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尔山  刘艾珍

　　4.（离宫）“离宫”是汉族朝廷对于都外别宫的称谓。其与游牧民族王廷习俗中的“行帐”制度虽然本质相异，却有许多两相通同的地方。这对于新近入主中原的鲜卑朝廷而言，显然具有重要的过渡性意义。因此，平城新都甫一定夺，北魏离宫的建设便被提上议事日程。天兴六年（404年），在对平城宫城与鹿苑工程作出安排之后，道武帝拓跋珪便马不停蹄，先北巡（七月），筑离宫于豺山（在今右玉县境内）；紧接着九月，又巡行公式水（桑干河）之南，亲赴黄瓜堆战略要冲进行规划。《魏书·太祖纪》载其“行幸南平城，规度公式南，面夏屋山，背黄瓜堆，将建新邑”。此处的“南平城”，实指代国建南都平城时期，拓跋珪之高祖猗卢于313年在黄瓜堆所筑之“小平城”（亦称“南平城”）。如今，他承继先祖遗志，决意将此地擘画为平城帝都的副中心。

　　关于黄瓜堆地理位置，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考定其“在大同府西南七十里处”，即今怀仁、应县、山阴交界处的“黄花梁”。马邑川水（古桑干水）与源自阴馆累头山的枝津，自西南向东北并行其南，又在其东合流为公式水（今桑干河）。因二流交汇、水量丰沛，在此形成东西两浦相连的葫芦形天然湖泊，史称“南池”。黄瓜堆东又有小丘，因道武帝曾于此畋猎遇白狼之瑞，故名“白狼堆”。这正是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描绘的“长津委浪，通结两湖；东湖西浦，渊潭相接，水至清深”的塞上特异风光，可谓修建离宫的绝佳去处。

　　黄瓜堆副中心的主体工程在公式水南岸上，故称为“公式南宫”。《魏书·太祖纪》详载其规模与始末：“（天赐三年，406年）六月，发八部五百里男丁筑公式南宫，门阙高十余丈。引沟穿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三十日罢。”这座征调八部五百里内男丁兴建而成的宫苑，规模恢宏，门阙高耸，不仅里巷井然、街路通达，更渠沼纵横、园囿壮丽。其周边亦建有众多配套建筑。南池东北之巨魏亭、白狼堆之故宫庙，两河汊中的桑干郡（旧邑），以及孝文帝时期在拓跋猗卢“小平城”基础上重修的日中城和新建的早起城、日没城、繁畤宫等，共同构成一条特色鲜明、风光绮丽的景观带，终使拓跋氏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的夙愿得偿。

　　拓跋珪及其统治集团出身于迁徙不定的游牧族群，本是“马上枭雄”。择吉地、建离宫，固然有其习性渊源。然而，拓跋珪之意图，绝非仅止于此。正如日本学者前田正名所指出的：“南池附近地当交通要冲，东行可至今浑源县，再东南折，经莎泉、灵丘，即抵中山，如此则河北平原尽在掌握；南下经阴馆，过雁门关，可达太原，由此经汾河路或其他路线前往黄河流域亦非难事；至于北面，与平城相互呼应，更不待言。”而豺山离宫择址善无（今右玉），亦正在于扼守从平城至云中（今和林格尔一带）的交通咽喉。由此可见，拓跋珪时期所建的黄瓜堆副中心及豺山离宫，其根本出发点，仍是一种深远的都城安全战略考量。

　　5.（城垣）公元409年道武帝拓跋珪去世。北魏的历史进入太宗时期（409一423年），这一时期朝廷不再全力进行对外征讨，而把内政和都城建设当作工作重点。继太祖之后，开启了宫城、外郭、北部长城等重大项目。大规模兴建了平城的里坊，修建了西苑、北苑、东苑，疏浚了如浑水、五周川水两大水系，基本上完成了平城山水人居防护一体化的格局。

