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华光映平城，学术薪火传武周。 4月11日，由云冈研究院主办，云冈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石窟寺保护与传承山西省重点实验室、石质文物保护与研究山西省文物局科研基地、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生态研究院承办的“丝路文明视野下的云冈模式”专题研讨会在云冈研究院一楼多功能会议室召开。此次会议汇聚了国内石窟寺研究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旨在从更宏阔的文明互鉴视角，深入挖掘“云冈模式”的历史内涵、艺术特征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辐射影响力。

　　会议在上午9时准时拉开帷幕。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教授首先致辞。杭侃指出，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王朝留给世界的文化瑰宝，不仅是石刻艺术的高峰，更是 “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流、鲜卑民族与汉民族文化融合的辉煌见证。他强调，随着云冈学研究联盟的成立以及云冈学建设的不断深入，对“云冈模式”的界定不应仅停留在宿白先生提出的石窟寺考古分期层面，更应将其置于全球视野下，探讨其在政治、宗教、艺术及民族认同上的深远影响。

　　会议议程紧凑，学术氛围浓厚，共分为两场进行。上半场的报告聚焦于“云冈模式”的溯源与界定。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常青做了题为《后秦“长安模式”与“云冈模式”的关系》的首场报告。他通过对长安地区现存遗迹的梳理，详细论述了“云冈模式”形成的源流，为与会学者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随后，云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北朝文化研究室主任郭静娜在《“北魏平城佛教石窟群体系”与“云冈模式”》的发言中，提出不应孤立看待云冈石窟，而应将其与大同周边的鹿野苑、鲁班窑等北魏小型石窟视为一个整体体系，从而更完整地还原北魏平城时代的佛教景观。泾川县博物馆研究馆员杜赟清与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武夏则分别从泾州（今甘肃泾川）与南涅水（今山西沁县）的个案入手，展示了云冈样式向外的强力辐射。杜赟清指出，泾川地区的北魏造像在佛像造型与装饰细节上明显受到云冈二期的影响，是 “云冈模式”西渐的重要实证。

　　而南涅水窖藏发现了 805 件石刻。其中，北魏、东魏、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和石刻的出现，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有直接关联。迁都后，洛阳与平城之间的往来交通日益繁忙，官吏、商贾、旅客频繁往返，南涅水正位于这条交通线上。一些鲜卑族人选择在涅水河两岸定居，他们在这里的寺院进行了大量功德活动，促进了当地佛教的兴盛。同时，当年参与开凿云冈石窟的工匠也随之南迁，他们在涅水河两岸利用当地砂石，雕刻佛教造像，供善男信女膜拜。

　　下半场的研讨则侧重于“云冈模式”的传播路径与南传证据。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师秦艳兰的报告《“云冈模式”南传的重要例证——山西太谷塔寺摩崖造像的调查与研究》（与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王炜合作）引起了与会专家的高度关注。该研究团队通过近期在晋中的详细调查，确认太谷塔寺摩崖造像在组合形式与雕刻技法上，与云冈石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为 “云冈模式”跨越太行山向南传播提供了关键的地理坐标。

　　学者宋瑞则以宏阔的视角分享了《“云冈模式”在晋豫及其以东地区的传播》报告，通过对晋东南及河南北部石窟寺的比对，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云冈样式”传播地图。他指出，随着北魏迁都洛阳，云冈的艺术风格并未消失，而是通过与中原传统文化的结合，成为了北方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基石。

　　在热烈的研讨环节，与会学者围绕“丝绸之路”与“云冈模式”的双向互动展开了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云冈石窟不仅是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起点，更是北魏政权通过集聚凉州、西域乃至中亚的工匠与人才，实现的一次文化自信的展示。这种“模式”确立了一种国家意志主导下开凿大型石窟寺的规范，其影响力随丝绸之路的延伸，远播至中原腹地乃至南方。

　　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是对宿白先生提出的“云冈模式”的致敬与深化，更是新时代背景下，云冈学建设走向精细化、体系化、国际化的重要一步。通过跨区域、多维度的比较研究，云冈石窟作为丝绸之路节点的价值得到了进一步凸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注脚。未来，云冈研究院将继续依托重点科研基地，深化学术研究，让凝结在石头上的文明记忆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