，孝文因循之。直到太和十六年，孝文帝拆除太华殿，建太极殿及朝堂，并“依古六寝，权制三室”——内寝（安昌殿）、中寝（皇信堂）、外寝（四下）。完全采用汉家天子的宫寝和朝议制度。这才是平城帝宫权力中心真实的接力传递过程。

　　平城帝宫，除天文殿、天安殿、西宫、东宫、太华、太极等核心建筑，早期还有天兴二年（399年）建天华殿、中天殿、云母堂、金华室；天兴四年（401年）增筑紫极殿、玄武楼、凉风观、石池；天兴六年（403年）又成西昭阳殿，以及北苑的崇光宫，黄瓜堆的   南宫，城东北的丰宫，城东南的蓬台、白楼，城南的白台，等等。亦有论者称平城宫殿，自始至终，多达六十余座（处）者。可惜这些殿堂中大多数，我们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但它们共同构成了平城宫殿体系的宏大体度。需指明的是，太祖时宫城尚无完整的物理性城垣，其所谓“宫城”，主要就其功能与范围而言。

　　关于平城宫城（作为一个整体建筑群）在今地的确切位置，学界也存在争议。笔者倾向于采信《水经注》卷十三所引《大魏诸州记》“平城西三十里，武周塞口者也”之记载，以此为基准推演。《大魏诸州记》成书于北魏初，所载为迁都前旧平城县地理形势，而武周塞口（今云冈峪口）为稳定之山地标志。由此东行三十里（约合今12.5—13公里），恰至今大同市平城区武定门外操场城东北一带。若以此为平城宫城所在，则天兴年间所建宫殿群，应在如浑水（今御河）西岸、方山之阳、今白马城以南区域。“如浑穿城，南入公式水，宫城隔岸，东瞰白登”，此即平城帝宫之大势。此一推断，与《南齐书》所载道武帝“截平城西为宫城”之言基本吻合，亦已得现代考古勘察所印证（1988年，平城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宗庙）宗庙、天地、社稷祭祀是古代国家的精神象征，是国家主体民族文化属性的载体。同时也是设于国都中宣示执政者权力合法性最根本的基础性设施。正是因于此，一代雄主拓跋珪在安排天文殿、朝堂等行政军事紧急且必设机构的同时，也在对“国祭”等重大文化事项及场所建设作出部署。《魏书·太祖纪》载：天兴元年（398年）“……诏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这是礼制建设的总纲领，董谧所撰是系统化祭祀礼仪及其基础设施建设的开篇。 天兴二年（399年）正月甲子，“帝亲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为坛通四陛，为壝埒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坛内，壝内四帝，各于一方，一帝在未。”这是北魏在平城南郊首次举行空前规模的祭天大典，并以神元皇帝拓跋力微（鲜卑族索头部首领220—277在位）配享（受祀者有一千余神）。天兴三年（400年）正月癸亥：“瘗地于北郊，以神元皇后配。五岳名山在中壝内，四渎大川于外壝内。”。这是首次在北郊祭地（后土），与南郊祭天相对应，初步构建了“祭天于南，祭地于北”的华夏都城天地祭祀格局。由“天南地北”可联想到“左祖右社”：就在头年的十月，太庙已经建成：“立神元（力微）、思帝（弗）、平文（郁律）、昭成（什翼犍）、献明（寔）五帝庙于宫中，岁四祭……”，标志着宗庙制度的正式建立，犹可认定最初太庙是设在宫城内东侧无疑。同建的应该还有西侧的太社、太稷，《礼志》（一）载，“冬十月，平文、昭成、献明庙成，……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庙之右，为方坛四陛”。综上，北魏朝廷在迁都的前三年，将新都的国家祭祀活动场所都已建设完毕，此举已颇见中原王朝之风度。天兴三年五月，拓跋珪则“车驾东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又）西幸马邑，观   源。”河北涿鹿盆地之西南端，古称“宝带”（后演变为保岱）。原始社会末期，舜帝定都于此，传承华夏文明。此地古有尧帝、舜帝之庙及舜帝父亲之“瞽叟祠”。拓跋珪在完成新都“南天北地”，“左祖右社”的祭祀之后，又东巡涿鹿，祭奠尧舜，意在表达其东胡之族与华夏之族同根共祖，西视   水的“潜台词”则是“饮水思源”。综其大成，则在于宣示其对中原江山社稷的合法统治权，礼制意义极其重大而深远。

　　北魏王朝在平城时代借鉴华夏天地祖社祭祀方式的同时，依然维系着鲜卑族的“以西为上”的传统祭天活动。《魏书·礼志一》载：（天赐二年，405年）“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祀有朝飨、禘祫、郊天、庙祭；戎有春蒐、秋狝、冬狩。此皆天子之礼，臣下不得专之。……西郊祀天，岁一举行。”西郊祭天的场景：设方坛，树立代表天神的神木（“神杆”），皇帝率朝臣、部族大人肃立恭候。先是“女巫升坛摇鼓，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然后是杀牲、绕坛，充满鲜卑旧俗。这是一个既涉及权力合法性继承，又关于礼制文化民族互鉴、渐变过程的典型例证。