　　城垣问题，是当年平城都主体建设之纲，也是今天平城研究中争议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争论的要害是：平城之城垣体系究竟有几层墙体？由于《魏书》等权威历史文献，对于平城“宫城”和“外郭”都有具体且不容争议的记载，而未见中间层次的明确记述或说法，于是焦点更集中于“中间一层墙体到底存在与否？”的问题之上。主流观点认为平城城垣由宫城、外城（官方文件称谓）、郭城“三重”城环环相套而成，可称为“三重城”论——此论以辨识“外城”为目标，在自我“认定”的基础上，声言“平城”在汉、晋都城二垣体系之上，首开“三垣”先河，是隋唐三重城体系的“领头羊”。故而占据论辩的“制高点”，登高而招，从者甚众。笔者详细研究三重城论者的观点，知其内部又细分为两派，分别依所引论据不同，称为“外城”论和“中城”论。

　　①“外城”论的核心论据是：《魏书》道武帝天赐三年（406年）六月条，“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公式南宫，门阙高十余丈；引沟穿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三十日罢。”此条记录，本文在“离宫”一节中曾作为黄瓜堆副中心的建设内容引用过。但“三重城”论者认为：这条记载的后半段“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并非说公式南工程，而是指平城的“外城”，特别强调其中有“外城”二字，称其是特指平城中间城垣的。为了强调这种“拆分”式解释的正确性，论者还引天赐三年另一条记载：“发八部人，自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借此说明此次“发八部人”之役，是一项“百里之内”的都城总体工程。既包括平城之“外城”工程，也包括公式南工程。

　　②“中城”论的核心论据是：《魏书·世祖纪》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年）条，“（蠕蠕）吴提果犯塞，贼至七介山，京邑大骇，争奔中城。”论者认为，柔然犯境，邑人避入“中城”，这个“中城”就是他们要找的平城城垣体系中的“中垣墙体”。至于“中城”从何而来？论者也没有再去纠缠“黄瓜堆”的那条“外城”设计，而是另指泰常八年拓跋焘做太子监国时于“癸卯，广西宫，修外垣墙，周回二十里”者即是。关于此条，笔者在“宫城”一节中，是作为西宫所在的西苑墙曾引用过的，但在这一派“三重城”论者笔下，则成了平城居民为避难柔然（蠕蠕）犯境的夹在宫城和外部之间的中城了。

　　毋须讳言，笔者是一个对“三重城”论持反对意见的论者（可以称为“二重城”论者）。我们对于上述几条《魏书》的原始引文的理解是：首先，关于道武帝天赐三年（406年）六月条所载公式南宫条中之“规立外城方二十里”之内容，笔者认为这是一条规划，而非实际工程，而且根据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在公式南宫外围拟修建“方二十里”的“外城”，原本顺理成章，毫不违和。公式南宫所在黄瓜堆地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乃是北魏在盛乐时代就已着力经营的“小平城”。迁都以后，安排的新建项目亦很多（上文已备述）。作为战略要塞和首都副中心，规划建设一个“方二十里”的“外城”当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论规模，也与此役前后营建的东苑（周三十里）、西苑（周二十里）不相上下，甚至还小些。这让人怀疑，欲把“规立外城方二十里”的记述从公式南宫原句中拆出，去另证平城“外城”的存在，似有过度推演，缺乏实据，不得已移花接木之嫌。

　　其次，关于柔然吴提果犯边，邑人避走“中城”条。引文中之“七介山”，地近云中，位于今内蒙古阴山地区（约凉城县蛮汉山一带）。从七介山到平城，尚有300余里，且中有泰常八年所筑长城，以及“一宫一苑两垣”之阻隔，即：豺山宫、鹿苑、北宫垣、平城外郭（垣），此时也都已有了城围，其初衷都是为防御柔然而设。“三重城”论者，何以知其所谓“中城”，不是此四者之一，而非得去找“西宫外垣”来硬充！更何况，西宫外围能建方二十里之墙垣者，本已反证其不可能在宫城之内，更不可能夹在宫城和外郭之间。此类“硬充”之论，还须一驳吗？

