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永宏

　　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成立。在内忧外患的夹缝中，梁思成、林徽因等学者以近乎悲壮的姿态，踏上了一场系统调查中国古建筑遗存的征程。此后的十余年间，他们的足迹遍及15个省份、190多个县，用脚步丈量山河，用手稿记录文明。

　　90余年后的今天，当记者手捧新近出版的《这就是中国古建筑 重走营造学社之路》这本书，在首都图书馆聆听该书作者之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讲述“山崖上凿出的北魏建筑史”时，感到我们与云冈石窟之间，隔着的不只是时间，还有一个民族对自身文明认知的深化与嬗变。

　　筚路蓝缕：营造学社的山西起点

　　1933年9月，梁思成、林徽因与营造学社同仁刘敦桢、莫宗江等人从北平西直门车站（今北京北站）出发，第一次奔赴山西，此行的核心目标之一，便是调查大同古建筑与云冈石窟。彼时的云冈石窟，虽为佛教艺术瑰宝，但在中国本土的金石学传统中却长期被冷落。梁思成在日后的记述中分析了3个原因：“地处边僻、交通不便”；“云冈石窟诸刻中没有文字”，“窟外或崖壁上即使有，……却早已漫没不存痕迹”；“士大夫阶级好排斥异端”，尤其是在清朝，儒学家视佛教为异端，自然认识不到石窟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正是这次考察，让云冈石窟的建筑史价值得以被“发现”。不同于以往金石学家对佛像本身或宗教意义的认识，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将目光投向了一个独特的维度——“建筑”的价值。他们关注的不仅是洞窟的布置与构造，更是石窟石刻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式样：柱、阑额、斗拱、椽、瓦、檐、脊，这些在后世中国木构建筑中司空见惯的构件，在云冈的雕刻中呈现出了初型的样貌。

　　一个关键的结论由此诞生：尽管云冈石窟的雕刻中承袭了希腊古典宗脉与印度佛教艺术影响，但在结构原则上，中国建筑并未被外来力量所动摇。梁思成敏锐地指出，佛像雕刻中的外来因素强烈触动了中国雕刻艺术的新创造，而建筑本身则“二千年来保持其独立性”。云冈不仅是佛教艺术的实证，更是中国建筑“同化力”的见证。

　　石刻上的建筑史：为何云冈不可替代

　　为何云冈石窟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据如此特殊的地位？一个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由于北魏时期木构建筑实物留存极为有限，云冈石窟成为认识那个时代建筑发展与文化交流的关键线索。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对云冈石窟进行了为期3天的详细考察。他们“得以亲目抚摩这些珍罕的建筑实物遗证”，并发现这座艺术宝库拥有两重“建筑”的价值：其一是洞本身的布置、构造及年代，与敦煌、印度之差别等等；其二是洞中石刻上所表现的北魏建筑物及建筑部分。

　　云冈石窟提供了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北魏建筑史。早期的“昙曜五窟”平面呈椭圆形，顶部为穹窿状，带有浓厚的中亚与印度风格；而稍晚的洞窟则采用方形平面，出现中心塔柱，窟顶使用覆斗形或平綦天花，壁上刻满中国式的木构佛殿形象。从椭圆到方形，从穹窿到覆斗，石窟形制的演变，清晰地勾勒出佛教建筑中国化的轨迹。

　　这与营造学社的治学理念一脉相承。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梁思成等人之所以坚持田野调查，是因为他们深知，只有通过实物测绘，才能破解成书于宋代的《营造法式》之谜，才能摸清中国古建筑的“家底”。云冈石窟中那些栩栩如生的斗拱、柱头与檐口细节，恰恰提供了文字记载所无法传达的结构信息。

　　薪火相传：从1933年到2026年

　　8月2日，在首都图书馆举行的“重走营造学社之路——中国古建筑系列讲座”，是当年梁思成等人学术研究的当代延续。杭侃教授作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他所代表的，是一套远比民国时期更为系统、更具科技含量的研究体系。

　　这种传承与变革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是保护理念的转变。营造学社时代的工作以调查、测绘与记录为主，带有抢救性发掘的性质。而在当下，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强化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实施“石窟石刻系统性保护工程”，云冈石窟与莫高窟、龙门石窟等一并纳入保护实施范围。同时，《规划》明确要求“规范有序开展重要石窟寺数字化工作”。这样，从“抢救性发掘”到“系统性保护”，折射出的是一代代文保工作者、当代学者对文化遗产认知的成熟。

　　其次是技术手段的革新。梁思成当年在云冈只能依靠皮尺、相机与手绘草图；今天的学者则可以利用激光扫描、三维建模与数字孪生技术，为石窟建立毫厘不差的“数字档案”。例如，在石窟本体系统性保护方面，云冈石窟已建成覆盖全域的监测体系。通过布设196台专业监测设备、570处传感节点，搭建起卫星遥感与无人机联动、区域气象与环境监测协同、动态捕捉细微病害的立体巡护网络。此外，云冈研究院建成全国首套石窟内部凝结水监测与智能调控系统，完成省级重大科技专项“云冈石窟石质文物内部凝结水监测与治理关键技术研究”攻关，抑制洞窟凝结水生成的有效率达97%以上。依托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和省级重点实验室，云冈研究院牵头编制了《石窟寺病害与图示》等地方保护技术标准，形成从病害监测、抢险加固到预防性保护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如果梁思成能看到今天的数字化成果，大概会感慨万千——当年他们用脚步丈量，今天我们用数据重生。

　　最后是研究视野的拓展。营造学社的考察受限于交通条件，集中在主要交通沿线，留下了晋东南等区域的遗憾。而今天的中国古建筑研究已覆盖全国，并且对当年那些未被涉足的区域进行了系统补测。更有学者如萧易，根据梁思成遗留下的3100余张川康调查照片，历时5年重新走访，于2025年出版《漫长的调查》一书，将80多年前的影像与当下的现状进行对比研究。

　　在行走与阅读之间

　　梁思成在《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中曾感慨，云冈石窟“十数世纪来直到近三十余年前，在这讲究金石考古学术的中国里，却并未有人注意及之”。正是营造学社的这次考察，将这座艺术宝库正式纳入了中国建筑史的叙事框架。

　　90余年后，当我们坐在首都图书馆的报告厅里，听专家娓娓道来云冈石窟的空间智慧与建筑文化，我们实际上是在参与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一端是北魏工匠在武州山南麓挥锤凿石的叮当声，一端是数字屏幕上跳动的三维建模数据；一端是梁思成在昏暗洞窟中临摹斗拱的铅笔线条，一端是《这就是中国古建筑 重走营造学社之路》带给我们的古建新知。

　　正如现场一位观众在听课笔记中这样写道，当年，营造学社的同仁们用脚步丈量山河，是为了回答“我们有什么”；今天，我们重新沿着学社的足迹出发，是为了回答“我们是谁”。从手稿到数字，从田野到讲堂，中国建筑史的书写从未停歇，而每一次重走，都是对文明根脉的一次深情回望。而杭侃教授在这场讲座中也启示我们：云冈石窟不仅是“山崖上凿出的北魏建筑史”，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力绵延不绝的见证。