　　关于北魏朝廷的祭祀天地、宗庙、山川等系统性活动，太祖之后各帝都有一些调整。如永兴四年（412年）明元帝拓跋嗣“立太祖庙于白登山，岁一祭，具太牢，帝亲之，亦无常月。兼祀天皇上帝，以山神配，旱则祷之，多有效”。“后二年，于白登西，太祖旧游之处，立昭成、献明、太祖庙，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亲祭……。”这是把祖祭由宫城延展到了郊畿。到了太武帝拓跋焘时代，统一战争支配着国家政治生活，与开疆拓土相关的祭祀活动明显增加。如，太延元年（435年）：“立庙于恒岳、华岳、嵩岳上，各置侍祀九十人，岁时祈祷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弊（帛）。”祭祀不仅拓展到国都之外，而且具有明确的版图意义。太平真君年中，拓跋焘得知早年魏（拓跋部落时期）曾居幽都，“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今嫩江流域以西、大兴安岭山脉以东一带）”，且“石庙如故”，即遣中书侍郎李敞，远赴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词曰：“自启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惟祖惟父，光宅中原。”这段祝词活现了这位饮马长江征服者的心声。除了这些具有“版图”意义的“政统”活动，祭祀还深入到了国家的“学统”之中。始光三年（426年）“二月，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这是北魏以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庄严宣示。及至孝文帝拓跋宏的太和改革之年，这种趋向于中原礼制的道统、政统、学统建设，都在不断深化中完善成形。

　　3.（鹿苑）继宫城之后，平城另一项核心建设工程是“鹿苑”。顾名思义，它虽具皇家园林之形，实则远非一般园囿——既承载游赏功能，更蕴含安置部众、戍卫都邑的重大战略意图。道武帝拓跋珪决意将平城打造为如邺城、长安、洛阳一般的汉化都城，随之而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安置其阴山旧族“八部大人”？如何处置盛乐旧京的鲜卑下层僚属？又如何安排那二十万追随他转战河北、幸存下来的精锐部曲？这些皆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之众。而“建设鹿苑”（包括设置“六镇”），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因此，“鹿苑”之名虽雅，其背后实则贯穿了北魏朝廷深远的首都安全布局，亦凝结着拓跋珪本人深厚的部落情结。

　　《魏书·太祖纪》卷二，天兴二年（399年）二月庚戌条是这样记述的：（天兴二年春正月至二月间，北魏军大破高车族），“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拒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这则记载中，除“台阴”一说尚有争议外（笔者倾向于“白登台之阴”，即今大同城东马铺山之后山），已将鹿苑的兴建时间、役使人力、地理范围与工程规模表述得十分清晰。无怪乎日本学者前田正名评价其为“中国历代首都所仅见”之例。

　　天兴二年（399年）秋七月，拓跋珪亲临鹿苑巡视，并于此举行盛宴；至天兴四年（401年），又下令增筑“鹿苑台”，以示此苑为国之长设。凡此种种，亦可见证鹿苑的辟建在北魏平城时期的多种必须与不可或缺。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今大同市北“上皇庄→安家小村→白马城→马家小村”一线发现夯土墙。遗迹东西长约4000米，基宽3～5米，残高3～5米，夯层厚约0.10米。经考定，认为其属于平城都“北垣”遗存 。《魏书》卷二《太祖纪》这样记：“秋七月（407年），车驾自濡源西幸参合陂，筑北宫垣，三旬而罢，乃还宫。”这是北魏迁都平城第九年，所筑的第一道城垣。依文理推敲，这条引文中的“北宫垣”，应是南濒平城，北及参合陂的大型山川围场之南墙。在绝大多数平城研究者的心目中，这条1500年后，仍然断断续续裸露在高原上的鹿苑南墙，同时也可能就是平城都之北垣墙（或北苑墙）。它是建于桑干河北岸台地上新都之城市部分与北山基部在北魏时代的人造物理分界线，标志意义十分重大。因鉴于此，笔者曾多次考察这一重要遗迹，并自主丈量其与其他重要坐标的距离。实测得：从白马城点（墙垣）到操场城南墙（考证中的宫城南门）一线距离约3公里，到明清大同城永泰门（考证中的外郭南门）约7公里，白马城一线与城南明堂一线相距约8.5公里。这三个“距离”对于整个平城南北向空间位置的研究，甚至对于城市南北中轴线的定位，其重要价值自不待言。特别是那足够高、足够厚的墙体更能够非常直观地说明鹿苑对于首都平城在北方军事防御、政治场所布局、经济活动区划、民政文化分类等方面的战略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