　　第三，就常识来讲，如果平城在宫城和郭城之间真有一条所谓的“外城”亦或“中城”，那么，在理论上它就应该是首都雄赳赳气昂昂、最具标志性的“主城”，其象征意义当超过宫城、郭城。退一步说，假设公式南那条“方二十里”的设计也是专为“主城”而做的，那么，到了太宗时代，该是这围“主城”竣工“亮相”的时候了！但是《魏书》始终没有出现这样的明确记载。却在泰常五年（420年）四月条，专门呼应了公式南宫的建成，“丙寅，起南宫”。另《太宗纪》泰常七年（422年）条还记录了“外郭”的筑成信息：“辛亥，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这显然都与所谓的“外城”“中城”的设计风马牛不相及！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所谓的“中间城垣”本就子虚乌有！

　　其四，关于平城外郭的记载，不仅见于核心文献《魏书》，还见于南朝（梁）史学家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南齐书·魏虏传》载：“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其郭城东西八里，南北十里。” 此记表述极为清楚：环绕于宫城之南的，并非“外城”，而是明明确确的“郭城”。而且郭城呈矩形，东西八里，南北十里。这个规制与《魏书·太宗记》泰常七年条的记录有一些差异，但与现代研究的实测距离（从仅存的平城北垣遗址到明清南城墙）更接近，故更加值得采信。

　　其五，尤为精彩的是，清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902一1905年）期间，清朝研究《水经注》的专门家、湖北宜都人杨守敬，在他的弟子熊会贞襄助下，并结合清朝前贤黄仪、顾祖禹、闫若璩、胡渭、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董祐诚、汪士铎等学者对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研究成果和考证实据，绘出了巨典《水经注图》。这一源流来自北魏郦道元注文的重要图典，将北魏平城的城垣体系作为都城形制的典型案例绘出（同一单元中还绘有邺城、洛阳、长安等），图中，清清楚楚描绘出了北魏平城“宫城+郭城”的二重城垣及其他56条重要地标信息。这张地图用流传有序的古老元素与《南齐书·魏虏传》的记载构成了1500年的“互文”。这是一条铁证，而绝非孤证或后世杜撰。

　　综上五条，我们认为，平城所谓“三重城制”，实则是因核心文献记载的模糊性而造成的一座“海市蜃楼”。多少年来，论辩各方都在为一重幻影般的“城垣”而劳神费力，其实它本不存在！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拓跋氏帝王会在短期内依照邺城、长安、洛阳的蓝本，建立起一座具有中原经典礼制规制和强大防卫功能的都城来，甚至可以创造出一个超越时代的更新特的“模式”来。可惜，客观历史并非如此。相对来讲，能够揭示北魏平城城垣建设真实情况的，倒是那些从事实学研究的学人和来自北魏敌对方的记载。如《南齐书·魏虏传》载：“什翼珪（拓跋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拓跋嗣）始土著居处。佛狸（拓跋焘）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城邑。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堑。”此段记载，出自敌对政权，所记或许会有一些贬损和轻蔑，但其具体描述应多基于使节之目击、商旅之传述及谍报之侦察，于关键数据上往往更具史料价值。考虑到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特别是新建都城百事繁杂，轻重缓急等客观实际，郦道元之所云，《南齐书》之所记，杨守敬之所绘，或许更加符合平城前期的历史真实。

　　太宗以及世祖时代，平城都的战略性城防工程，除了“周回三十二里”的郭城，《魏书》卷三泰常八年（423年）条记：“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今属张家口），西至五原（今属包头），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世祖时代，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六月，又“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东起上谷（今怀来）西至于河（河套），广袤皆千里。”这两条“长城”除了担负畿内不受北方寇侵的任务之外，同时也起着与北方地区隔绝的作用。这表明北魏之国家意志已决心走向同中原地区实现一体化的道路。如此规模的两城，目的既备战当前，又顾及长远，这是当时最大的战略投入，所需国力可想而知，其意义当然也是划时代的。

　　6.（里坊）里坊虽非平城建设中最先动工的工程，却是决定北魏能否在短期内实现其“北方中心城市”政治宏图最为关键的一环。其问题的实质，在于空前规模的人居安置。据相关研究和统计，北魏王朝在迁都前后，通过频繁战争，动迁人口逾二百八十万。其中，出于各种政治、经济与文化目的被特迁至新都平城的人口，竟达百万之众。在短时间内令如此庞大的人口得到妥善安置，并使其转化为预设的生产力与统治基础，无疑是一项极其繁重且艰难的浩大工程。

　　既往研究多将平城里坊建设诠释为一项都城制度的革新，认为草原民族采纳中原人居方式，变“游牧”为“守土”，是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然而，在笔者看来，平城里坊建设的首要驱动力，实为巨大人口压力下的现实诉求。百万新增人口多数来自太行山以东及黄河以西的汉族居民，欲将其快速安置并转化为服务首都的功能性群体，最佳且唯一的选择，便是实行“里坊制”。

　　由于中国古代史书写本质是“官人史”而非“平民史”，《魏书》等核心文献中对里坊的记载寥寥无几。目前可考的关键记载，仅见于上文“城垣”一节所引《南齐书·魏虏传》：“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其郭城东西八里，南北十里。”这段附于城垣之下的简略文字，揭示了平城里坊的三个基本事实：第一，平城东西八里、南北十里的外郭之内，除去公共设施全部用于建设里坊，以安置居民；第二，坊与坊之间开辟了必要的街巷；第三，里坊规模不一，或依据迁入群体的人数随机而定。此外，该记载与《魏书·太宗纪》中泰常七年（422年）筑平城外郭之事可相互印证，表明平城的里坊体系在明元帝泰常年间已基本成形，而非迟至太武帝时期。以上信息，构成了我们研究平城里坊的全部基础。

　　鉴于北魏平城里坊，至今未有考古遗址现身，文献又极度匮乏，我们只能依据公认的人口迁入数据与上述有限记载，尝试建立一个推演数模：

　　①设定迁入总人口为100万。首先，将阴山旧部、盛乐班底及后燕战争幸存者约20万人，依游牧习俗安置于平北六镇及平城鹿苑，令其戍守；其次，将河北、山东、河西、甘凉迁来的汉族农户约50万人，按“计口授田”政策分散安置于京畿田亩，立户农耕；其三，将新纳士人、僧侣及各类官奴约5万人，随其主人安置于宫城、园囿与寺庙之中。最终，所余25万人，主要为掳掠而来的工匠、商贾（另加本地世家大族），需新建里坊予以安置。

　　②将这25万安置人口以户均5人计，得5万户。再依《南齐书》所载，以大坊、小坊折中，取平均值每坊208户，则共需建造 240坊方能完成安置。

　　③平城郭城总面积，据《南齐书》东西8里、南北10里，合80平方里。按1北魏里约合435米换算，约为15.1平方公里。

　　④在此总面积中，扣除宫城、园林、水系、道路、商肆等公共用地（参考洛阳模式，保守估计占比60%），则里坊实际占地为：15.1 × 40% = 6.04平方公里。在此有效面积内建造240坊，每坊占地仅0.025平方公里，直观呈现为一个边长约158米的正方形。在此范围内容纳208户人家，户均占地仅120平方米。

　　通过这一数模，我们可将文献中的历史碎片转化为清晰的空间结构。它揭示出：北魏平城居民生活在一种高密度的空间形态之中。每户120平方米的占地，须囊括其住房、院落及在坊内共享的一切道路与公共空间。这绝非闲适的“田园诗”，而是由国家力量强力塑造的、带有军事化管制色彩的聚居模式。平城里坊，正是这一“高压型”都城在空间组织上的终极体现，即典型的“编户”。当然，这个“数模”仅仅是一种利用人口和土地基数所作的理论推演，真实的人居情况或许并非如此。事实上北魏统治者还有另一手“硬牌”可打，那就是组织大规模的集体劳役：如太祖时代建造鹿园、黄瓜堆副中心；太宗时代修筑郭城、两千余里北长城；世祖时代筑千里畿上塞围；高宗时代开凿云冈石窟；高祖时代的石窟续建和明堂建设，等等……这都是容纳数万人、十数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浩大工程，不仅可以有效消耗拥入首都的劳动力，缓解住宅压力。而且尚显不足，还必须继续通过战争手段再事劳力补充：战争一徙民——劳役——工程，这是帝国的“铁律”，是成就“伟大”的必由之路。

　　7.（御苑）御苑主要分布于宫城北、西、东三面，地处由平旷台地延伸至北部群山的缓坡地带。此地坡面如掌，沟壑平缓，植被丰茂，极宜营造苑囿。从规划设计看，此区域可视作宫城与北部广袤鹿苑之间的功能过渡带。初期或仅依其方位，泛称北苑、西苑、东苑，彼此互通，界限模糊，甚至可能允许平民进出。然随都城建设迅猛推进，尤其在天赐四年（407年）北宫垣（鹿苑南墙）建成，及至太宗时代，东西两苑亦相继划地筑垣，三苑终成皇家专属之禁地，与民间彻底隔绝。

　　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在《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对平城三苑着墨甚多，考辨精深，字里行间不乏惊叹与欣赏。综合前田氏的研究与笔者实地考察，我们认为：平城“三苑”原为鹿苑与南部城市之结合带，功能定位相对模糊。其后渐次向西、东两翼拓展，并分别自北垣墙两端向南延伸，终成包抄武周山东麓与白登山西麓的超大型园林。其间，西、北两苑紧密相连，东、北两苑隔如浑水相望，三者共同构成 “一体三苑，半抱平城”的独特格局，使山川形胜与人文创造水乳交融，形成风光绝佳的帝都气象。

　　分而述之：在初始时，西苑规模恐为三苑之最，其主体建筑为著名的西宫（后称洛阳殿），建成于天赐元年（404年）。前田氏考证甚明，曰：“西宫位于西苑之内，而非宫城之中”。太宗拓跋嗣极喜此宫，常居此理政，并最终于此崩逝。至泰常年间，西宫历经监国太子拓跋焘的大规模扩建，并筑起周回二十里的西苑围墙，规制愈宏。后又于延和元年（432年）拓跋晃被立为太子时，再度修缮，“分西宫三分之一”，建成新的“东宫”——两宫各备屯卫，新东宫，“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形成两宫并立体系（这个体系已预示了十年后那场“太武灭法”、“恭宗幽闭而亡”的政治风暴）。北苑之主体建筑为北宫（即崇光宫），建于皇兴元年（467年）至五年（471年）间。此处为献文帝禅位后之“太上皇”居所，见证了平城中期复杂的宫廷权斗（今此地有上皇庄、下皇庄村落，疑其名有所由）。北苑另一亮点则为虎圈，设于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乃收容各州所贡虎豹猛兽之所，兼具观赏与可控狩猎之功能（约在今卧虎湾一带）。《魏书》载，文明太后冯氏曾伴显祖（献文帝）临虎圈，忽有逸虎几近御座，左右惊溃，唯太后神色不变，其场景之惊险，可想见当时观虎实况。东苑之主体建筑亦称东宫（非太子所居之东宫），建成于太武帝太延二年（436年），专门为东郊祭祖而设。它毗邻白登台——汉高祖刘邦曾被围之处。泰常六年（421年）明元帝又发“京师六千人，起自旧苑（鹿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围墙干脆把白登山也包围起来，这是三苑中建垣最早、且规模后来居上之苑，成为皇帝拓跋嗣彰显孝道的礼制之所。

　　此三处御苑与四座别宫，其兴筑年代与功能特色，恰如一把钥匙，为我们解锁了北魏平城在不同帝王统治下的政治焦点与生活图景。三苑原本皇家宫苑，后来贵戚勋臣也有凭恩旨入居者，如北苑中之“白马城”（今名），即疑为重臣“白马公”崔浩之居处。可想而知， “一体三苑，半抱平城”的独特空间格局，是何其极美尊贵。在即，足令时人仰慕。于今，也可使平城跻身中国最美古都之林，让人无限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